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的死亡西班牙路线
据统计，2024年尝试抵达西班牙的移民死亡人数创历史新高。总体死亡人数比2023年增加了高达58%。大部分死亡事件发生在“大西洋航线”，即从西非到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海上航线。这条航线因洋流强劲和航行条件恶劣，被认为是全球最危险的移民路线之一。
“行走边界”在年终报告中指出，西班牙政府和欧洲国家继续实施以控制移民为主的边境政策，这些政策忽视了对生命权的基本尊重。这些政策，往往通过非人化和刑事化移民来制造安全威胁，而实则无视移民的基本权利。
从这一角度来看，西班牙边境的大规模死亡现象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系列孤立的悲剧。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是“欧洲堡垒”残酷边境制度的受害者。这种制度以阻止来自南方国家的移民和难民为名，迫使他们冒更大的生命危险。然而，过去18个月里涌向加那利群岛的移民人数激增，也表明这些遏制政策的效果极为有限——这些政策不仅让无数人承受苦难和死亡，还假装解决了导致人们冒险踏上这趟旅程的深层原因。
西班牙难民援助委员会加那利群岛协调员胡安·卡洛斯·洛伦佐（Juan Carlos Lorenzo）告诉作者：“欧盟将边境安全外包给摩洛哥、突尼斯等非欧盟国家，可能会在短期内限制某些路线上的移民流动。然而，这种暂时的限制只能通过将人群推向欧盟南部边界的其他点，并迫使他们冒更大的风险，进入像从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前往加那利群岛这样的路线。”
过去十二个月，加那利群岛接待了超过46000名移民，较2023年增加了20%，这是过去三十年中最高的数字。在最近的采访中，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赛维尔·克雷奇（Xavier Creach）解释了这一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首先，马里的武装冲突导致至少20万人逃往邻国毛里塔尼亚。随着这一情况的发展，马里人首次成为2024年抵达加那利群岛的主要国家群体，超过了塞内加尔和摩洛哥。
克雷奇还提到，马里人迁移加那利群岛的原因与第二个因素密切相关：中央地中海地区的边境控制日益严格，使得难民和移民更难抵达意大利。今年，意大利的非法移民数量下降了60%。然而，随着突尼斯与欧盟达成了10亿欧元的战略合作协议，北非国家开始对移民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导致地中海北部的路线变得更加复杂，这使得萨赫尔地区的移民更加倾向于通过加那利群岛进入欧洲。
作为回应，西班牙和欧盟承诺了一揽子总额为5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帮助毛里塔尼亚控制进一步的移民流动。然而，这些资金的使用也伴随着安全部队的任意拘留、身体暴力和强制迁徙。在11月，令人震惊的图像显示，数百名移民被关押在毛里塔尼亚一个拥挤的仓库中，这与利比亚的拘留中心场景极为相似。然而，人口稀少的毛里塔尼亚国家尚未能有效地执行持续和全面的遏制策略，使越来越多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埃及的移民也选择通过毛里塔尼亚前往欧洲。
很明显，西班牙左翼联盟政府的政策正在直接影响大西洋上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尽管许多讲英语的自由评论员赞扬了西班牙总理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在移民问题上的言辞，但这种言论并未改变现实。
桑切斯在最近几个月在欧盟领导人中表现突出，尤其是在他强烈反对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隆尼（Giorgia Meloni）将寻求庇护者送往阿尔巴尼亚集中营的计划上。这一立场导致保守党派指责他创造了“吸引效应”，使西班牙看起来对不合法移民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桑切斯政府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为90万无证移民提供合法身份，但这些政策主要针对拉丁美洲的移民，且大多数是通过飞机抵达西班牙，而非冒险涉海。
在西班牙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上，桑切斯政府实施了进一步危及生命的政策。首先，政府与欧盟边境安全机构边境管理署（Frontex）以及塞内加尔海军加强了对塞内加尔沿海的空中和海上监控。随着西班牙无人驾驶飞机在该地区监视行动的增加，更多的船只被截获并送回塞内加尔，导致移民不得不远离非洲海岸，进入更深的海域，以避免被发现，从而承担更大的风险。
报告显示许多搜索和救援行动因“直接缺席”而未能有效进行，导致大量移民在海上失去生命。例如，一艘从塞内加尔北部出发的150人木船在五天后发出了求救信号，但由于责任不断转移，船只在海上漂泊了十天，最终在毛里塔尼亚漂流上岸，二十八人丧生。
“行走边界”将这些死亡描述为“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并认为西班牙国家已将搜救服务变成“另一种控制移民流动的工具”，直接导致了移民路线上的死亡人数增加。一位几内亚政治家告诉该组织：“西班牙告诉（摩洛哥海岸警卫队）去做，摩洛哥可能会或不会去做，重要的是它已经说了会，所以西班牙不再承担责任……我们年轻人不幸死亡又有什么关系呢？”
试图抵达加那利群岛的移民中，大多数人最终在大西洋中消失。仅有约4%的遗体得以回收。在少数被西班牙当局找到的尸体中，只有不到一半能够被辨认出来。据2022年国际移民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亲属几乎无法参与或完成搜索、身份确认或遗体遣返的过程。这种情况导致数百名无名移民墓地的出现，许多墓地仅距离西班牙内战的大规模墓地几米之遥。
“行走边界”负责人海伦娜·马列诺（Helena Maleno）在2023年的采访中强调，西班牙和欧洲当局有选择性地让某些人死亡，或有意让他们在海上沉没，甚至在一些情况下直接参与杀害。
专家和非政府组织呼吁，解决这一可怕的死亡政治问题需要为全球南方的人们提供安全、有序和常规的移民通道，尤其是寻求庇护的人。然而，欧盟的政治趋势似乎排除了这一点。2026年新的移民协议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边界政策中最压制和惩罚性的方面，包括增加遣返不合法移民的速度，并引入新的“筛查”机制，模糊海上救援后进入欧盟领土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西班牙内政部长费尔南多·格兰德-马尔拉斯卡（Fernando Grande-Marlaska）正在游说欧盟边境管理署扩大在西非的授权，使该机构能够在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海岸进行直接巡逻。如果2024年再次确认了通往加那利群岛的航线为全球最危险的移民海上穿越，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因为边界军事化进一步加剧。
“多元、公平和包容”运动的危机
近期，美国洛杉矶地区严重的山火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担忧。在众多讨论中，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一些右翼批评人士将洛杉矶野火的蔓延归咎于洛杉矶消防局的“多元、公平和包容”（DEI，即Diversity，Equity和Inclusion的首字母简写）举措，却没有提供任何能够将这些举措与该部门的火灾预防能力联系起来的证据。
当地时间2025年1月10日，美国加州洛杉矶山火肆虐。
这一指责的具体对象是2022年上任的洛杉矶消防局现任局长克里斯汀·克劳利（Kristin Crowley），她是该消防局首位女性和性少数局长，并在她上任的同一年建立了“多元、公平和包容”办公室。但据《福布斯》等媒体报道，克劳利在洛杉矶消防局工作了22年，历任消防员、医务辅助员、消防检查员、副局长等多个职位，上任后为该局制定的首要目标是“提供卓越的公共安全和应急服务”。事实上，在缺乏关联证据的情况下，将“多元、公平和包容”计划当作天灾人祸的替罪羊的情况在近年来层出不穷：2024年1月，一架波音飞机的轮子掉落，小唐纳德·特朗普在X发帖打趣称，“我敢肯定这和航空业规定的多元、公平和包容实践无关！”；上周，一名司机在新奥尔良驾车冲入人群，造成至少14人死亡，事件发生后，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拉美裔共和党人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接受电台采访时指责是“DEI运动”和“觉醒”让这起袭击事件成为可能，声称执法机构现在的“主要重点”是“多元和包容而非安全”，但他没有提供证据。
DEI计划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后受到了众多机构的欢迎，但近几个月来却遭到了来自保守派的强烈反对，麦当劳、劳氏（Lowe's）和沃尔玛最近都宣布将撤销其DEI政策。2024年9月，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在节目中就DEI运动的兴衰采访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梅尔泽多元、包容和归属中心（Meltzer Center for Diversity, Inclusion and Belonging）执行主任大卫·格拉斯哥（David Glasgow）。
格拉斯哥首先对DEI代表的含义进行了说明：“D”代表多元，实际上指的是机构中人员的多样化，重点在于在招聘、留任和晋升过程中确保组织的高层和被引入该组织的人员与当地劳动力的人口统计数据相匹配；“E”代表的公平原则是要确保组织系统和流程的基本公平性，包括员工福利计划、招聘方式、工作分派、指导机会等方面；“I”代表的包容则主要指工作场所和机构的文化。DEI这个缩写词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多样化、多文化的社会中，有着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都能够觉得自己可以在所属的机构中取得成功并获得发展。
格拉斯哥谈到，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历史时刻，很多企业意识到组织内部的高层和领导岗位仍然是相当同质化的，尽管他们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关注到了这些问题，但并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很多企业在那时宣布实施新的DEI计划或是增加这方面的投入，既是对政治压力的回应，也是对组织内部真实存在的文化问题的回应。而在当下的反DEI运动浪潮下，反对者们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感知和叙事，把DEI描述成和优绩、自由、公正等美国人珍视的价值相对立的东西。在他看来，DEI的反对者们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将DEI窄化为一种种族偏好，认为某些群体在获得工作机会方面获得了不公正的优势，但事实上DEI的涵盖范围要广泛得多。比如如果一个组织制定了择优录取的招聘和晋升标准，或者通过结构化的面试流程确保按照相同的标准对所有候选人进行评估，那么这就是一种DEI计划；再比如一家机构通过育儿假、灵活的工作安排或育儿支持等政策来保证有年幼子女的员工实现晋升，这同样是一种DEI计划。
格拉斯哥认为，长期以来DEI的支持者都认为多元、公平、包容这些词听起来很美好、很温暖，所以自然会得到人们的支持，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提出支持这些价值的理由。他还特别提到，近期的很多反弹实际上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23年对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案的裁决引发的法律环境变化相关。这一判决颠覆了美国大学实施数十年之久的基于种族的平权招生政策，在此之后，很多企业因为害怕诉讼而在DEI政策上退缩了。他认为对于DEI运动的一些批评是合理的，比如有些组织在实施相关计划时不够严谨，有时会匆忙地开展一些一次性的无意识偏见培训之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质量良莠不齐，很多人都参加过糟糕的多元化培训。另一方面，在取消文化的高峰时期，有些人仅仅因为不小心用了一个过时的术语就会遭到羞辱，这种过度的羞辱和取消也埋下了反DEI运动的种子。
《卫报》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捍卫DEI”的评论文章，由作家、律师、顾问瓦哈特·阿里（Wajahat Ali）和在美国一家全国性律师事务所有十年DEI相关工作经验的尤素福·札基尔（Yusuf Zakir）合作撰稿。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如果美国想要实现经济增长，为最优秀的人才赋能，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就必须拥抱“多元、公平和包容”，否则就会沦为一个由亿万富翁阶层统治的倒退民主社会，他们会一边掠夺人们的财富，一边制造文化战争来分裂社会。当加州山火蔓延、司机撞向人群、硅谷银行倒闭、波音飞机出现问题、法兰西斯·史考特·基大桥倒塌等灾难发生时，DEI被作为一种简单、直接和方便的方式来包装所有的恐惧，而真正的罪魁祸首——腐败的制度和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受益的放松管制——却没有受到指责。
文章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DEI事业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了，其后的几十年间，这一运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在乔治·佛洛依德被谋杀后的种族争议清算中出现了爆发性增长。从耐克到谷歌再到lululemon，众多企业都在这个文化时刻做出了反应，决定至少假装让世界变得更好。很多机构成立了新的DEI部门，聘请了DEI专业人士。而在短短几年之后，机构对DEI的投入开始消退。除了麦当劳，哈雷·戴维森、福特最近也宣布将削减DEI项目。随着右翼政治势力对DEI的持续攻击和特朗普的再次当选，许多组织可能将彻底放弃DEI政策。在两位作者看来，这将是一个重大错误。
阿里和扎基尔写道，放弃DEI会对机构的人才生命周期、企业文化和经济成功造成重大影响。首先，DEI能够让公司在寻找和招聘人才时拥有更广阔的视野，超越传统的（而且往往是陈旧的）衡量标准去搜罗各处的人才，而不只是局限于政界人士的子女、特权阶层和那些有幸就读于常春藤盟校或生活在富裕地区的人们；其次，DEI能够帮助组织留住宝贵人才，它承认每个人有不同的技能组合、天赋和优缺点，当员工感到自己能够成长、进步并不断突破玻璃天花板时，他们更有可能留下来；再次，没有人愿意感到被排斥、被抛弃或被“取代”，DEI有助于营造并维持一种健康的、尊重他人的组织文化；最后，DEI最终是一种“把饼做大”的实践，如果一家公司聘用最优秀的人才、让他们充分成长，并建立积极的企业文化，自然能够实现经济上的成功。文章提到，开市客是一个值得效仿的例子，该公司董事会最近一致建议其股东否决一项要求开市客报告其多元和包容目标的潜在风险的提案，他们指出，多元和包容的目标有利于公司吸引和留住员工，从而改善其产品和服务。
文章最后总结道，那些将DEI视为洪水猛兽的人将社会描绘成一个零和游戏，但这种狭隘的观点是由恐惧、贪婪和无知所激发的，而和特朗普不同，DEI将美国看作慷慨无限的。如果真的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采用这样的愿景才符合企业、组织和美国劳动者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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