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推荐的书单均属近年来海外科学史研究的新成果，既包括宏大叙事，也包括微观案例，在视野、概念和方法论层面都有推进。其共同点在于深入探讨知识的流动和演化模式，力图探索关于科学史研究的未来问题，从而彰显了科学史研究之于应对当前人类世界面临挑战的重要意义。
（德）于尔根·雷恩著：《人类知识演化史》，朱丹琼译，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
该书作者于尔根·雷恩（Jürgen Renn）是一位德国科学史家，是马普地球人类学研究所创始所长。在过去近三十年间，雷恩长期担任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第一研究室主任。其主管的第一研究室致力于利用新方法（例如数字人文）重建知识体系结构变化的历史，强调实践知识和历史连续性的作用，并进行了希腊、欧洲、伊斯兰与中国等文明的跨文化比较。而《人类知识演化史》就是雷恩及其研究室同事自1994年以来绝大部分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
重审地质力量连接的全球科学及其历史正在变得日益重要。我提请读者能够注意该书的英文书名——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Rethinking Science for the Anthropocene（知识的演化：重思人类世之科学），尤其是副标题中使用的“人类世”这一地质概念。雷恩认为，应对人类世挑战需要新的分析形式、概念框架和研究工具，未来科学史必将“超出其自身的特定关注范围”。雷恩指出，当前科学史研究“变得似乎过于学究气”，为此呼吁不要满足于解构传统叙事，应该超越孤立的个案研究，与科学家建立起新的联盟，寻求新的方法论（在本书中主要是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容纳更多的比较性和系统性的观点。雷恩与一般的断代史学者和专门史学者不同，他是一位“通人”学者，其研究领域包括古代至21世纪的科学史、知识全球化的历史、科学知识的结构和演化，这使他产生了许多新思考。
对于更广泛的读者来说，不妨先阅读由作者撰写的“本书的故事”，其中清晰地呈现了书内研究成果和思想的生成历程。为了展示知识演化的长线方面，雷恩及其同事重点调查了适用于研究知识的长期演化及其转移并全球化的若干领域。尽管内容异常丰富，仔细读下来还是容易识别核心内容，像前经典力学、早期现代天文学、现代物理学等。雷恩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生物进化、心理学、科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希望建立一种能够描述知识架构（architecture of knowledge）及其变化机制的理论语言。
本书的写作并非按照时间顺序，全书十七章归纳为五个部分：1）“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知识？”，2）“知识结构如何变化”，3）“知识结构与社会如何相互影响”，4）“知识如何传播”，5）“我们的未来依赖何种知识”。
在第一部分，雷恩表明了对知识的包容性观点的支持。他提出，“科学史正逐渐转变为文化史”，这种新视角有利于减少对部分知识（可能与传统学术设定大相径庭）的争议；同时也指出，科学的文化史无法说明科学的长期发展。的确，如雷恩所述，科学史学者早已注意科学知识的生产不是累积的。不过我认为，文化史转向吸引部分科学史学者的关注就足矣，彻底向文化史转变将失去科学史立足的根本。作者众多但是在其中非常重要的对话对象之一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雷恩主张知识系统会发生重大变化，但过程是缓慢的，这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框架和概念形成了对比。第二部分揭示了知识系统变革的诱因可能在心智、物质和社会维度出现，并通过“挑战性对象”“边界问题”等完善现有理论框架。想要完全理解本部分的抽象概念对读者来说是一个挑战。第三部分，雷恩借助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强调其对科学知识生产的调节作用，并将相当大的篇幅用于回顾历史上一些典型的知识经济。第四部分则追问知识如何传播，涉及知识迁移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历史，重点是与知识全球化联系起来。雷恩再次强化了有关知识经济的论点，认为不同社会之间的知识转移是由各自的知识经济决定的。该部分的亮点还有利用“认知网络”呈现了科学革命背后的社会-认知动力。雷恩在第五部分宣称，解决当前全球挑战的可能性仍然取决于知识整合过程。我想这也是马普科学史所第一研究室从存在至结束的研究使命。
最后，书中标阴影的知识点，如“科学史上被遗忘的传统”“数学知识的实践根源是如何被抑制的”等，仍然具有启发性意义。本书不少材料、观点取材于一本书或一篇（系列）论文，因而在正文中可能难以详尽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附录的“术语汇编”“注释”“参考文献”进一步追踪。
Matteo Valleriani (ed). De sphaera of Johannes de Sacrobosco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Authors of the Commentaries, Cham: Springer, 2020.
我推荐的第二本书，是由马泰奥·瓦莱里亚尼（Matteo Valleriani）主编的De sphaera of Johannes de Sacrobosco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Authors of the Commentaries（早期现代约翰尼斯·德·萨克罗博斯科的《天球论》：评注的作者）。该书可以视作上一本书中雷恩所提倡的新的方法论进路的一个范例。具体来说，细致地呈现了《人类知识演化史》第十三章之中“关于《天球论》的启发性例子”。该书也有助于说明雷恩笔下看起来有些粗略的案例究竟研究到何种程度。
瓦莱里亚尼是一位数字人文专家，来自意大利（且与著名的利玛窦同名），从1998年起就担任德国马普科学史所第一研究室的课题组负责人（Research Group Leader），主要关注希腊化时期、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科学、实践和技术知识的传播机制，并将该过程置于更宽广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语境。近期主要研究项目为“《天球论》：知识体系演化与欧洲共享科学特征”（https://sphaera.mpiwg-berlin.mpg.de/）。该项目充分反映了马普科学史所的研究特色，即历史学家与计算机工程师联合开展研究。
2023年，瓦莱里亚尼受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我现任职机构）的邀请来到中国访问。瓦莱里亚尼教授回到马普科学史所以后慷慨地寄给我数本书，其中就包括De sphaera of Johannes de Sacrobosco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Authors of the Commentaries及姊妹篇Publishing Sacrobosco’s De sphaer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odes of Material and Scientific Exchange（在早期现代欧洲出版萨克罗博斯科的《天球论》：物质和科学交流的模式，2022年出版），这两本书同时在施普林格网站上开放获取。
Publishing Sacrobosco’s De sphaer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odes of Material and Scientific Exchange
该书的研究对象是副标题所展示的《天球论》（De sphaera）评注者群体，包括评注者的教育和社会背景、所属机构、赞助人、动机等。与“《天球运行论》是本无人读过的书”比喻相反，在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天球论》恰好是一本“人人都读过的书”。它是欧洲阅读最广的天文学教科书，代表了大多数人可以获得的知识。有意思的是，随着相关评注文本日益增加、印刷机带来的新动力，基于托勒密体系的《天球论》最终却帮助了哥白尼体系被接受。瓦莱里亚尼及其合作者通过机器学习手段构建《天球论》及其衍生文本的语料库（包括359个版本），希望回答13至17世纪欧洲宇宙论知识如何演化的问题。评注作者这一维度是项目成员较先开展的研究。瓦莱里亚尼认为，如果从宇宙学在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中的角色来看待《天球论》的评注传统，整个欧洲大陆的宇宙论知识日益同质化（不代表停滞或缺乏创新），这种深刻的连续性让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历史分期变得不那么重要。
本书一共分为11章，包含评注者的社会网络分析及对重要评注文本及作者背景和动机的讨论。导论部分是对《天球论》及其评注版本的说明以及对评注群体的定量分析。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学者之间通过出版商进行交流。进一步揭示了六个评注者的社会网络：三个由两位作者组成的网络，两个由三位作者组成的网络以及一个由六位学者组成的网络。第二章研究了《天球论》的第一篇印刷版评注，其作者是巴黎艺术大师Lefèvre d'Étaples（ca. 1455–1536）。该评注作品通过16世纪上半叶巴黎和威尼斯的印刷出口中心传播，为《天球论》拓展了计算技术、与托勒密《地理学》的融合以及视觉元素等主题，推动了现在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特色的混合数学流派——cosmography的形成。第三章介绍了西班牙学者Pedro Sánchez Ciruelo（ca. 1470–1548）对《天球论》的评注及其对星占学的辩护，认为Ciruelo的论点承自中世纪传统，其论证也对后来的辩护者产生了影响。第四章研究了由一位人们所知甚少的Francesco Capuano da Manfredonia 撰写的《天球论》评注（1499年出版）。通过比较相隔较长时间两次重印时序言的修订，认为它们是根据目标读者的需求量身定制的。第五章重构了Conrad Tockler（1470–1530）评注动机的研究，他是莱比锡大学校长、数学家、占星医师。本章作者认为，Tockler案例表明，历史学家通常低估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之间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是中世纪作品“重新发行”（re-issuance）到印刷书籍市场的结果。第六章调查了相关评注作品中引入新材料的代表，即John of Glogów（ca. 1445–1507）于1506年完成的《天球论》评注。John of Glogów属于最早采用印刷新技术的那批人。该案例揭示了在哥白尼之前的欧洲天文学家，对天文模型必须与物理现实保持一致的坚持。第七章分析了16世纪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所作的《天球论》评注，并与海外探险和殖民结合起来研究。第八章通过分析法国数学家Oronce Fine（1494–1555）对《天球论》的传播及吸收，拓展了萨克罗博斯科作品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教学的影响。第九章非常有趣，考察了《天球论》印刷方面的标准化尝试，作者称之为“八开本传统”。本章阐述了该文本传统形成、兴盛和消退的过程。第十章讨论了科英布拉大学数学教授André do Avelar（1546–ca. 1623）编写的Sphaerae vtrivsque tabella（1593）。与以往的评注不同，这是葡萄牙出版的唯一一本《天球论》的拉丁语版本。由于改动幅度较大，作者认为这已经构成了一部新作品。最后一章阐述了莱顿大学教授Franco Burgersdijk（1590–1635）应荷兰当局要求编辑《天球论》并删除书中的拉丁文，以减少荷兰独立后对天主教知识生产模式的依赖。上述每一章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评注者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印刷经济、宗教改革、科学辩论、教育实践等联系起来，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萨克罗博斯科《天球论》在四个世纪的动态图景。每一章的分析都表明，本书中，机器学习工具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最终回答的是历史问题。
该书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及研究结论对科学史、书籍史，以及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史的研究者皆有借鉴意义。不过本书分析对象聚焦于评注者，关于科学知识转化与印刷技术、印刷书籍市场相互作用的讨论不多。想要了解《天球论》出版商和销售商群体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由瓦莱里亚尼与安德烈亚·奥托内（Andrea Ottone）共同编辑的文集Publishing Sacrobosco’s De sphaer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odes of Material and Scientific Exchange。
《知识如何流动》
该书的主编约翰·克里格（John Krige）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克兰茨贝格荣誉教授、（国际）技术史学会（SHOT）前主席。近年来，克里格提倡使用跨国（transnational）研究方法理解和分析知识流通，追问科学技术如何跨越“边界”（boundary）。在克里格看来，是时候开始书写科学技术跨国史了。诸如民族—国家（nation-state）等传统分析单元，难以满足跨境主体多样性的叙事要求。而在诸多领域中，科学和技术天然地适合于分析“流动”这一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
克里格的科学技术跨国史研究是对詹姆斯·西科德（James A. Secord）抛出议题的继续。2004年，西科德在科学史旗舰期刊Isis发表Knowledge in Transit（知识在流转），该文章基于一次科学史国际大会的主旨演讲修改而成。西科德提议，未来科学史应把知识的流动、翻译和传承过程视为核心问题。克里格把西科德提出的问题（“知识如何传播以及为什么会传播”）与历史学家赞同的重要新方法融合在一起，进一步强调“知识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跨境传播的跨国维度”，关注和国境有关的知识流动之过程，给予跨境过程中发生的“回流”以充分重视。
《知识如何流动》试图挑战人们的传统印象，即知识能够毫无阻碍地跨越国境。克里格认为，事实上，跨境活动将遭遇来自不同权力中心的不同模式的管制。进而，本书收录的论文更为关注阻碍、限制知识跨国流动的屏障（保密、签证、护照、出口许可证等），比如马里奥·丹尼尔斯的《限制“知识体”的跨国流动——冷战时期美国签证限制和出口管制》、克里格的《出口管制——监管全球化经济中的知识跨国流动》。
导言部分，克里格还着重分析了与本文理论框架构建有关的主要概念：旅行的重要性，监管国家的角色，“国境”和“网络”的含义，国籍和政治忠诚的意义，地方和全球的交叉点。
本书主体内容分为四块：第一部分，美国的监管体系；第二部分，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知识跨国流动；第三部分，变化中的个人身份；第四部分，核时代的管制与交流。虽然本书研究时间范围涵盖整个二十世纪，但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冷战时期。并且由于该文集是佐治亚理工学院举办的一次专题研讨会的产物，研究区域在地理上有些集中，都把美国当作跨国网络的一个节点。然而就其启发性来说，本书早已超越了美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学术界，进入更大地理区域的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与文集相关的专题研讨会召开于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前夕。论文集的修改则处于“谴责声、难民危机、旅行禁令、拘留、边境墙谈判”等令人不安的时期。因此，本书还寄托了科学史研究者对当下跨国事件的反思。
How Knowledge Moves: Writing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最后要说的是，该文集的英文版出版于2019年，英文标题是How Knowledge Moves: Writing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知识如何流动：书写科学技术跨国史）。在它出版后不久，克里格主编的另一部Knowledge Flows in a Global Age: A Transnational Approach（全球化时代的知识流动：跨国方法）在2022年印刷发行，旨在继续深化跨国方法和知识流动的相关议题。能够看出，克里格及其同事对知识流动这一话题的探讨还在继续深入。比如前一部作品倡导把跨国研究作为一种视野，而后一部作品在副标题中就明确了跨国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按照克里格的话来说，跨国研究方法还是一个“建设中的观念”。此方法论的有效性，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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