在过去的十年中，编剧游晓颖曾无数次地听妈妈在电话里说起自己所在合唱团里一对祖孙的故事。唐氏综合征的孙子，被奶奶带着参加合唱团活动，和团里的老人们打成一片。
这对祖孙的身影，在游晓颖脑海中，逐渐延展成一幅残酷而不失温柔底色的家庭画卷。这是一对鲜活坚韧对抗着命运不公的勇士，也是这个时代所稀缺的面对逆境可贵的精神力量。
游晓颖一直擅长写家庭戏，细腻的笔触中有犀利而独到的视角与观察。《相爱相亲》将家庭代际间爱情与亲情观念的激烈碰撞、温情坚守娓娓道来，深度挖掘人性深处的暖与光，让她摘得包括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等在内的一众荣耀；《我的姐姐》讲述失去双亲后姐姐在亲情重负与自我向往间的痛苦挣扎、艰难定夺，引发大众对家庭、责任与自我价值的深度叩问，并斩获8.6亿元的档期票房冠军佳绩。
《小小的我》海报
《小小的我》以特殊家庭为切入点，围绕残障孩子春和的成长，着重刻画家庭在其人生中的核心支撑作用，展现外婆、母亲等女性角色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与坚韧付出，同时探讨家庭在面对特殊情况时的困境与应对，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复杂而深厚的情感纽带。
影片中，特殊少年刘春和经历了自己“长大成人”的一个夏天，从家庭中独立，与社会“切磋”，去爱去受伤，更接近了世界，也更接纳了自己。身为弱势群体的少年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等待被救赎的刻板形象，影片自始至终紧扣他身而为人所拥有的自我意识与情感诉求，摒弃猎奇的窥视与同情，也直面脆弱与不堪，呈现真实质感的生活肌理。
上映两周，《小小的我》票房突破6亿，赚足观众眼泪的同时，从演员演技到主人公经历和片中人物选择的各类话题多次冲上热搜，引发社会讨论。
电影上映期间，编剧游晓颖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深入解读《小小的我》的灵感来源、家庭与角色塑造、社会议题融入及创作心路等多方面内容。
编剧游晓颖
【对话】
把特殊的困难，放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
澎湃新闻：这个剧本的起因是你母亲合唱团的真实事例，启发你将它改编成电影其中最触动的点是什么？
游晓颖：我听妈妈讲他们的故事，不是一天两天，是每一天。从那个小孩生下来到他十来岁，一直是跟在这个奶奶身边的。所以这是不间断的十年，这一对祖孙，一直会出现在我妈对我的讲述里。
我也忍不住会去想象，他们俩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蛮缺少这种，逆境里面如何去面对的故事。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在经历着并不是那么顺遂的一个时期，我想也许这个故事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给大家提提气。
《小小的我》剧照
澎湃新闻：为了写这个剧本接触到的各种案例里，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游晓颖：我见到了这对祖孙，也接触到了很多有身体或者智力残缺的小孩，包括孤独症、脑性瘫痪患者。我记得在前期的时候，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她生下她孩子之后，有一次进庙的时候，她跪下来，不是磕头，就是扇自己耳光。她会问菩萨，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都不敢把这一幕写在剧本里面，真的就是太扎心了。
这个妈妈是一个特别厉害的职场精英，发生这样的事，她和我说她的心路历程时，完全的失控，她说她的前半生一切都是可控的，自从生下这个孩子，一切都变成失控。然后你必须去面对这个失控、习惯这个失控，再一点一点地把失去的生活给拽回来。我觉得这个点是很打动我的。
澎湃新闻：和传统关注残障人士的电影不同，这次将叙事的重点放在整个家庭的塑造上，同时也相当于从春和的视角展现了外婆、母亲和雅雅三代女性，为什么有这样的考量？
游晓颖：回到家庭来说，所有这些残障孩子的康复，那些指导第一章写完医院医生的支持之后，下一章就会写“相比于医院的治疗，家庭治疗是所有残障孩子成长面临的更长期的过程”，一定是需要整个家庭投入才能支撑起这个孩子的人生。所以我在结构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把重点放在这个家庭关系的营造上。
《小小的我》剧照
这个家庭，是“母亲”这个角色支撑起来的，是一代一代母亲支撑的代际传递，母亲支撑着春和之前的生活，外婆的到来其实是给予母亲的一种支撑。当她去照顾孙子，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隔代亲”，而是有某种代际传递在里头。
所以无论是现实的环境，还是我自己本身感兴趣的家庭议题，我都更愿意和必须去探讨，这样一个孩子的生存和他家庭之间的关系。
澎湃新闻：家庭的戏是很需要生活的坚实质感来让人相信人物的处境和关系，在这方面你有哪些心得，如何在特殊性和普世性之间如何平衡？
游晓颖：我们设计的这个人物，就是为了平衡这两方面服务的。整个戏进行的过程里，常常是母亲的这种严肃之后就会有外婆的那种“不着调”的出现去冲淡一下。不然的话，整个家庭的那种紧绷感，是会很窒息的。外婆是一个打破这个窒息感的很重要的推手，是她把他们俩从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给拔出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家庭我觉得既是权力场又是战场，但它也可能是我们最后能够抵达的最宁静的一块港湾。它是这样一种综合的感觉。
所以在写到这样一个家庭的时候，特殊性的排序是比较靠后的。我有意不要把镜头聚焦到那种刻意地展示。比如你看他们一家人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镜头对着妈妈在讲那些你要干什么，画面里稍稍地带过春和在用他的手很艰难地剥鸡蛋，你就能看到这个孩子，是这样吃饭的，包括妈妈给他穿衣，你能发现原来这些最日常的举动对于他来说都是这么困难。这都是我们的设计，就是希望把特殊人群的生活困难放在一个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这种气氛下来进行。
《小小的我》剧照
澎湃新闻：在春和的家庭里，事实上父亲是在场的，但他在电影中是隐形的，为什么这么处理？
游晓颖：确实从剧本阶段开始，父亲几乎就是一种在场但失语的状态。这和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的一些观察有关。我们会发现，男性在面临家庭的这种变故时，反而表现得没有女性那么强大。包括我认识的一个家庭的爸爸，当他发现他孩子有这个情况的时候，他的选择是去了海外一年半。我就问他，这个调动真的必须吗，还是只是他的逃避，他沉默了很久，也承认说自己当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这样一个孩子。
我觉得在我们既往的一些叙事里面，女性的失语，这个现象是存在的。那在这个家庭里面，我就选择让父亲“失语”，我是想让大家看到母亲的这种韧性和父亲的缺席形成一个对比感的样态。
少年经历爱欲与蜕变的夏天
澎湃新闻：围绕在春和的这个夏天经历的事情中，除了家人，还有雅雅。对于这个女孩一开始的接近，和最后的抽身，为什么这样设计这个人物的选择？
《小小的我》剧照
游晓颖：雅雅在片子里面，首先她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全职儿女”，她和春和一样，也是一个经历了这个夏天的年轻人。如果说春和处于一个是否离开的焦灼之中的话，雅雅其实也处于同样的状态。
她当了一年全职儿女，跟父母的相处已经很不适应了。同时她作为身体非常健全的人，不同于春和受困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母亲，雅雅的被困是被自己的迷茫和一些外部因素所困。所以当她看到春和的时候，也是带有一种好奇的，同时她看到春和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自己的人生有特别明确的方向和特别强大的动力，而她自己对于人生好像还是在一团迷雾当中，这令她非常欣赏春和的生命力和热情。包括她看到春和看的书，写的诗，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冲击。所以她会情不自禁地去靠近他，去探究他，甚至出于好奇去探索。
但是当春和真的感受到了这种东西，两人之间产生这些悸动、情愫，想要去说有没有可能再往前认真地进一步发展一段关系的时候，其实雅雅是会怕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不太成熟的、二十出头的女生的一个状态。前面因为她的性格是比较热烈向前的，但是当她怕的时候，她也会迅速地缩回来。
澎湃新闻：电影里有句很重要的台词说“他们觉得我只需要吃喝拉撒”，进一步的欲望很少被看到，这部分的需求是如何观察和考虑的？
游晓颖：这是调研过程中几乎每一个人说到的点。他们也会聊到感情生活，其中不少人是有女朋友的状态，当然要再往前走的时候，会面临很多阻碍，不用说是组成家庭，哪怕是出了这间房间走到大庭广众之下，能不能承受旁人异样的眼光，都是会令人畏缩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幕，有一个男孩跟我讲他跟一个喜欢的女孩的故事时，他爸爸突然打断他说你就不要想了，这是不可能的。男孩也很激动，一下子就站起来说，为什么不可能？他气得整个人都在抖。不要说别人了，即便在脑瘫患者父母的眼中，他们好像也不该有情感欲望的诉求。
澎湃新闻：片中有几场梦境的表现，并不是现实主义的手法，但展现人物的内心的变化，是怎么考虑的？
游晓颖：我觉得这一个夏天对于这个男孩来说，他从经历死亡的冲动，到他慢慢地去感受和周围的世界发生的种种碰撞，最后完成自我的成长和蜕变，包括去受伤，对于春和来说也很重要，少年在青春期总会经历挫败拷打，不以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撕皮的那一场戏，就是他蜕变的一个仪式。他在用这样的一种手法告诉大家，那是他抛掉了过去，把自己真正地打开了。
在蜕皮的那场戏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细节，他撕掉的那张海报，那张海报底下其实是一面镜子。这个男孩他虽然展现出来的是很温和，甚至是乐观的样子，但是他曾经一定有过不堪去面对自己的一些时刻。所以他用一张赛车的海报，挡住了那面镜子，不想去直面自己的身体缺陷。但是当他撕掉那张海报之后，他也完成了这个夏天的一个蜕变，这是一个对于他来说很重要的仪式。
《小小的我》剧照
愿意为了有价值的表达，“冒犯”观众
澎湃新闻：上一部《祝你幸福！》中的妈妈对植物人的女儿说“想放弃”，这次的母亲也并不完美，将这些矛盾暴露出来，你写这些母亲的意义是什么？
游晓颖：我觉得她们应该被看到了。她们并没有不符合什么期待，反而是我们太过于习惯了某种“圣母”式的光辉，似乎母亲的奉献都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当我自己在生完小孩，包括在照顾孩子的那个过程当中，真的会很崩溃，那种崩溃就是会让你的内心闪念出那么一两秒的“恶意”，觉得可能没有这个孩子我的生活该多好。但是，这样的事我一直说这是“论迹不论心”，陈露也许心里闪过一两秒这些可怕的念头，可是她做的事情依然是一个母亲能付出的一切，她攒下那一叠的火车票，她认识他班上的每一个孩子。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女性每一秒都是那么伟光正的，我希望我们的大银幕上多一些不必那么“完美”的母亲和女性。
澎湃新闻：我自己印象很深的一场戏，是陈露生完孩子，春和到医院去看那小孩，看起来是一个过场的闲笔，是陈露被扶着去厕所，说自己尿不出来，这种女性生育之后的狼狈，之前也很少被展现。
游晓颖：可能做过妈妈的，都会对那种狼狈刻骨铭心。我自己生完孩子第一次从床下下来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要死过去。刚好蒋老师（蒋勤勤）也是经历过那个过程，她就演得非常逼真。生活的细节就是这些“毛边”，那场戏的主要冲突点是春和去抱孩子之后陈露的反应又刺伤了他，但之前这些细节又恰好是让人物更真实地呈现。
有的人会说她过去推春和会不会太过分了，你要考虑她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刚刚经历生育后的妈妈，整个人都是炸毛的，就像一头母狮子刚刚诞下小狮子。无论谁去拿它的幼崽，她都会一下子就产生应激反应。我觉得这是母亲的本能。那场戏也是我们很努力保留下来的。
《小小的我》剧照
澎湃新闻：妈妈在片中做了一个再次生育的选择，好像是对春和的某种伤害，但也是另一种保护？或者是这个女性对于自身救赎的一个选择？
游晓颖：在我们接触的这个群体里，这个选择是占了绝大多数的。我记得一个妈妈对我说，当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后，她才知道，原来当妈妈“没有那么累”，这句话也非常触动我。所以无论电影里人物的选择是什么，我觉得引发的讨论都是好的。
对于电影有不同的声音，首先意味着大家看到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个电影的存在是让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做一些准备，能够准备好去迎接他们，不是让他们去“融入”我们，而是让他们在整个社会上，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澎湃新闻：这些年你写的一些角色，她们的选择会“冒犯”到一些观众，比如这次雅雅和妈妈的选择，还有像是之前《我的姐姐》结尾安然的选择，当时也引起很多讨论。这些争议是在写作阶段就能预见到的吗？
游晓颖：肯定会有一定的意识。因为你就是会听到有人跟你讲，说这个东西他看了“不舒服”。但是我还是会去衡量，就是这种不舒服是不是我需要的不舒服。我当然不是故意想要去挑战这种东西，但是那些我努力保留下来的东西，我都觉得是重要和必要的。你一旦有表达，总归是会面临有的人理解，有的人不理解，表达就是会带来被误解的风险。但如果这个表达是有价值的，我愿意保留一点这样的风险。因为毕竟还是有人愿意去看到这样的表达。
澎湃新闻：你的作品里一直也会出现不同代际之间女性处境和选择的对照，《相爱相亲》《我的姐姐》《祝你幸福！》里都能看到，现实生活里，你对女性题材电影越来越高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有着怎样的体会？
游晓颖：我觉得今天女性是在寻求一种更自由的状态。包括我们2024年看到很多女性作品里面，都是有新的女性主角的形象出现，那种挣脱枷锁、挣脱捆绑的东西，越来越明确了，我们展现的已经不是从“负数”开始的那些觉醒了，今天的影视作品可能已经一上来就是新的女性的问题，新的女性的挣扎。
就像外婆的那些纱巾，过去她试图去遮挡自己的伤疤，最后她把那个纱巾亮出来，亮出她的伤疤，我觉得大家越来越坦诚了。这种坦诚是既表现她们的美好可爱，而且我们也坦承，我们的脆弱和不那么光亮的那一面，我们内心的阴暗、幽闭的东西，不再害怕把它拿出来，放在桌面上来谈论我们的脆弱，甚至不堪。
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完人，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女性，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现在整个创作的趋势里面越来越显性的，带来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新的形象被观众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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