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八世纪英国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1730-1797 ）去世之后，如何评价这位同情美国革命，反对法国革命，抨击英王滥权和英国对印殖民统治的哲人所留下的理论遗产，就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柏克大致应属于辉格党，也就是偏于相对的自由派一边，这方面的争议并不大，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柏克对于革命派（尤其是雅各宾派）多有抨击，言辞犀利，不共戴天，而且就此题目所写下的篇章流传最广，这很容易就让读者忽略了柏克生平所持的辉格理念，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死硬保守派分子。于是，所谓的柏克式保守主义—— 作为一种旨在维护 “传统权威”、社会的有机历史观以及秩序、宗教和财产的必要性的政治哲学 ——就日益和柏克这个名字紧密地联系乃至于绑定在一起。比如，美国学者马勒在其著作《保守主义》一书中写道：“柏克是一位保守主义者”，“柏克对君主立宪制、贵族制以及教会制度的捍卫构成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最初几十年保守主义思想的标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9-30页）；英国学者塞西尔在同名著作中写道：“柏克一辈子都具有守旧倾向”，柏克是“阐明‘保守主义’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伟大的大师”（商务印书馆，2021年，27-28页）；英国学者屈勒味林在其《英国史》中写道：“柏克的议论，乃是最不妥协的保守党的论调”（钱端升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632页）；美国学者凯利称柏克为“保守政治家”（见其所著《人的尺度》，邵六益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4年，260页）；加拿大学者叶礼庭称柏克为“保守主义思想家”（见氏著《权利革命》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56页）；美国学者赫希曼认为柏克的政治写作“奠定了大部分现代保守主义立场的基础”（见氏著《反动的修辞》，王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4页）；英国学者诺曼更是直称柏克为“现代保守政治教父”（见其同名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柏克
当然，历史的真实场景远比这种线性的刻板印象描摹来得更为复杂，事实上，即使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柏克仍宣称自己才是一以贯之、初心不改的旧辉格精神的守护和捍卫者（而另一些别的“新派”辉格党人则已“沦落”为与雅各宾派思潮沆瀣一气，难分彼此），柏克也仍坚持要抨击英国在印殖民统治的诸种不公不义之处（柏克曾说过这一点与反对法国大革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柏克虽然明确反对法国大革命，但他也确实曾说过法国的旧式绝对君主专制体制之路是走不通的，他希望法国能采纳某种类似于英国政制的所谓君主立宪体制。关于这些历史的细节，一般读者未必知晓，但思想史的研究专家们普遍都是清楚知道的。比如，美国学者斯佩尔曼在其《政治思想简史》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译本）中即曾提到：“柏克并非保守派，在议会中，他支持天主教的解放，殖民地权利，以及新兴政党政治的价值，他认为，1688年的英国和1776年的美国是为维护习俗和宪法而战斗，而1789年的法国革命则进行了整个政治和社会重组，丢弃所有传统，只是提出了空洞的口号，比如像自然权利和其他不切实际的陈词滥调，并没有产生任何建设性和持久性的成果。因为人类是有缺陷和复杂的生物，想要依靠推理演绎出的社会模型来合理地行动是不可能的”。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在其名著《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论稿》中指出：“柏克即使在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保守时仍保持着如此多的自由主义因素，以至于当代英国的自由主义者都能将他视为同路人”（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52页）。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曾称柏克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派”（a true liberal）。英国学者罗伊·波特在其《创造现代世界》（商务印书馆，2022年译本）一书中认为“柏克从不限制改革，但是他坚持认为，变化必须在多方同意后逐渐进行”。曾写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Why I Am Not a Conservative）名篇的著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曾在该文中宣称自己的本色定位乃是一个柏克式的辉格党人（a Burkean Whig）。中国著名学者高全喜也曾指出：“柏克当然不是泥古主义者，不是真正反动的保守主义者。他的目光始终是流变与向前的，他在议会辩论与议题动员造势中总是以改革派自居。他反对激进革命，但并不反对改革，而是以一种保守改良主义的程序对待改革，即改革必须建立在政治上的审慎美德与审议理性基础之上，必须经由和传统与秩序的深切合理的宪制对话才可逐步推行”（参阅：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6492）。
1797年柏克去世之后，关于他一生事业的评价就成了众说纷纭、言人人殊的问题。2017年时，英国学者艾米丽·琼斯（Emily Jones）出版了《埃德蒙·柏克和现代保守主义的发明，1830-1914 年： 一部思想史》（Edmund Burk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Conservatism, 1830–1914: An Intellectual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书，其中即已指出，在1830 年至 1914 年间，柏克的声誉在英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时今日，柏克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 所谓“现代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同时英国的保守党常常将自身与柏克联系起来），但在1830年代之前则几乎完全没有这样的标签。这一标签在1830年代之后的八十余年间越发兴盛，越发和柏克的声名发生紧密的绑定关系。到 1914 年时，柏克作为所谓 “保守派 ”政治哲学家的地位最终牢固确立，他的思想体系受到英国政治保守派的广泛推崇和运用，他们将自己视为与称为柏克的思想继承人。
《埃德蒙· 柏克的传奇： 从他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英文版书封
然而，琼斯的1914年之说未必全然准确，1914年之后似乎仍有一些很不寻常的对柏克评价不断发生，其中包括来自左翼的称赞，和来自右翼的批评。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布兰代斯大学马克·胡利昂（Mark Hulliung）教授于2023年出版了 《埃德蒙· 柏克的传奇： 从他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The Saga of Edmund Burke:From His Age to Ours， 劳特利奇出版社)一书。在此书中，胡利昂仔细追踪和检视了柏克的“身后名”的漫长变化史。胡利昂指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二十世纪著名左翼知识分子, 同时也是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的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 1893-1950，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是其学生）曾多次在其作品中对柏克给予了极高的称赞，而相形之下，二十世纪著名的右翼知识分子，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爵士（Sir Lewis Namier，1888-1960）则非常令人惊讶地多次批评和贬低柏克。顺着胡利昂此书提供的精彩线索，笔者专门去翻查了一下学界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果然是这样。有的研究者说：“纳米尔憎厌柏克”（参阅：DICKINSON, H. T. “Party, Principle and Public Opin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Politics.” History 61, no. 202 (1976): 231–37），有的研究者说：“在纳米尔眼中，柏克是个政治上的江湖骗子”（参阅：SMYTH, J. (2012), Lewis Namier,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Edmund Burke.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5: 381-389）。有的研究者指出在纳米尔看来，柏克政治学说过度地强调了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目的的重要性，过度强调了人类思想层面的价值，因此完全不足为训。考虑到拉斯基和纳米尔的写作主要都发生在1914年（也就是琼斯的研究所指的柏克的“保守”形象牢固确立的时间点）以后，这更让今天读史的我们感到极大的好奇和讶异。
那么，拉斯基为何要称赞柏克呢？纳米尔又为何要猛烈抨击柏克呢？拉斯基作为一个学者，声名甚高，业绩卓越；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在某种意义上比英国工党的立场还要更左一些，以至于英国工党都吃不消他。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却对柏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拉斯基认为柏克的厉害之处在于后来的各个不同思想流派都有人对他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和赞许（这很难做到），皆因柏克学说能真正启发和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拉斯基强调在英帝国所面临的爱尔兰、美洲殖民地和印度等一系列问题上，柏克的主张都是牢牢站在了后来的历史发展潮流的所谓“正确的一边”，立场偏于自由派的人很容易能从柏克的作品里得到“深深的满足与慰藉”。拉斯基尤其欣赏柏克对英国首任驻印度孟加拉总督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追杀式的无止无休的弹劾企图，拉斯基认为这相当正确（尽管黑氏最终得以幸免）。在拉斯基看来，柏克唯一重要的盲区在于对大革命前法国第三等级生活的长期痛苦理解不够，对于他们要求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的热情渴望视而不见，法国第三等级的人并非如柏克所讲的那样痴迷沉醉于形而上学的奇思玄想，他们其实立志要改变自身遭受的长期不公和苦难的境况。这样说来，柏克的确不是完人，但他的主要错误无非是对异国法兰西的实际情况了解匮乏，认知浮浅而已。在拉斯基那里，柏克的总体形象相当正面。
纳米尔则自诩是“激进的托利党人”，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比一般保守派还要更保守一些。纳米尔认为，大量来自柏克的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攻击都是不实之词乃至于无稽之谈，既有害于当时的英国政治的发展，也对此后150年间辉格史学观的流传形成了误导。纳米尔宣称，英王乔治三世利用赞助特定政客等手段来干预影响政治其实并不值得柏克去那样大费周章的抨击和指责，因为实际上在乔治三世的干预下，英国政府的运转是有效力的。柏克试图通过号召辉格团结和强调辉格一党的整体纯洁性的方式去挫败乔治三世手中并未逾越边界和分际的王权，在纳米尔看来非常不可理喻。在纳米尔看来，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国会议员脑中并没有现代政党政治的那种标志性的清晰意识形态分野界线，议题往往是地方性的，而非全国性的，联盟也往往是短暂的，专门的，针对和围绕具体议题而展开的，因此，柏克那种动辄强调辉格一党纯洁性的讲法无异于是在有意误导后世史学家的理解。而且，柏克那种典型的侧重于政治思想建构和修辞术阐发的政治风格在纳米尔看来纯属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纳米尔还运用了所谓心理历史学的方法去试图窥探柏克的心理和精神状况，他宣称由于出身家庭的不健全（包括母亲的情绪不稳定和父亲的专横独裁等），柏克有一种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的人格特征。纳米尔还认为柏克的思想整体而言没什么太大价值，也不值得被仔细检视、分析和讨论。纳米尔的观念影响甚大，因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纳米尔和他的同样讨厌柏克的门生们一道，占据了英国最为权威的历史学派的显要位置。当然，后来随着心理历史学作为一种方法的日渐过时，以及越来越多学者证明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生态场域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分野的确真实存在，且发挥了不小的影响力，纳米尔的论点也渐渐失去了其所一度占据的优势位置。
这就非常有意思，这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柏克研究的高度复杂性，在被今日之知识界普遍视为“保守主义之父”的柏克的评价问题上，我们清晰看到了颇为反常的一些来自左翼的盛赞，与一些来自于右翼的抨击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这与柏克本身的立论是高度关联的，比如，在1780年时，柏克告诉议会：“根据人民的见解并欣然遵照人民的利益来进行统治，这是政府伟大而光荣的目标”，同年，柏克在信里告诉友人：“在这个国土上，如果真有某种势力，其力量足以成功地对抗人民的普遍意愿，那将是可怕的”；在1781年时，柏克曾对议会说：“当王国中最贫穷的人们的最微小权利发生问题时，我都会挺身而出，反对议会中的最高层人士所支持的一切傲慢与专权的行径。如果事态竟发展到了极端，到了流血冲突的地步——上帝禁之！上帝禁之！——那么，我的立场十分坚定：我将与贫者、贱者和弱者共命运”。在1783年时，柏克告诉议会：“人类的自然权利确实是一种神圣的事物，如果某个公共措施被证明是不怀好意要去影响这一神圣的事物，那么，对这种公共措施而言，来自反面意见的打击就会是致命的”。在1792年时，柏克告诉议会：“国家存在的目的（在其可能的范围内）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任何使大多数人遭受巨大痛苦的做法，都绝不能说成是符合这一目的，相反，那些做法完全违背了这一目的”。又如，英国著名学者狄金森教授在其《大不列颠与古今世界》一书中就曾很翔实地记述和归纳过柏克的论点：“柏克提倡区分政治权利和国民的自由，主张每个人都应具有一定的自由权。这些权利包括自由迁徙的权利，在有能力自谋生计的前提下获取工作和保有财产的权利。除此以外，人还应该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在法治之下，人人都应被公平正义地对待。这种自由观宣扬只要不侵害他人的自由，人的一切活动都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预。但柏克并不认为人人都应该具有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应该掌握在经济富足、受过良好教育且思想独立的精英手中，而非掌握在那些贫穷、无知或危险的人手中”（李安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柏克政治权利论之前的那一大段自由权论述，在历史的空间中就很容易让左翼赞赏，而让一些传统右翼有所不满。而且，纳米尔不喜欢柏克的这件事情其实也非孤例，美国知名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亦对柏克好感缺缺，她曾多次强调自己的知识偶像是阿克顿勋爵而非柏克，又说在她心目中柏克不如阿克顿远矣。在1953年的一则作品中，希梅尔法布曾如此写道：“那些自由派人士中有些人终于认识到了保守主义思想脉络中所蕴含的诸多政治智慧，但他们的水平仅仅止步于将柏克视为一系列政治和道德议题上可仰赖的裁决者而已，而完全没能认识到，实际上，保守主义真正的要诀与洞见其实更多地出自于阿克顿，而绝非柏克”。
胡利昂此书还记载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此书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在十九世纪英国，保守的托利党人一度不愿褒扬柏克，反倒是自由派一度非常喜欢柏克。具体而言，在柏克1797年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当时法国的革命情势有所和缓，英国当政的托利党人并不想对法敌意太盛，但柏克此时却积极要求对法展开类似宗教“圣战”性质的全面开火，这让当权的托利党政府或多或少感到不满，因此后来到了19世纪时，英国保守党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804 – 1881）倾向于将第一代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Henry Saint John, 1st Viscount Bolingbroke，1678-1751）视为他们的理论先驱，而将柏克放置在聚焦的视野之外。与此同时，十九世纪英国的自由派先是觉得柏克于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的诸种典型辉格式言论往往颇能引起他们共鸣，后来1848年欧洲革命席卷而来，其中发生在法国的革命让许多英国自由派回想起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们忽然开始觉得就连那些柏克写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文字都变得有说服力起来。
又如，此书回顾了柏克同时代的英国思想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 1765–1832)是如何在读到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后撰文猛烈批评柏克，却又在后来看到法国大革命逐步转向其血腥暴力的“道德理想国”阶段时，转而改变立场，重新评价乃至于开始拥抱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的。又如，此书指出，等到了英国大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 , 1806–1873）的时代，穆勒对柏克学说不甚重视，柏克学说看起来颇有下沉埋没之态势，这时穆勒的朋友，自由派思想家约翰·莫利（John Morley, 1838-1923）挺身而出给柏克做了详细的传记，并大力称赞柏克学说毫无疑问是英国自由派的一笔宝贵思想资产，莫利的这个举动在很大程度维系了柏克声名的传扬不坠。凡此种种故事，都显著地增加了此书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对柏克政治思想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在有机会时取此书一读。
(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保守主义理论发展与困境研究”阶段性成果，基金编号24CZZ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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