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城市史学一个重要而有趣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住房相关主题的研究。他们将住房与城市的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一些研究者通过分析房地产、社区和人口与资本流动性来理解“城市危机”，一些研究者对地方和联邦层面的住房政策和城市更新开展了综合性探讨。理解城市历史的角度千头万绪，住房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枢纽——“美国梦”是住房所有权的文化象征，美式民主内在的结构不平等和发展不均衡体现在双重住房市场和居住隔离之中，随着对环境正义、气候变化和住房危机的关注增加，住房政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得到了史学界更多的关注。
City of American Dreams: A History of Home Ownership and Housing Reform in Chicago, 1871-1919
住房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也被贴上了阶级、族裔、种族等多重社会关系标签。玛格丽特·加布关注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芝加哥，《美国梦之城：芝加哥住房所有权与住房改革史，1871—1919》（Margaret Garb, City of American Dreams: A History of Home Ownership and Housing Reform in Chicago, 1871-1919,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探讨了住房所有权在一个人口快速增长、工业广泛发展以及阶级和种族关系动荡的城市中的演变。本书从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开始，到1919年的种族骚乱结束，作者将两条历史线索联系起来，一条是美国内战后移民劳工对住房所有权的追求，另一条是19世纪晚期中产阶级郊区的扩张（本书第4—5页）。本书的一个亮点，是作者将自己对财产权（Property Right，就是房产权）的理论分析扎根于住房所有权的物质历史变迁之中。加布着重于建筑实践、融资选择、改革努力，以及关注那些芝加哥工人阶级购买、出售和租赁财产的生活故事，从而带来了一些新的见解。例如她指出，1919年种族骚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形成了一个种族隔离的住房市场，这个市场将非洲裔美国人团团围住。她解释说，这种限制性或者说种族主义的住房市场是芝加哥房地产市场此前五十年改革的结果——这场改革从多户式住房引入管道基础设施到市政监管部门对私人居住空间投入更大的关注，在“租屋问题”（Tenements Problem）的声浪中，中产阶级住房标准得到推广，芝加哥工人阶级能够选择的低成本住房越来越少，再加上种族主义的影响，共同点燃了1919年骚乱的烈火。
加布对工人阶级住房所有权观念的讨论是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对许多工人阶级男性尤其是移民而言，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是他们融入美国社会、成为自由的劳动者的关键。在19世纪末，芝加哥工人为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而斗争，同时通过购买住房并出租来补充收入。对他们来说，住房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生成收入的工具。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房地产市场中，工人阶级男性可能会通过几步完成购房过程。通过储蓄或向家人和朋友借款积累了足够的首付资金，他们买下地块并且用土地作为抵押，借更多的钱建造房屋……这些钱被加布称作“战略性债务”（本书第46页）。房屋建成后，他们可能会将部分房间用来出租以改善生活水平，在工厂的低薪之外蹚出一条谋生之路。在作者看来，这种对住房所有权的“执念”，与进步主义改革者所倡导的新生活标准发生了冲突。她揭示了改革者促进良好卫生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所带来的复杂且出人意料的结果，以及建筑商和土地投机者如何将体面的生活和公共卫生联系起来。这两种趋势促成了“房产权价值观念的显著转变”（本书第126页），随后就是像格罗斯（S. E. Gross）这样的建筑商确立了“阶级隔离的住房市场和一种向郊区的迁徙模式，这种模式贯穿了20世纪的芝加哥及其郊区房地产市场”（本书第147页）。
随着独户住房成为实现美国梦的象征，非熟练工人发现拥有住房的目标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同时，改革者将家庭定义为社会秩序的根源，推动了家庭隐私和美国生活标准的观念。加布解释道，“工人阶级家庭为了获得财产权所采用的策略，很快成为改革者和他们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本书第172页）。但加布似乎对工人阶级的住房所有权执着过深，甚至将种族隔离归咎于房产权，“到了20世纪初，这些财产权却点燃了种族暴力，并进一步沿种族线分裂了城市”（本书第177页）。她进一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骚乱并非由于劳资矛盾引发，而是源于“过去半个世纪城市改革运动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第200—201页）。尽管加布将对芝加哥住房早期历史的分析扎根于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学，但在关于种族和住房的讨论中，她却没有对双重住房市场的根源以及房地产经纪人在芝加哥大都市区住房格局中的作用做深入分析，而单靠住房所有权的梦想显然无法解释美国北部大城市中盛行的种族主义。作者总结说，在芝加哥，“住房所有权并未使工人阶级或他们的子女获得稳定就业的机会，也未能为他们提供教育资源或社会网络以跻身中产阶级行列。相反，20世纪中产阶级对住房所有权的广泛扩展及其对财产的渴望，仅仅掩盖了国家社会群体之间在经济和文化资源上的持续差异”（本书第206页）。
Block by Block: Neighborhoods and Public Policy on Chicago's West Side
《美国梦之城》结束的地方，正是阿曼达·塞利格曼《街区之间：芝加哥西区的邻里社区与公共政策》（Amanda I. Seligman, Block by Block: Neighborhoods and Public Policy on Chicago's West Sid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大致开始的地方。本书讨论战后芝加哥公共政策，通过利用城市和社区报纸以及丰富的市政档案，塞利格曼分析了联邦更新项目的实施，这些项目促进了城市、商业区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本书分析了住房政策、族裔关系和社区反应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了美国城市的邻里结构（Neighborhood）。
长期以来，主流学术界对于美国北部大城市人口结构变化和郊区化的看法一直是，随着非洲裔美国人的到来，白人居民选择离开城市、搬到郊区，这一现象被称作“白人逃逸”（White Flight）。这样的解释当然不错，但也算不上全对：一则是简化了中心城市与郊区的互动关系，二则是过于突出了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弱化了关于白人离开的动机与对社区变化反应的复杂性的认识。塞利格曼在本书中提醒我们，芝加哥西区成为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这里的白人居民固然对黑人到来感到不满，但他们对社区的厌倦早在黑人大迁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塞利格曼详细记录了芝加哥西区从20世纪初到世纪中期身份与概念的转变，即，从原本相对独立的三个社区——北劳恩代尔（North Lawndale）、西加菲尔德（West Garfield）和奥斯汀（Austin）变成了地理和观念意义上更为统一的西区（West Side）。在大量非洲裔美国人涌入之前，当地居民已经意识到恶劣的居住条件、破败的校舍和休闲娱乐设施的匮乏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大萧条和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让业主更加担忧自己的房产。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非洲裔美国人数量的增加，当地白人居民在表达对改善社区基础设施的诉求时更加倾向于选择种族式的语言，将保持社区“白人身份”等同于避免“衰败”的方式。为此除了骚扰和暴力威胁潜在的黑人房主外，他们还成立了诸如“联合房产组织”（United Property Group）等组织，并采取多种法律手段阻止非洲裔美国人进入当地的住房市场。这些策略包括强力反对公平住房法案、支持新的住房法规、提议开展城市更新和社区保护项目，以及游说政府将伊利诺伊大学新校区放在加菲尔德公园（Garfield Park）地区。塞利格曼发现，西区白人居民的主流并不是极端主义者，他们不是想要完全将黑人拒之门外，而是更想“管理”白人与黑人的关系，有计划地将种族融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上。在他们看来，非洲裔美国人的涌入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未来的西区不可能是一个纯白人社区，但也不应该是一个种族融合社区。塞利格曼专注于他们成立的各种小型市民组织，包括加菲尔德公园良好邻里委员会（Garfield Park Good Neighborhood Council）、奥斯汀租户和业主协会（Austin Tenants and Owners Association）和邻里保护委员会（Neighborhood Conservation Council）等。尽管采取了各种策略以保持种族同质性，这些努力最终未能成功。到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西区已成为一个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塞利格曼指出，当地白人居民最终选择迁往郊区，他们带着挫败感离开，这是对人口结构变化做出的最后回应，也是对西区无奈的告白。与此同时，非洲裔美国人认为他们逐步占据这一地区是一种胜利，但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种族骚乱凸显了他们对住房条件恶化的不满。
塞利格曼将关注城市历史的焦点转向具体的地方和当地人的实践，为城市政治、种族与阶级研究拓展了深度。她从细致入微的视角出发，展现了复杂的历史动态，她讲述了一座大城市里几个白人社区的往事，解释了为什么白人认为当非洲裔美国人搬入时，他们必须离开熟悉的故乡，哪怕要承担经济损失。在突破传统城市历史研究中种族主义的单一视角时，塞利格曼编织了更复杂的故事。她并没有为许多白人面对“黑人入侵”时的敌意和仇恨辩护，而是将他们的反应置于范围更广、组织性更强的社会失序网络中。她的研究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芝加哥，也为研究其他城市的历史提供了重要框架。
“白人逃逸”指的是美国白人居民从种族多元化的城市社区迁往白人同质性强的郊区社区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概念与人类生态学理论（Human Ecology）有相似之处。当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发展人类生态学时，他们大量借鉴了生态学对于自然世界的分析和描述。在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看来，城市的成长伴随着内部空间的区位竞争，这种竞争导致土地用途和文化群体之间的隔离。他们将城市社区与文化飞地描述为“自然区域”（Natural Area），这种描述很容易让读者误以为，隔离是一种自然发生、不受人类及其社会制度影响的现象。但实际上，在“自然而然”的表象背后，是多重结构性要素的合力。塞利格曼的研究已经揭示，“白人逃逸”的背后同样是细密的政治和社会操作。与她类似，历史学家阿诺德·赫希以芝加哥为例，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隔都的生成。但赫希将焦点从种族关系的前台转向幕后，他关注的是操纵着种族棋局的手。在《制造新隔都：1940—1960年间芝加哥的种族与住房》（Arnold R.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中，赫希证明了二战前芝加哥南区黑人聚居区的扩张绝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市政部门、本地企业与社会组织共谋的结果。本书首版于1983年，2021年再版加上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家内森·康纳利（N. D. B. Connolly）的后记，令人震撼地揭示了白人群体的暴力如何与决策者的利益达成共识，这种共识首先隔离了一座城市，继而隔离了整个国家。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20世纪上半期，芝加哥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快速增加，黑人聚居区不断外溢。对于白人来说，这意味着“种族入侵”已近在眼前，聚居区周边的社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抵抗，包括投掷石块、燃烧十字架和各种破坏公物的暴力行为。尽管二战刚刚结束的十年左右通常被认为是种族间相对平静的时期，但赫希的研究揭示了芝加哥黑白种族之间围绕住房及社区设施的冲突，并且他认为，在这一点上，芝加哥不光彩地走在了美国城市的前列。而之所以给人平静的感觉，是芝加哥媒体通过淡化种族冲突事件的报道，刻意营造了种族间和平相处的假象。在芝加哥市核心地区，黑人聚居区的扩大引发了当地企业和机构的关注，它们借助政治权力和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投资。赫希认为，马歇尔·菲尔德公司和芝加哥产权信托公司利用城市更新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对种族混合社区的开展再开发，公司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购得大片土地，目的是将芝加哥南区“重建”为中产阶级居住区，以保护芝加哥商务区免受“种族入侵”。首个项目是南区的湖边草地社区（Lake Meadows），参与者包括迈克尔·里斯医院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这些机构都担心周边社区出现越来越多的非洲裔美国人。被重新开发区域的居民不得不另寻住处，一些人被迫搬入匆忙建造的公共住房里，另一些人则就近搬到一旁的社区。芝加哥大学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以城市更新来防止黑人聚居区进入大学所在的海德公园。赫希认为，城市更新成了芝加哥白人驱赶非洲裔美国人的武器，在防止衰败社区扩展以及清除贫民窟的公共目标之下，将黑人局限在城市特定的区域里。
标题中的所谓“新隔都”，是与20世纪初非洲裔美国人大规模涌入北部城市时形成的聚居区相对而言。尽管在“旧隔都”形成的过程中，同样有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力，但这样的区分凸显了政策工具的变化，引导读者关注美国城市中种族和族裔关系的持续演化。不过赫希似乎对这一关系过于乐观了，书中经常提到“被遗忘的替代方案”和“丧失的机会”，似乎暗示终究会有一种种族融合和种族和谐的解决方案。但另一方面，赫希无情地记录了芝加哥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黑人领袖的无力以及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群体自私的诉求，在他看来，暴力、城市更新和新的市政法律一样，都是种族隔离的手段。赫希认为，城市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同时也是社会历史过程的物理化表现。种族隔离绝不只是歧视这一社会意识及其表现，投射在空间上就是住房的安排。他通过“新隔都”这一概念揭示了贫困、种族与空间如何互相作用，创造出一个“自我维持”的隔离环境。在这一环境中，黑人社群处于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边缘，城市空间被重新构建为白人主导的区域和黑人被隔离的聚居区。本书再次确认了吉尔伯特·奥索夫斯基（Gilbert Osofsky）“永恒隔都”的悲观愿景，对于深陷社会分裂的美国来说，这部40年前的旧作对当代读者依然充满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住房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透过住房的历史，研究者揭示了美国社会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为理解社会不公和城市演变提供了重要视角。它帮助我们认识种族隔离、公共住房和“白人逃逸”等历史现象如何塑造了当代城市的空间不平等，反映了住房作为文化与身份象征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