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8岁。适逢戴逸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推出系列纪念文章，怀念这位新中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
戴逸
戴逸先生在中国历史学界特别是清史学科，学术地位是宗师级的，学术成就是高山级的。对于他的学术贡献，有不同的分类和概括。我粗略归纳为四个字：领、通、学、容。
（一）领：引领清史学科建设，引领清史纂修工程
历史学大家庭中，清史既是年轻的学科，不过百年，又是厚重的学科，档案文献浩如烟海。戴先生以拓荒者的勇气和智慧，通过《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打造了具有人大特色的清史研究知识体系，今天仍在沿用，不过时；通过创立清史研究所开展系统研究和人才培养，搭建了学科点全覆盖的清史研究学科体系。在他的擘画下，人大清史所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清史研究的重镇、旗帜。这一点，我们都是受益者。
易代修史、盛世修史，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之一。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组织纂修过《清史稿》，国民党当局退往台湾后，做过《清史稿》的校注。《清史稿》有其所长，但问题更多，主要是史观颠倒、史实错谬、史料缺失，难与二十四史媲美。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动议纂修清史，戴先生参加过1965年成立的清史编纂小组，筹备清史纂修。1978年，戴先生领衔的人大清史所成立，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为未来的清史纂修培养人才、积累资源。2002年，在戴先生等老一辈历史学家集体呼吁下，清史纂修以国家级文化工程的规格启动。近百年的清史纂修构想走向实操。
清史纂修工程，既是继承易代修史传统的国家大事，又是推进清史研究事业上台阶的历史性契机，既是人大清史研究的阶段性目标，更是戴先生个人的毕生夙愿。国家寄予厚望，社会高度关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戴先生毅然挑起这副重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清代历史的新特点，开创了通纪和图录两种全新体裁；在推进主体工程撰写的同时，同步推进文献、档案、编译等基础工程和出版、网络等辅助工程，服务保障主体工程撰写，使清史纂修成果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基础上，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兼容并蓄。
历二十年之功，清史纂修工程实现了至少五项成果：完成鸿篇巨制的主体部分，整理了海量国内外文献档案，整合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清史研究资源和力量，培养了一大批清史研究中坚分子，积累了推进重大文化工程的经验和方法。清史工程成为国家加大对人文社会科学重视和投入，提升整体国民素质的一个缩影。清史工程的参与者和成果的阅读者、利用者，都是这项文化盛典的受益者。
（二）通：通古今，通中外
——清王朝不是割裂的，而是前后贯通的。
传统的革命史研究，将清史割裂为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在清朝十二个皇帝里，道光帝最“悲催”，三十年统治期被硬生生切成截然不同的两块。前一块又成了后一块的背景。戴先生主张跳出传统思维，贯通清史，梳理基本脉络。他认为，清代历史与其他大一统王朝一样，也分为盛、衰、亡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既自成一体，又互有联系。他主张，要从整体和全面的视角看待清王朝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看待清朝衰落的历史必然性、偶然性和深远影响，看待晚清近代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借鉴意义，让清代历史的书写更完整。在新修《清史》的通纪大纲中，他特地将嘉庆道光合并为一卷，打通1840年这个分水岭。事实上，尽管1840年具有划时代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并不意味着1840年一到，中国社会就齐刷刷步入了近代，在没有遭受鸦片战争冲击的地区，生活照旧，战争的影响有限，或者多年后才传导过来。打通1840年，并没有改变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的认知，但对于从整体把握清代历史的基本脉络，是非常重要的。
——清王朝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有一席之地。
戴先生主张，无论是清史纂修还是清史研究，都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既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中国。历史学工作者，不能只懂自己擅长的专业，还要放眼全国、全球，乃至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他曾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比中国和西方世界力量消长的成因；他主张收集和整理海外文献，并从外国人写的日记中为清代悬案解谜寻找线索。
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军与准噶尔部在乌兰布通开战，各种传世文献和教科书都记载清军获胜，遏制了准噶尔部的扩张势头。然而《清实录》和《康熙起居注》记载，清军回京之时，康熙帝传旨全军不得进城，统兵大将福全等人受到处罚。打了胜仗，待遇却与打败仗相仿，这个怪事困扰了戴先生多年。直至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组织翻译出版法国传教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这个疑惑才有了解开的可能性。李明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清军在这场战役中打了败仗，损失惨重，但准噶尔部担心中埋伏，没能乘胜追击。
清代中文文献多有讳败为胜的篡改，但海外文献被清廷篡改的可能性较小，反而凸显了其参考价值。坚持清史纂修和研究的世界眼光，其意义不言而喻。编译组还找到了莫理循文件、伦敦新闻画报等有价值的海外文献线索，它们的发现、整理和翻译过程，我都亲身参与，与有荣焉。此外，关于顺治出家、雍正继位等清代历史谜团新的解读，都离不开海外文献的佐证。
——清代历史并非前倨后恭，而是有着独特的历史定位。
学术界长期存在对清代历史的否定，将“闭关锁国”和“丧权辱国”作为清前期和清后期的代名词，甚至影响到普通公众对清代历史的评价。事实上，任何时代的历史都并非一无是处。清王朝作为对今天影响最大的封建王朝，跨越古代和近代，其自身特点更加鲜明。戴先生秉持马克思主义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分析清兵入关、康雍乾盛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性质和历史定位，客观看待清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经济地位和政治角色的变迁，客观评价清代中西贸易的实际规模、全球影响和闭关政策的实质内容，客观讲述清王朝在奠定近代中国疆域版图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其结论是辩证统一的。
（三）学：拥抱新事物，永远新思维
耄耋之年，本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但戴先生活到老、学到老，一方面是清史纂修重任在肩，必须坚持学习，紧跟时代步伐，另一方面也源于他的学习习惯和广泛的兴趣爱好。
——于细微处感知清代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在20世纪90年代及其以前，很少有人将作为文学作品的诗词视为历史文献。戴先生领风气之先，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中，大量引用乾隆御制诗文，分析乾隆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经历和情绪变化，考证乾隆年间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诗词在探究太后下嫁之谜、乾隆生母之谜等清代重大事件方面，发挥了重要对照作用。在戴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特地整理出版了《清代诗文集》，收录了大量清人作品。他希望学术后辈能够从诗词中发掘新线索，解读新问题，做出新贡献。
——重视影像资料的作用。
清前期，一大批西洋人进入紫禁城，成为御用画师，留下许多宫廷工笔画作；清后期，照相术发明并引入中国，晚清许多历史人物留下了清晰的照片。这是明代及其以前不具备的新型历史文献。戴先生非常重视，不但力主将其引入清史纂修工程的主体部类，而且鼓励相关学者积极收集整理。只要图片罕见且确有价值，哪怕远涉重洋，也要想办法收录进来。除了主体部类使用的图片资料外，清史工程还出版了图录丛刊，让更多尘封的历史图片重见天日，让更多人了解那个印象模糊的年代，以及其人其事。除了图录之外，中文文献、历史档案、海外文献，都借助清史工程得到了一次全面系统整理，一大批沉睡的档案文献被激活，进入了互联网数据库，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真正发挥了存史资政的作用。
——多学科药方专治历史学的疑难杂症。
在戴先生支持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中央电视台、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物证研究中心、清西陵管委会共同合作，对光绪帝的头发和衣物残片进行化学鉴定，确认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清光绪帝死因之谜的研究过程，成为借助自然科学工具解决社会科学难题的经典案例。
戴先生思维是活跃的，是灵动的，我想，这一定跟他终身学习的习惯和与时俱进的思维有关。对于耄耋老人来说，这样的劲头尤其难能可贵。
（四）容：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戴先生最重要最可贵的品质，是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尤其在当下，各行各业都苦于“内卷”的气氛里，这样的品质尤其难能可贵。
在他身上，看不到唯我独尊的门户之见。对于各种流派、学说和观点，只要没有政治路线上的问题，他都认真倾听，持开放态度。在他看来，只有形成真正的争鸣、争论，才能促进学术事业进步。
戴先生带过很多学生，有过很多第一。比如第一个外籍女博士、第一个国内文科女博士，等等。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乃至德国、日本等很多国家和地区，桃李满天下。学者，既要钻研学问，也要传道解惑。戴先生对两者做了很好的平衡，他既手把手教史实、教方法、教技巧，又放手让学生们在有兴趣、有能力驾驭的选题中遨游。特别是清史工程每个主体项目的撰写、审改，以及基础项目的整理、翻译、编校，都是为弟子们提供了充分的锻炼机会，既是对写作水平和思考能力的锻炼和检验，也是对精神对灵魂的洗礼。这样的锻炼机会，非常难得，弥足珍贵。
对于学生，他坚持宽严相济。当年我报考他博士的时候，提出希望研究清末民国北京的房地产问题时，他很坦率地讲：这是个很前沿的命题，有现实意义，不过这方面我是外行。如果你想好了研究这个选题，就义无反顾地做下去，我全力支持，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你尽管说。毕业后，我曾受邀参加清史通纪有关章节的撰写，他专门召见我，对写作时间和文稿质量提出了很高要求，展现的是一种对学术事业负责任的态度。
历史文学和科普，是独立于历史学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条历史学创作路径。虽然是两股道，但戴先生认为，科研不但要为学术服务，也要为普罗大众服务，既要在象牙塔里讲究学术规范，又要坚持红色的、民族的、人民大众的属性。人大清史所的老师里，不乏文笔精彩、文艺天赋出众的作家，也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以及带有科普性质的大众读物，深受读者欢迎，客观上也使更多人对清史有了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比如早期凌力老师的《少年天子》，再比如清史所老师们集体创作的《清宫之谜》丛书。对于这样的科普创作，戴先生不但支持，而且不遗余力地创造宽松环境，帮助他们成才成功。
戴先生的可贵，在于他实事求是的崇高理想，在于他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在于他无私无我的厚重品质，在于他一生为清史的矢志追求，在于他修史报国的时代格局，在于他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
跟着戴先生学清史，不但总揽三百年治乱兴衰，五千年起承转合，更是正本清源，知行合一，以史为鉴，学以致用。
【作者简介：唐博，戴逸教授关门弟子，现供职于中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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