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新世界史脉络中的中国研究

受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孙竞昊教授邀请，台湾中正大学孙隆基教授于2024年十一月访问了浙江大学。期间，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郭静云教授也来交流。大家就全球史、环境史、史前文明等议题和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孙隆基先生系台湾中正大学教授，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地区接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其间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新世界史》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陪同孙先生来访的郭静云教授，现受聘于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涵括先秦秦汉历史与文化暨文物考古研究、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艺术史与思想史、中外文明互鉴与交往交流交融史等，中文版著作有《商文明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想渊源》《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等。本次访问中，孙教授等学者举办了多次讲座和工作坊，并积极带领学生开展学术调研和田野考察，使得访问富有成效地完成。

东南亚的“古代”与“中古”

孙隆基教授的第一场讲座以“东南亚的‘古代’与‘中古’”为题，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0报告厅举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张凯教授主持讲座，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孙竞昊教授、刘寅副教授等出席讲座。

讲座伊始，孙教授探讨了地缘政治、航海历史、殖民主义及其对区域名称演变的影响。他从印度洋的战略位置出发，回顾了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航行如何改写地球地理认知，进而触及古代海上商贸路线。同时，通过秦汉时期与匈奴的关系、丝绸之路的兴衰，以及中国称呼变化的分析，揭示了跨文化交流与地缘政治的动态演变。

随后，孙教授转向西方殖民主义如何重塑区域命名，如将东南亚称为“英属印度”，并探讨了二战后美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部署。特别是提出了地缘政治划分、区域研究发展及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名称复杂性的思考，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地缘政治的潜在影响，以及对东南亚作为战略区域的重新评估，展现了历史命名与地缘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耦合关系。

孙教授探讨了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语言及经济的变迁。首先介绍了南岛语系的分布，以及其与中南半岛及南亚语系的关系，特别是壮族语和孟高棉语系的影响。接着，分析了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的分布对现代族群分布的影响，并重点提及了东南亚的农业发展，尤其是稻米种植和古代农业技术。

孙教授强调东南亚早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及其对现代经济的影响，并突出了东南亚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性。同时，孙教授阐述了古代林邑、扶南及堕罗钵底等早期国家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中作为关键商贸港口的角色，并将这些国家界定为“第一代印度化邦国”。由于南方丝绸之路路线的变更，原先凭借国际贸易繁荣起来的扶南逐渐走向衰落，而室利佛逝、吴哥以及现今的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家相继崛起，孙教授将这些新兴国家称为“第二代印度化邦国”。尽管东南亚地理位置接近中国和印度，其社会形态逐渐发展出独特的特色。

张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并对孙隆基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在交流互动环节，孙教授与在座师生就东南亚国家的宗教、商贸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新世界史下的“多中心论”与“全球化”叙述

孙隆基教授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接受访谈。本次访谈的主题为“新世界史下的‘多中心论’与‘全球化’叙述”。孙隆基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直关注全球史学的发展动态，并在吸收原有世界史、全球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西方中心论”等旧有世界史研究的窠臼，颠覆固有“四大文明古国”等定论，以全球化视野为主基调进行“新世界史”的研究。此次访谈，孙教授在阐明了自己“新世界史”研究范式与主题内容的同时，并对他此后的研究方向做出了展望。

孙教授首先谈及了他从结构主义分析到调和世界史范式的治学转向。孙教授指出《杀母的文化》是在《未断奶的民族》基础上写成的，某种层度上也可以称为“美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他的研究方法开始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在《未断奶的民族》书中，就用到了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前半段写中国文化的“母亲崇拜”，后半段谈论美国的“杀母文化”，然后前后内容进行对照，形成一个对照组。

至于《新世界史》，孙教授在寻找长时段、稳定的历史时期使用了一些结构主义方法。不过结构主义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就是长时段稳定的东西在历史中很难出现，所以这本书没有全面采用结构主义。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视角超脱了具体事件，对稳定的结构做出分析。如布罗代尔认为不论是在地中海的东方或者西方，气候、物价等因素都很稳定。甚至在细枝末节处也有具体的事例，他举例说环地中海地区都有吃冰的习惯，不管是在基督教一带还是在伊斯兰教一带。这其实也是一个稳定的结构。

其次，孙教授探讨了文明的认同、互动与变迁。他认为我们熟悉的文明都承载了消失文明的遗产。罗马早已没有了，但罗马的拉丁文遗产，至今仍在医学领域尤其重要，就这个角度而言，罗马人并没有死。又如中国的文字具有延续性。一个懂得中文书写的人，在接受一定的训练后，也能看懂一些殷墟的甲骨文。中国的文明一直没有消亡，虽然经历了一个“换骨”而后“脱胎”的过程，但它的身体还在。

而且文明的发展过程存在分段的特点。有人将中国文明分为两段，像汤因比说中国的第一个文明叫中国主体文明，然后从唐朝开始叫做远东文明，其中包含日本、朝鲜跟越南的文明。因此很多人不接受，这等于说中国是两个文明，而不是一个。但是汤因比完全使用了从古希腊文明发展到西方文明的这个模式，即希腊文明融入了罗马这个大一统帝国，后来帝国内孕育了大一统的教会。在罗马帝国这个母胎消亡后，这个大一统的教会一直延续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文明的遗产由新文明承载下来，文明都具有分段的特点。

再次，孙教授讨论了文化影响下的共同体意识。他认为除了语言之外，宗教也是塑造文化圈的重要因素。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塑造了基于宗教文化的文化圈。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传播至北非、伊朗、印度、东南亚等地，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主要有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使用着阿拉伯语、波斯语、马来语等多种语言，所以即使是说着不同语言的穆斯林，仍然能够共享以宗教为基础的文化圈。

基督教从近东传播至地中海沿岸、北欧等地区，在印度、中国也拥有许多信众。蒙古人在建立蒙古帝国时，很多王公都信奉景教这个基督教教派。十字军曾将这些信奉景教的蒙古人想象成东方的基督教国家，把蒙古国想象为将要景教化的国家。但是当蒙古征服了那些原本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后，当地的蒙古政权很快伊斯兰化了。

此外，中国自秦汉大一统以来，长期以国家统一作为文化思想的一条主线，这实际上在先秦已经有所萌发。墨子所讲的“兼爱”“尚同”后来被儒家吸收，并提出了“大同”的理念，《公羊传》讲孔子作《春秋》是要拨乱反正，这些理念都强调要实现统一，使中央与地方一致。某种程度上，中国在古代就在讲共同体的意识。

最后，孙教授对他未来的治学规划做出了展望。孙教授表示他在写《杀母的文化》时，是留有研究空间的。美国“杀母的文化”是一个原型，“杀父”其实是比“杀母”还早的类型，下一代一定要胜过上一代，上一代也如此期待下一代，两代人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因此必然要有胜负。这种“杀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死亡，而是古希腊神话的演绎。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杀夫”很明显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潮流，他曾计划过将“杀夫”的问题写成独立的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不过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美国社会文化的潮流发生了转向，“杀母”“杀父”“杀夫”等这些男女性别矛盾让位于多元性别矛盾。所以原拟的研究计划实际上从对社会现实的研究，最终转变为“纯历史研究”。

欧亚大草原的历史生态

孙隆基教授的第二场讲座以“欧亚大草原的历史生态”为题，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三楼报告厅举行。讲座由浙江大学高研院林天人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刘寅副教授、周佳副教授等出席讲座。

孙教授的讲座从历史生态的视角探讨了欧亚大草原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塑造了两个文明的历史发展。讲座伊始，孙教授指出用“陆权”“海权”概念概括中西抗衡理路的方式过于简单。与其把大草原和中华都归入空泛的“陆权”，不如从“历史生态”入手加以分析。孙教授认为草原与中华两个帝国的帝统延续性相同，都呈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中华的大一统时代是秦汉、隋唐、元明清，草原帝国相应的朝代则是匈奴、突厥、蒙古。这两个平行的传承在历史上相互纠缠，形成“双子星帝国”。蒙古草原处于欧亚大草原的东段，其政权构建状况和西段的情况迥异，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东西段的自然生态差异。蒙古草原不如欧亚大草原西段广袤，也比较贫瘠，导致其不得不仰仗南方文明带的物资。其次，蒙古高原四周群山围拱，犹如高堡，对南方文明带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最后，中国的“始皇帝模式”亦是蒙古高原诞生帝国的历史激素。

中华北疆的游牧帝国，在原地失败后，有往西“重新启动”的规律。匈奴在汉匈大战中落败，开始传入哈萨克草原。古匈奴因此贯穿了两个草原系统，进一步促进草原大一统的是第二个朝代——突厥。在东部草原，古东胡系代古匈奴系而兴，辽和蒙古是同宗，皆为古东胡系之后，继起的金人乃女真人。蒙古人开创草原帝统的第三个“朝代”。孙教授强调，蒙古、匈奴的两翼制乃顺应横条形的欧亚大草原。“南下入主”则是另一种格式化。鲜卑帝国最早的制度是仿匈奴的左、中、右格式，后改造为垂直的北、中、南；至拓拔部建北魏，则演变为“北部尚书”与“南部尚书”的一国两制，皆直属中央，且多用汉官，其本质在于分治塞外与汉地。

孙教授指出，要解释“南下入主”的边陲国以中朝的中枢机构重塑其全境的倾向，需探究东北边塞国家所实施的“多京制”。边陲若想入主汉地，除将本部提升为“京”外，亦需将新征服地提升为“京”。但需要注意区分这和唐宋“多京制”的不同之处——唐代京的设立情况各异，部分为临时政策，并未设立全境性的五京制。北宋的四京则全部挤在中州，也和“全国皆京”的外扩精神相反。辽建国后的外扩式、并入多族群的格局，与唐宋挤聚在中原核心区的多京制大相径庭。

最后，孙教授探讨了元朝的“行省制”对自秦以来形成的中朝大一统体制的影响。蒙古此类中枢的行台，在灭南宋与东征日本时就不断增设，最终以元朝的京畿直隶区为“中书省”，地方单位一律变成“行中书省”。结合先前的讨论，孙教授总结指出，自秦以来的中朝大一统体制演变至宋代的“强干弱支”，已成头重脚轻之势，难以为继。而“行省制”这类“边陲克隆中央”的举措为中华换上更强的骨骼。

交流环节，在场师生就草原帝统的迁移方向、元代行省制度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世界中古史的分期、新世界史等话题与孙教授进行了探讨。

人与马：殷商统治在世界史脉络中

2024年11月15日下午2点30分，郭静云教授的讲座以“人与马：殷商统治在世界史脉络中”为题，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319教室举办。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孙竞昊教授主持讲座。

郭教授细究考古发掘的成果，如出土青铜器中兵器的占比、刃的厚度以及新出现的马车用具等，指出迁殷之后的商代出现了成体系的专职军事贵族阶层，战争形式也出现了质的飞跃，马匹也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郭教授由此判断，“殷商”和之前的所谓商代以及更早的遗址并非一个文明体系与源流。以养马和新的战争形式为代表的因素总体上是从东北方向传来，并且渐渐从上层渗透进中原，最终在中原地区占据了主流形式。王朝的统治中心从东北迁往殷地仅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旧的南方早商王朝的历史叙事和神话体系也被成体系地夺取，最终形成了“盘庚迁殷使商朝复兴”的历史话语。

郭教授又以全球性的视野，对这一段历史时期内欧亚草原上兴起“游牧”民族的现象进行了阐述。她首先对“nomad”一词的词源和含义进行了剖析，指出“游牧”这一翻译是不准确的，所谓的“游”其实还有“游耕”“游战”等多种形式。在“盘庚迁殷”前后，以草原为主体的欧亚大陆中心，广泛且同步地出现了大量骑马的游战民族，并且对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都产生了冲击，例如加喜特人入侵巴比伦和喜克索斯人在古埃及建立第十五和十六王朝。同一时期的中国很有可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通过车马挽具等配件的具体形式，郭教授判断这种来自于广泛区域的游战民族的文化形式是相似的。在这一全球性的历史进程中，人种和文化激烈地交融，马战被引入世界各地的文明之中，古埃及出现了犬猎，中国出现了人殉；殷商时期用于殉葬的人牲，其种族来源也是多样的。殷商时期大量出现的车马坑可以视为“游战”文化与中原原本存在的商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最后，郭教授还就一些与会师生感兴趣的问题发表了见解，如马匹的驯化、战争形式的转变以及一些与历史人类学相关的问题。

新世界史视角下的跨湖桥遗址考察

孙教授、郭教授偕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学生赴跨湖桥遗址进行学术考察活动。跨湖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杭州萧山西南的湘湖村，因古湘湖的上湘湖和下湘湖之间有一座跨湖桥而命名。由此发现的跨湖桥文化距今大概8200-7200年，比闻名遐迩的良渚文化还要早上约3000年，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吴健馆长为众人详细介绍了遗址出土的有关文物。孙隆基教授对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诸多器物饶有兴趣。在浏览到出土的木制弓具时，孙教授指出，从弓具的效用和性能出发，其材质使用竹制或为最佳，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弓具之所以为木制，应该与其材质有利于保存后世相关。郭静云教授则关注到器皿的制作，指出学界已有研究证明，跨湖桥先民的器具制造能力已经达到同时期人类文化的较高水准。

孙教授指出，跨湖桥遗址先民滨海而生，具有一定出海探索的能力。据相关研究推测，台湾地区、东南亚等地先民就疑似由中国东部沿海跨海而来。有学生就此发问：跨湖桥等中国东部先民出海探寻的主要动力为何？是否与其自身的生存压力有关？孙教授和郭教授做出了详细解答，指出如果是出于本地的生存压力，先民们会倾向于向内陆进行迁移，这样做更为稳妥，有利于群落的安全。而移民出海则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一般发生在物质条件有所保障，群落较为稳定的时期。至于先民出海探索的动因，郭教授认为最为关键的原因便是人类普遍拥有的原始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也是人类得以在全球繁衍发展的最大动力。

本次对于跨湖桥文化遗址的学术考察活动无疑是一场新世界史视角下的史前文明探索，在场众人收益匪浅，对世界史脉络中的中国史前文明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

重新探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应杭州晓风书屋邀请，孙隆基教授、郭静云教授、孙竞昊教授一同从新的角度重新探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孙隆基教授将中国上下三千年视为一个“长时段”，用结构观念来研究中国历史和这种历史延续所生成的文化特征。他创造性地运用“良知系统”、“身体化”、“和合性”等概念来总结中国文化中对“人”的设计和“二人”关系，并进一步延伸至对个体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国家对世界态度的分析与概括。其观点的核心在于，不是简单地罗列国民的劣根性并提出补救之道，而是通过深刻的剖析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不过，孙教授也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是他比较早期的著作。虽然不是想否定以前的作品，但他不希望该书成为一个“霍元甲文本”，成为民族自卑感的回归之处。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一段与落后相伴的自卑感的困扰，但新中国成立后情势已然翻转。现在来看，我们当然不需要常常回归到我称之为“霍元甲文本”的自卑感之中。

郭静云教授则从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历史文献材料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特别是她的著作《商文明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想渊源》，结合多种资料对商、周两代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为理解中国上古时期的思想观念提供了重要视角。此外，在对谈中，她还重点关注了中国文化中的信仰、崇拜、思想观念等方面，并尝试从中揭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孙竞昊教授则先是回顾自身的求学经历对其个人成长的影响，特别谈及孙隆基教授作为自己的导师在孟菲斯大学对他学业的指导。随后，在学术对谈中，孙竞昊教授从区域社会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表征及演变，为解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提供了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