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贝尔在特朗普外交团队后认为，下届政府在印太地区的政策连续性将大于其他地区，包括美英澳三边同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拜登苦心经营的针对中国的小多边机制都会存续下去。双方外交团队在限制关键技术流入中国军事领域方面，也形成了共识。
其次，特朗普为自己的再度执政设定了一些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目标包括尽快结束俄乌战争、以哈冲突等。而要兑现这些承诺，特朗普认为他需要中国方面的合作。月前，他在社交账号上呼吁俄乌尽快停火和谈，并特别指出“中国可以帮忙，世界正在等待”。 在当选后的首次记者会上，特朗普更语出惊人，称只要中美两国联手，它们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这多少会让人联想到曾经一度的热门词汇“中美共治”（Chimerica）。当然，言语上忽冷忽热是特朗普的一贯风格，很多时候也做不得数。但至少，在诸多国际难题上需要中国协助的背景下，特朗普对华不太可能采取僵硬的强对抗政策，而是会为双方可能达成的妥协留出空间。
目前，特朗普的外交国安团队是清一色的对华鹰派，但这不等于其内部就完全没有制衡强硬派的力量。尤其是他引进了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体制外力量对付华盛顿的官僚机器，即所谓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此举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可能是这些体制外力量在对华政策上对鹰派形成一定的制约。虽然新政府尚未就职，但马斯克已经对美国内外政策施加了肉眼可见的影响力。马斯克的电车品牌特斯拉在中国设有超级工厂，而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政府临时拨款法案就剔除了共和党议长约翰逊想要加塞的对华投资限制，这可以说是以马斯克为代表的对华温和派的一次小胜。
另外，对华鹰派在多大程度上能实施他们的反华理念和政策议程，还要看特朗普的意思。超级反华鹰派卢比奥自从被提名为国务卿候选人后，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就格外谨言慎行。当被问到是否会在对华问题上保持原来立场时，他称制定外交政策的是特朗普，国务院只是执行总统的政策。对于遭到中方制裁一事，他也低调地表示一定能够找到接触中国的解决办法。
总之，特朗普2.0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远远不是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和其第一任期相比，我们将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更为老练、更有弹性的特朗普。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认识特朗普，而不是拘泥于过去的思维定式。
在和特朗普打交道的时候，首先应当避免一些老生常谈的认知误区。例如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简单定义为“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特朗普确实言必“美国优先”，从美国外交的周期看，也确实处于一个战略收缩和内政优先的阶段，但这不表明特朗普只关心美国本土利益，不关注海外利益；也不等于说他的外交只有收缩，没有扩张。
例如他还没上任，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三大领土主张——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和加拿大，让美国的盟友和敌人们都大跌眼镜。这不是扩张主义是什么？只不过他现在感兴趣的扩张区域不在亚太，而在美洲和北极。不难想象，一旦被手下的反华鹰派说服台湾地区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攸关美国国家安全，他也会叫嚣要把台湾地区收入囊中——虽然这很可能只是其“狂人战略”的一种手段。
又如我们习惯于把特朗普看成是一个交易型（transactional）的总统，似乎只要开出好的条件，给足甜头，他就可以不顾价值观，不管盟友，甚至撕毁协议，与任何人达成交易。其实不然，在其畅销书《交易的艺术》中，他就曾表示：“我并不满足于仅仅是过好日子……我想要创造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东西，一些值得付出巨大努力的东西。”尤其是特朗普2.0，他会更多考虑自己的历史定位和遗产。
例如特朗普日常自诩为“和平使者”（peace maker），尤其反对美国卷入各种消耗巨大的战争和冲突。在胜选演说中，他承诺不仅不会发动战争，“还要制止战争”。在美国深度介入的中东问题上，特朗普一改第一任期中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态度，声称只要伊朗不寻求核武器，“我们会（对他们）很友好”。马斯克甚至在获得内阁提名前，就在纽约会见了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特朗普有可能完成前任们都无法完成的使命，在中东开创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只有特朗普能去伊朗”，就像“尼克松去中国”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2.0同样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说，他不相信特朗普能和中国达成“大买卖”（grand bargain），因为中美战略竞争完全看不到终局。但特朗普大概不信这个邪。毕竟，对于这样一位胜利驱动型的政治人物来说，没有什么是比达成政敌所无法无企及的伟业并因此而名垂青史，更令他愉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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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伟系澳门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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