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后，我曾想在英国做护工

我也可以做一名护工？

当我一本正经地跟做医生的英国男友说，我想成为一名护工时，一贯支持我做任何决定的他，反应令人失望：“你再考虑考虑吧，不要凭着一时冲动就想进入医疗照护行业。”

别人越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我越想去做。

打开电脑，坐标定位于我所在的英国中部小镇，范围设置为10英里（16公里），仅在一个网站上，我就发现了50多份招聘护工的广告，薪酬在每小时11英镑到14英镑（100-128人民币）之间，主要的工作场景是医院、养老院、以及客户的家。

小镇附近一家养老院的护工招聘广告。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特约撰稿曾茵子截图/摄

“做护工可以帮助他人，有稳定的收入，不用依靠你就能拿到签证，几年之后还可能有培训机会，成为护士、康复治疗师助理，不是很好吗？”我问男友。

“你之前在咖啡馆打工的时候，每天回到家都要抱怨。做护工是要去给别人擦屎擦尿的，你在服务行业里最受不了的一切，在护理工作里只会加倍出现。”他再次给我泼来冷水。

说实话，做了几年记者，又在伦敦读了纪录片研究生，考虑去做护工是出于无奈。毕业后，我曾经满怀期望可以在英国纪录片行业里一展身手，谁知道摸爬滚打一年多，连相机都没碰到——在后期公司的地下室厨房里做咖啡，上夜班给拍摄团队格式化储存卡，短期合同时有时无，收据信收到手软……面试时别人问我5年后希望看到自己在做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导演”二字。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学生签证就要到期了，回国还是留英，以怎样的方式留在这里，我都没有答案。

为了给失业的生活找点意义，我每周会到镇上医院的老年病房做志愿者。医院位于镇中心，属于综合性医院，有急诊、综合护理和癌症、中风等专科。总共大约790张病床，急诊科24小时开放，为郡县里的88万人口提供服务。

医院官网上招募的志愿者有14个工种，除了我选择的病房志愿者外，还可以申请去急诊科陪病患和家属聊天、开电瓶车在医院里运送病人、帮忙跑腿传送医学样本和处方、陪伴临终患者等。

支撑这个志愿者队伍的是广为人知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根据NHS England的数据，在全英，医疗志愿者总共大约有10万人。疫情期间，有超过40万人参与了NHS志愿者响应者计划，其中许多人至今仍在参与志愿服务。

同在医院工作，男友的社交圈里大多是医生和护士，而志愿者工作让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护工这个群体。有天，在和一位来自印度的护工聊天时，我提及了对签证的焦虑。“你也可以来做护理工作呀”，他不假思索地说，好像这是个理所应当的最优解，“提供工签，培训期间有收入，工作也轻松——你看”，他歪头指向他负责的病区，“他们现在都在睡觉，我就没什么事要做了。”

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的早上，病房里很安静，这位护工在和我聊了会儿天后，在病区一头的桌子前坐下，开始处理笔头工作，时不时抬头观察他照护的六位病人。看着他神闲气定的样子，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也许我也可以做一名护工？

我居住的小镇。

“被需要”

志愿者的培训在中风病房里进行，我们要在四周掌握如何分配三餐和茶水、整理床铺、陪病人聊天。在病房里，我们和护工配合密切，可以帮护工“打打下手”。但志愿者主要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陪伴，而护工则负责护理的方方面面。

我陪伴的第一位病人名字叫John，他的头发花白稀疏，脸圆圆的，身材有些肥胖。护工把我安排到他旁边的时候，低声提醒我：“他有点困惑。”

John坐在病床旁边的软椅上，面前的小桌子上没有任何个人物件，只放着医院统一发的水壶、杯子和纸巾。他床位上方挂着块白板，记录着病人的基本情况。John的白板上，蝴蝶图案的方框里画着一个勾——在英国和爱尔兰的近两百家医院中，患有失智症或记忆力衰退的患者可以加入“蝴蝶计划”，通过蝴蝶图案标识来提醒护理人员关注患者的特殊需求。

我搬了张椅子在John对面坐下，他眼神散漫地漂浮着，始终没有落在我身上。我试探着自我介绍，问他：“我能在这儿陪你坐会儿吗？如果你觉得不方便，我可以离开。”

“别离开我！”他突然转头看向我的方向，眼泪大颗大颗地从脸颊滑落，“别离开我……”他反复哀求道。我连忙安抚他，没想到“离开”二字，对他来说似乎意味着抛弃。

我给他递去一张纸巾，却发现他的手没有准确地找到我的位置。我把纸巾放到他手掌上。

他擦着眼泪，急促的呼吸慢慢变得平缓，“你真好”，他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谢谢你。”

“你喜欢什么动物呢？”我试图找个轻松的话题转移他的注意力。

“我喜欢大熊猫。”他脱口而出。

“是吗？为什么喜欢大熊猫？”我笑道。

“我也不知道，它们很笨拙可爱。”John说。

“但它们每天就知道吃饭和睡觉，挺没用的。”

“没用……我现在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喃喃道，“其实有时候，真希望我可以快点死掉。”

我愣住了，一时无言。后悔自己刚才的玩笑话，竟如此不合时宜。一阵沉默后，我决定实话实说：“其实，能和你坐在这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陪伴。你的存在，对我很重要。”

出乎意料地，John咧嘴笑了：“这么听起来，确实有那么点意义。谢谢你。”

我把病床配备的移动电视机调整到他耳边的位置，陪他一起看。他时不时扭头望向我的方向，确认我在旁边，又继续安心地听节目。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凑近些：“你想听个笑话吗？”

我点头：“当然！”

“有什么比一个漂亮女人更好？”

“什么？”

“两个漂亮女人！”John被自己的话逗得放声大笑，我忍不住摇头，跟着笑了起来。

那天，我久违地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我想，如果做护工能获得这般成就感，我会毫不犹豫地尝试。

病房里的气味与“my love”

“你能帮我拿一些尿片、擦纸、纸盆、干净的病服、内裤和床单过来吗？噢，还有红色塑料袋！”戴红框眼镜的护工利落地跟我说。尿片、擦纸、纸盆、病服、内裤、床单，我反复默念这个列表，快步走向分布于病房各处的储物间，生怕遗漏了什么。

中风病房四周的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了老年病房。这里住着约40位老人，几乎是中风病房人数的两倍，许多病人患有失智症，病房里总有新的状况发生，没有一刻清闲。

就在一分钟前，我还在听面前这位瘦小的老奶奶念叨着她要去抓一只飞在天上的龙，突然她从床上坐起来，推开面前的小桌板要往外走。我担心她跌倒，却因为志愿者未经专业培训不能搀扶病人，只能赶紧向目之所及的护工呼救。红框眼镜护工过来解围，她先是用温柔但坚定的语气，说服老人在床边的软椅上坐下，然后快速地瞟了一眼床单上深褐色的印记，给我作出指示。

几分钟的工夫，红框眼镜护工已经将床单、枕套、被单和毛毯按照污染物和非污染物分类，分别装入红色和白色塑料袋。另一位护工加入进来，她们拉上病床四周的帘子，开始给老人进行换洗。

在医院里，但凡被血液或排泄物污染过的物品，比如床单、衣物或杯子，志愿者通常是不碰的——这些都需要护工、护士等专业人员来处理。即便如此，病房里的气味是谁也逃不开的。刚开始做志愿者时，每次下班回家，我都觉得那股强烈的味道还残留在鼻腔里。在与护工们的聊天中，我发现，这也是他们普遍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

Bimbola个子不高，脏辫扎成马尾束在脑后，很爱笑。她也是老年病房的一名志愿者，今年41岁，与此同时，她的正职是一名住家护理员（Live-in Carer）。

在英国做护工的工作场景主要有三种：医院、养老院和老人家里。三者职责类似，通常都不需要统一的职业资格注册。相比之下，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医院工作，环境更规范，带薪年假和病假、养老金计划和职业发展机会都有保障。养老院大多为私人机构，待遇和保障因雇主不同而差异较大，但总体薪资低于NHS。住家护工一般受聘于第三方机构，除护理外，他们还要负责照顾客户日常生活，包括做饭、清洁、带客户外出等。

小镇附近，招聘居家护理人员的广告。

上岗第一天，Bimbola跟着前辈护工学习如何给客户清洗身体时，惊讶地发现客户竟然是一名男性。“啊！我不能看！”她惊叫着捂住眼睛。她告诉我，在她的家乡尼日利亚，护工只照顾同性别的客户，而这也是她必须克服的第一个障碍。

清理排泄物是第二个障碍。Bimbola坦言，刚开始她也忍不住想看向别处。“每次清理后，我甚至恨不得找个地方呕吐。”她做出一副恶心的表情。后来，她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思考：“如果客户是我婆婆，她会希望我在照料她时别过脸去吗？”这样的自问慢慢帮助她克服了心理障碍。

老年病房的帘子内，传来熟悉的安抚声：“亲爱的，把你的臀部抬起来好吗？我知道很不舒服，对，就这样，你做得真棒！”

在这个医院里，不论医生、护士，还是护工和服务员，都习惯称病人为“亲爱的（my love）”。刚听到时，我觉得这种称呼有点矫情刻意，像淘宝客服常用的“亲”，但在病房的特殊语境里，它却奇妙地生出一种温暖的力量，拉近了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之间的距离。

为保护病人隐私，每次护工们在拉上帘子给病人做护理之前，都会礼貌地请志愿者离开。即使隔着帘子看不到里面的情景，帘子外的人也能感受到不同的氛围。有时帘子内是护工和病人平静地聊着家常，有时却是病人的喊叫和咒骂。帘子打开后，我偶尔会看到护工们脸上的疲惫，有时他们甚至忍不住对我苦笑摇头，但他们转头面对刚刚朝他们发脾气的病人时，依然温柔地称他们为“亲爱的”。

忙、忙、忙

Michael是一位20岁的英国白人小伙，目前正在攻读医学院。“学医的人通常都怀着帮助别人的理想，也许有点天真。”他带着几分自嘲回忆道。2023年，他利用大一暑假，在伦敦一家私人养老院做护工，既为赚取零花钱，也想积累与医疗相关的经验。

他签的是零小时合同（Zero-hour Contract），没有保障最低工时、没有病假津贴或养老金，雇主随时根据需求给雇员派工作，雇员也有自由接受或拒绝工作。这种合同一般存在于服务行业，根据英国议会下议院图书馆的数据，目前英国大约四分之一的社会护理工作者采用零小时合同。英国2023年最低工资线为每小时10.42英镑，Michael的工资是11.10英镑每小时，仅仅略高于此。

在Michael的想象中，护理工作是为了帮助客户更好地享受生活。然而，真正开始工作后，他才发现，护工能做到的只是维持客户的基本生存：擦洗、换衣、喂食——他的工作重复且永无休止。“当你好不容易把每个人都洗漱好，已经到了午饭时间；等你让每个人吃完饭，又到了换洗的时间。如果你稍微多陪一位客户聊几分钟，下一位客户可能就要在屎尿中多等几分钟。”

作为新手，Michael为每位客户花的时间比熟练护工要多，他也坚持不走捷径，确保护理质量。然而，这份认真负责反而让同事们不愿与他搭档，因为他的工作节奏拖慢了整个团队。

理论上，他在12小时的轮班中有半小时午饭时间和两次短暂的休息时间（各15分钟），但实际上，他几乎没有机会停下来喘口气，午饭时间也常被压缩。一天工作下来，Michael感觉筋疲力尽。零小时合同下，接班或休息由员工自己决定，为了多赚钱，他常常连续上四五天的长班，休息两天后继续。

客户的不领情也让他备受挫折。他理解，被陌生人擦洗不仅意味着失去隐私，还可能伴随着身体上的不适，因此不少客户会表现出抗拒甚至愤怒。但当他的努力换来的只是客户的咒骂时，他仍然感到难以释怀。“其实，客户的一句‘谢谢’就能让整个护理过程顺利许多”，Michael说。

他依然提醒自己：保持职业操守，不能因为与某些客户关系较好，就对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或情感。

忙碌也是Bimbola的常态。做住家护理时，她一般在客户家里住两周，第三周休息。她要负责照顾客户生活的方方面面：洗漱、穿衣、买菜、做饭、拿药，陪客户散步、聊天。除了每天一小时的午餐，客户睡觉的时间是她唯一的休息时间。但她也无法完全放松。有时，她要利用这段时间打扫卫生；而她终于躺下后，休息也可能随时被打断。

有一次，她刚入睡，就被患有失智症的老人叫醒，对方问窗帘是不是没拉上。Bimbola再三确认后，老人才返回自己的房间，而她却再也难以入眠。“即使是休息的时候，如果客户敲门，你也不可能说‘我没空’，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需求有多紧急。如果因为你的照顾不周导致问题发生，责任全在你。”她感叹道。

而在老年病房，护工的时间更是捉襟见肘。他们一般是37.5小时每周工作制，每次轮班12小时，中间可能穿插一些半天班，工作日或周末轮休。在医院，护理都由医院聘用的护工完成，免费提供给病人。这源于NHS提供可及且平等的医疗服务的宗旨。NHS成立于1948年，主要依靠税收作为运营资金。除了处方药、视力测试和牙科等少数服务外，大部分治疗是免费的。

对于需要24小时一对一看护的病人，医院会额外聘请护工，一般是兼职护工，每小时工资比全职护工高。即使一个病人有自己的住家护工，他们也不被允许带到医院，因为医院要对在病房里发生的事情负责，每个在医院工作的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背景审查。NHS护工薪资每年在24000英镑到26000英镑之间，根据经验不同有所差异。

然而，英国医疗照护行业的专业人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根据NHS England数据，截至2024年9月，NHS约有十万七千个全职等效岗位空缺。国王基金会的调查表明，员工的流失主要由于工作压力、薪资偏低和缺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人口老龄化和失智症患者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英国老龄协会与护理质量委员会2024年的调查显示，英国每4名老年人中，就有1名没能获得所需的照护服务。

对于失智症患者来说，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秩序感，陌生病房里嘈杂的声响和来往的人，都可能让他们困惑、恐惧。大多数时间，他们只是等待——等待三餐，等待家人到来，等待换洗。

有一次，一位患有失智症的老奶奶Rose，焦急地把我招到床前，恳请我帮她换洗。“稍等一下，我去找护工帮你好吗？”我话音未落，Rose就一把抓住我的手，不让我离开她视线半步。“你如果走了，就不会回来了，到时谁来帮我？”她眼里满是焦虑和恐惧。分身无术，我只好坐在她床前，陪她一起等待。护工、护士来来往往，我一个又一个地“逮住”他们，转达Rose的请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等一下”。

“看吧，没有人会帮我，他们就让我一身脏地躺在这里。”Rose绝望地说。这块肮脏的尿布好像是她此刻生活的全部，她四处张望，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转移她的注意力。

二十分钟后，终于有两位护工有时间帮Rose进行换洗，帘子被拉上时，我也松了口气。这样的等待，Rose每天可能要经历好几次。

Rose的情况不是个例。走在病房里，我常常被病人叫住：有的想上厕所，有的想穿上毛衣，有的想调整枕头的高度，有的需要辅助喂食……对于患者来说，这些都是迫切的小事，很多人会跟我抱怨，为何这么简单的需求，却始终没人能第一时间帮忙解决。而事实上，每位护工通常要照顾六名病人。面对不断涌来的请求，护工们只能不断理清轻重缓急，优先处理那些最紧迫的状况。

人才缺口下，缺乏吸引力的护理行业

“你要去做护工？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朋友听说我近期的职业考虑时脱口而出。

“你这话验证了大家对护工的偏见啊！”我说，心里却偷偷因为朋友对我专业的肯定而欢喜。

在许多人眼里，护工是没有太多教育资质和职业选择的人才会从事的工作。

在我服务的医院2023-2024年度报告中，特别提到，他们推出了学徒项目，希望通过给护工提供向护士助理、护士、助产士等职业发展的路径，吸引更多人加入护理行业。这似乎意味着，护工在医院是紧缺的，但这一职业也少有明确的职业前景。

医院招人难，养老院也同样缺人。Michael递交简历后，仅用一周半就得到了养老院的护工工作。他记得招聘广告上对求职者资质几乎没有硬性要求，只要无犯罪记录即可。

面试过程更显草率——经理拿着问卷逐题询问，大部分问题涉及医疗伦理或状况，Michael一知半解，但面试官耐心提示，甚至主动帮他总结答案填写在答卷上。第二天，Michael被告知通过了面试。这么轻易送上门来的工作，Michael是第一次见。

护理培训持续四天，内容主要是急救演练和护理相关的法律、伦理知识。具体的工作内容，Michael直到第一天上岗才搞清楚。

Bimbola接受的培训更为简单，通过几天线上课程，她就获得了护工资质，受聘于一家英国的私人护理公司后，除做住家护理（Live-in Care）外，她还做居家护理（Domiciliary Care）工作，工作方式类似于快递员，公司派单，护理员接单上门服务。每天，她要分别去六到七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家里，帮他们做饭、擦洗、如厕。每次任务需在30分钟到一小时内完成，然后赶往下一个家庭。公司只给每次走访间留15分钟交通时间，而客户往往分布在小镇各处。初来英国，她没有足够的积蓄购车，只能搭公交车奔波，经常因迟到被护理公司的老板责怪。面对这些问题，老板只给她一个建议：“去买辆车吧。”

小镇的道路。

Bimbola的工作日从早上7:30开始，晚上7:30结束。尽管她一天“在岗”12小时，但只有实际服务的六到七小时算工时，薪资略高于每小时11.44英镑（约105.67人民币）的英国2024年最低工资水平。

她苦笑着说：“朋友叫我周末去伦敦玩，我总是回绝：‘别算上我，我没钱。’”

随着暑假的结束，Michael也结束了在养老院的工作。看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工作，都无法改善老人们的生活质量，Michael承认他有种深深的无助感。他原计划把这份工作当作上学时的兼职，但如今他坚决表示，这辈子再也不想做护工了。

他坦言，之所以愿意和家人朋友聊起自己做护工的经历，是因为他清楚这只是份临时的工作：“也许是因为身边的同辈人，大多都在找需要学历资质的工作吧。”

助人的理想还在，只是现在，他寄希望于成为医生后可以治病救人。“不知道这种期望是不是也太天真了呢？”Michael笑道。他现在专心于学业，假期时通过给高中生做考试辅导赚零花钱。

我的心态和Michael类似。即使亲眼看到护理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社会对职业尊严的定义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对这份工作的考量。看到当年一起做记者的同事们，如今有的升职成为编辑，有的转到了更高收入的行业，和她们探讨我对做护工的考虑时，我也总不由自主地把这份工作描述为一个进阶到其他职业（比如康复治疗师、养老行业创业）的过渡，而不是一份永久的事业。

我好奇Bimbola是如何决定长期做护工的，在尼日利亚时，她是一家室内设计公司的老板。她提到自己的表兄弟在得知她现在从事的工作后，既惊讶又直言不信她能坚持下去：“你在尼日利亚可是被大家尊称‘夫人’的女商人啊！”

异乡人

我所服务的老年病房里，护工们来自世界各地：印度、罗马尼亚、尼日利亚、意大利，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闲聊时，签证和移民经历往往是异乡人之间迅速拉近彼此距离的话题。

有一次，我问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护工是否喜欢她的工作，她迟疑片刻，勉强笑了笑：“这工作不容易，但总比待在我的国家强。”

Michael告诉我，他所在的养老院里，只有他一人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同事们大多依靠这份工作获取签证担保。许多人在本国已是护士，但要在英国成为注册护士，必须通过考试取得本地资质。为了在备考期间保持合法身份并有收入，不少人将护工工作视为过渡。根据慈善机构Skills for Care 2023-2024年的数据，英国护工从业者中，黑人、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员工占比达40%，比英国总体人口中的多样性比例高出23%。

一次医院志愿者培训活动结束后，我和Bimbola在寒风中边走边聊，直到走进开着暖气的咖啡馆，她才松了口气，调侃道：“什么时候才能适应英国这鬼天气啊？”

Bimbola的家乡尼日利亚那天的气温是32摄氏度，而此刻，她捧着一杯铺满奶油和棉花糖的热巧克力，跟我讲述一年前她为什么离开那个温暖的国家。

在尼日利亚，Bimbola是室内设计公司的老板。她的父亲曾在油漆厂工作，后来自己创业。Bimbola研究生读的是教育，但毕业后被母亲说服到家里的公司工作，2007年正式接管家里的生意。

看似安稳的生活，背后却充满了压力。政府的贪腐让她做审计工作的丈夫日益抑郁，日益飙升的物价让他们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Bimbola开始思考离开的可能性。

2020年，英国推出了医疗与护理工作者签证，并通过减免签证费与移民医保费、加快下签速度等方式，吸引从业者到英国就业。只要有雇主担保，从业者就能长期留在英国，签证最长可达5年，比一般学生签证长得多，而且到期后，只要还有雇主担保就能续签。

通过朋友，Bimbola了解到政策上的优惠。2023年10月，她如愿来到英国。工作稳定下来后，Bimbola的丈夫和孩子们也都跟随她搬到了英国。

我问她，有没有后悔来英国？她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讲起一次与客户的对话。那位在小镇上长大的老人向她抱怨英国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她笑着回应：“我来英国后，没经历过停电，连发电机的声音都没听到过。晚上十点半，人们还能安心在外走动。如果在尼日利亚，天一黑你就得待在家里，怕抢劫或偷盗。对我来说，这里还是比我的国家好多了。”

她坦言，如果能以教师身份移民英国会更好。做老师既符合她的大学专业，又不像护工工作那样需要耗费大量体力，但那需要通过繁琐的资格考试。“要是走那条路，我估计还在尼日利亚呢。”

在老年病房，肤色的分野是鲜明的：医生、护士和服务人员以少数族裔居多，病人却以白人为主。我所在的小镇有85%的人口是白人，而医院是镇上除大学校园外，文化最多元的场所。

在病房服务期间，我曾遇到过男性患者对我说，他“最喜欢和亚洲女性上床”，并暗示让我跟他回家，充满骚扰意味。但更多时候，歧视性表达是间接而隐晦的。有一次，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对我说：“我没有反对移民的意思，但现在外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占用了很多住房，导致房价上涨，本地出生的人都住不起本来应该是他们的房子。”她满脸亲切和善，似乎没有意识到，陪她聊天的正是一位外来打工的移民，而每天为她擦洗喂饭的，也正是那些“占用”了本地住房的人。

小镇街景。

写满问题的皮球

老年病房的活动室里，录音机放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情歌，窗子贴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图案，窗边大桌子上整齐地摆着各种图书，有小说、杂志、自然读物。角落的大书柜里塞满了桌游、填字卡、拼图、涂色书，书柜旁还堆着呼啦圈和彩色皮球。

活动室的门一关，既听不到隔壁床患者忍受疼痛时的呻吟，也闻不到屎尿的气味。尽管离老人们的病床只有几步之遥，却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等老人们围成一圈坐好，Maria嘱咐我给大家倒上他们想要的热饮——在医院里，一杯热茶或热巧克力，有时能带来莫大的安慰。随后，她会带领大家做一些适合坐着完成的伸展运动。

活动组织者Maria是个干练又活泼的中年女人，来自意大利，在成为活动组织人以前，也是一名资深护工。早上忙完了老人的早餐和洗漱，她便到病床前，把有精力的老人一一“拉”到活动室里。有些老人早早就期待着活动的开始，而让有些老人挪窝儿，则需要劝一劝。Maria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扶老人坐上轮椅，前一刻还说对游戏没兴趣的老人，被推进活动室时，已被Maria逗得满脸笑容。

“想象你在擦窗子，这窗子有点大，必须要伸长手臂才能擦到。”她微笑着说，双臂缓缓张开，手掌在空中划出一圈又一圈的弧线，仿佛真的在用抹布擦拭窗玻璃。老人们跟着她的节奏伸展着，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对很多久坐不动的老人来说并不容易。Maria边做示范边环视每位老人，提醒这位如果肩膀疼就暂时别做这个练习，又俏皮地鼓励只看不做的那位别偷懒。

接下来，Maria拿出一只写满问题的皮球，这是她常用的道具。

她把皮球逐一抛给老人，接住球的人需要选择皮球上的一个问题来回答：“你最喜欢什么食物？”“你喜欢猫还是狗？”“什么东西会让你微笑？”每当一位老人给出答案，常常会激起其他老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热烈讨论。有一次，他们从三文鱼三明治聊到了小镇上最好吃的饭店，回忆起小镇多年前的繁华景象，以及他们作为孩子在二战期间的所见所闻。在游戏中，老人们褪去了他们作为“病人”的身份，仿佛只是在小镇咖啡馆里碰巧遇见的邻居，聊着家长里短，交换人生故事。

Maria的工作职责远不止于游戏，她还承担着给老人们做直接护理的任务，而在Maria的安排下，护理工作显得治愈且充满乐趣。

在一个难得的晴天上午，她把一位需要洗发的老人带到活动室里，其他老人则在一旁做填字游戏。温水在纸板浆做的脸盆里冒着热气，阳光洒进活动室，录音机里播放的是经典的圣诞歌曲。所有人的目光都被Maria给老人洗发、梳发的轻柔动作吸引，以至于忘记了手里的填字卡。老人们七嘴八舌地聊着各自年轻时的发色，亲切地称这次活动为“Maria的沙龙”。

把活动组织起来，需要很多智慧。Maria告诉我，“如果没有和其他护士、护工协调时间，没有他们体力上的帮助，我一个人很难把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带过来参加活动。”只要她值班，Maria都会尝试给老人们安排一些有趣味的活动，但因为时刻变化的病房状况，活动组织不起来也是常有的事。有时，活动室会被其他工作人员用作会议室而一上午大门紧闭；有时，活动室甚至被用作临时病房。

到了冬天，流感高发，跌倒事故增多，老年群体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活动室里也临时加床，住进了两位病人。一个上午，Maria都在和其他护工一起忙于给患者进行换洗。即便如此，她也不忘嘱咐我把沙包和皮球带到患者床位前，在有限的空间里做一些抛扔的简单运动。

尾声

“帮忙看着有滑倒风险的病人别让他们乱走”、“去问问这位情绪激动的病人到底需要什么”、“去帮他做杯热茶”、“去陪她聊聊天”……穿梭在老年病房的走道里，我一次次被护工、护士们叫住。

经过八个月的志愿者服务，我终于弄清楚了物品都摆在哪个储物柜，熟悉了长住患者的早餐喜好，更知道怎么和失智症患者互动，对病房里的一切气味、情景，也都习以为常了。

两个月前，我拿到了英国的伴侣签证，几天后，我接到了新的工作offer。护工作为一种职业选择的考虑被搁置到了一旁。我没有Bimbola的勇气，选择这份与自己专业无关、被社会低估的职业，作为立足他乡的方式。

如今，无论是面对异性的身体，还是客户的排泄物，Bimbola都能做到以专业、尊重的态度处理。一年过去了，她还在做着护工的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攻读一门为期六个月的医疗与社会照护课程。她希望通过学习获取更多资质，将来有机会在医院工作，最终成为一名护士。

“我喜欢照顾别人”，Bimbola说。在尼日利亚，每周两天，她会骗公司的人说去见客户，然后“溜去医院做志愿者”，她偷笑，“我在产科病房、儿童病房、老年病房都服务过。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当有人跟我说：‘因为你，我好多了。’”有些老人甚至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赖，每天期待着她的到来，甚至连周末去教堂，都想邀请她陪同。

不过，做住家护理，意味着她在工作的日子里无法见到家人。刚来英国时，丈夫和孩子还在尼日利亚，Bimbola会在休息时间给他们打电话。全家团聚后，短暂的分离反倒变得难以忍受。上周，有雇主问她是否愿意接一个一周的住家护理工作，她的丈夫在场，明显不愿意她答应。即使她表达了想要去的意愿，雇主也再没有联系她。“在这行，如果你一次说‘不’，别人就不会再找你了。”Bimbola无奈地说。

“要在这一行坚持下去，必须要有热爱”，Bimbola告诉我，“在这个国家，护工还是受人尊重的。哪怕只是帮忙做一件小事，客户也会真心感谢。”

她决定把周五的时间空出来，继续“溜”到医院里做志愿者。每周一天，不用忙于给老人做身体上的照护，她有充足的时间，陪他们坐着聊天、唱歌，一起大笑。“做护理工作是出于‘必须’，而做志愿者是出于‘我想做’”。

除了Bimbola，我也遇到了不少像她这样怀着理想主义的护工：在小镇乒乓球俱乐部里，我认识了一位球友。他在五十岁以前从事广告设计，因为对心理健康产生兴趣，转行到精神病医院做护工，并在六十多岁的时候成为一名康复治疗师。他说直到现在，他去哪都骄傲地带着他的护工工牌，这份工作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在病房里，我结识到一位退休警察，为下半生寻求有意义的事业而选择加入护理行业，她说做警察和做护工都让人看到世间百态，很少人能有殊荣这样亲近地接触到别人的生活。

还有一位二十出头的小镇女生，在这里出生长大。她谈起做这份工作的初心：几年前她的祖母病危，去世前就在这个医院住院。当时她看到护工们对祖母的悉心照顾，便下定决心要把护理当作自己的职业理想。一边说着，我们拿来干净的床单和枕套，还没等我弯腰，她就把病床调高，提醒我这样就不会损伤腰部。接着，她事无巨细地向我演示，如何把床铺得平整无褶皱，以保证病人翻身后也能睡得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