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俊杰：进一步认识重商主义的历史经验与赶超原理

大而言之，近代以来的经济学只有两个“范式”，一是当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另一便是之前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这两大流派的“范式转移”，即其主导地位的交替，完成于19世纪上半叶。从此往后，自由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而在亚当·斯密开辟的经济话语中，重商主义沦为批判甚至嘲讽的对象，如同后朝笔下的前朝历史。

然而，重商主义就是流行话语中的“荒谬学说”、“有害体制”吗？它不过就是混淆货币与财富、追求垄断寻租、政府干预无度、排斥市场机制、背弃自由贸易、惯于以邻为壑吗？那为什么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古斯塔夫·施穆勒、约瑟夫·熊彼特，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沃尔特·罗斯托、埃里克·赖纳特，这些有历史眼光的大家并未接受这套说辞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多年来笔者对重商主义问题展开研究，更多看到了重商主义的另一面。重商主义其实融汇了金银积累、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国家干预、强权打造、殖民扩张等诸多政策工具，本质上是一套早慧的国家赶超战略。实证研究足以表明，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世界上，无论赞成与否，重商主义都堪称国家赶超的必由之路。问题是，这套早期赶超战略既然行之有效，又为何被取代、遭抨击了呢？

细查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范式转移，变革的动力并非经济学理念上的进步，主要与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这一历史大变迁有关。虽然英国借助多个世纪的重商主义实践而后来居上，但一旦获得压倒性工业竞争优势，抛弃以贸易保护为核心的重商主义，改行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便成为势所必然、理所当然的战略转换。（有关论证可见梅俊杰著《贸易与富强：英美崛起的历史真相》。）落后国在奋力追赶时倚重重商主义，跨入先进行列后实施自由主义，这种行为模式实乃世界经济史上屡见不鲜的规律，不仅为理解经济学的范式转移，而且为当今落后国选择何种赶超战略，提供了强大的启示。

《贸易与富强：英美崛起的历史真相》，梅俊杰著，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

既然自由主义范式偏向于满足领先者维护领先优势的需要，而重商主义范式更适应落后国推进赶超发展的需要，自可推论：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并非完全是“历时的”；只要这个世界上同时并存着有自身利益需要维护的领先者和不甘落伍而力图赶超的落后者，这两种经济学应该也是“共时的”。至少可言，重商主义虽在范式上已被自由主义打碎，但其中合理可用的构件，即凯恩斯所谓重商主义的“明智之道”，总不该随风飘去。这一点对于落后国非同小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要研究重商主义，着意总结相关的经验教训，理由就在这里。

当然，重商主义是个面广量大、内容庞杂的历史存在。首先，它的时间跨度很大，16-18世纪仅属其高峰期，无论在理念还是政策上，它既没有空前更没有绝后。其次，它覆盖了欧美主要国家，产生过诸多变体，如意大利的“国家经济学派”、西班牙的“欠发达经济学”、英国的“保护贸易学”、法国的“科尔贝主义”、德国的“官房学派”、美国的“美利坚体系”。此外，即使是同一时代同一国家在同一问题上，不管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都难免立场相异、观点杂陈。有鉴于此，今人在接触重商主义时，亟需一份总体性导览。为此，本人继撰写《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世界经济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等专著后，再从众多英文资料中编译了《重商主义：历史经验与赶超原理》一书。

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以“重商主义历史总览”为题，收录了J.W.霍洛克斯（John W. Horrocks）初版于1925年的《重商主义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Mercantilism)。该著作面面俱到、要言不烦，在十来万汉字的篇幅中溯古述今，遍论世上主要国家与重商主义相关的理念与事件，可谓不可多得的门径佳作。作者特意要展现从重商主义角度看到的列强发展史，的确抓住了世界近现代变迁的关键节点，与编者的一贯立场不谋而合。此书尽管成稿于百年以前，但那已经是能给史上重商主义盖棺定论的恰当时机，相对接近所论对象也使得在梳理、观察、解读上能拥有比较剀切的视角。只可惜此书在国内外同行中鲜有征引，诚属学林憾事，这次特予译出，希望尤能为中文界提供一份尚难替代的基本材料。

第二编以“重商主义真相概论”为题，选录了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西尔维亚·梅西纳（Silvia A. Conca Messina）的论作。瓦伊纳的《英国重商主义者的立法建议》，取自其1955年出版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第二章。威尔逊的《重商主义的含义与实践》，原系作者1956年发表的小册子《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梅西纳的《重商主义历史面目再认识》则为作者2019年版《近代欧洲国家政权与经济政策史》（A History of States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第八章。这三篇的共同特点是，各从不同侧面简明勾勒重商主义的历史真相，做到了大处着眼、举重若轻，正好契合本书的编选旨趣。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

第三编以“李斯特论落后国赶超”为题，选录了赶超发展理论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两篇文献，以及迪特·森哈斯（Dieter Senghaas）和奥特弗里德·加贝（Otfried Garbe）的两篇论文。《<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导言》是李斯特1941年写下的自我思想介绍，《代表工商联合会致邦联议会请愿书》是他1819年执笔的一份公文，均有助于快捷了解李斯特学说。这两篇译自玛格丽特·赫斯特（Margaret Esther Hirst）1909年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生平与文选》（Life of Friedrich List, and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可补中文界之缺。森哈斯的《李斯特与发展的基本问题》采自2013年版《迪特·森哈斯：和平与发展研究的先驱》（Dieter Senghaas: Pioneer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加贝的《李斯特赶超战略的适用性》录自1977年《国际经济学》（Intereconomics）第9/10期，二者十分精当地解读了李斯特学说的精髓。

第四编以“汉密尔顿论工业发展”为题，收录了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选自美国文库2001年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Alexander Hamilton Writings）。这份著名报告着重阐明了发展制造业的必要性与可取性、美国发展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与既有进步，特别是美国应当如何利用重商主义历来倡导的鼓励手段来加快制造业的成长。该报告既塑造了美国的长远经济政策，又开启了务实的“美国学派”传统，已被公认为美国的一份立国文献，熊彼特誉之为“提出了一项发展纲领”，“含有极好的应用经济学”。之前国内仅见寥寥数页的极简摘译，现首次全文译出，终可得见其全貌。

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年

以上四编中，前两编着重展现重商主义长期复杂的历史经验，后两编则便于透视重商主义促进赶超发展的机制原理，尽管历史经验与赶超原理往往密切关联。关于这两个方面，各需要说明一点。

其一，虽然编者倾向于大体上肯定重商主义的历史经验，但前两编中所收篇章未必尽然正面评价重商主义。霍洛克斯的简史，还有瓦伊纳的文章，都较多质疑了重商主义的作用。本书之所以收录它们，一是看重其中梳理的史实，二是无意掩盖反面的史料和观点。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断言自己的解读就全面准确，尽量呈现多面性、适当保存对立面方属明智审慎之举。

不过，经过岁月的沉淀，某些问题实已有了答案。例如，霍洛克斯在反对重商主义做法时，除了对英国的《航海法》和美国的内战等问题评论偏颇外，明言20世纪早期的日本不该把资源投入到自身并不擅长的产业中，可这种论点已为战后日本的成功赶超所证伪。此外，他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把责任过多归咎于重商主义，并对国际的相互依存及其迅速的乐观结果寄予极大的理想主义。无奈，时光流逝虽已百年，今日的保护主义回潮和弃全球化逆流却再次证明，对重商主义的那种简单否定经常是天真和轻率的。

其二，后两编主要用李斯特和汉密尔顿的论作来阐明赶超发展的原理，也许有人发问，李斯特批评过重商主义，并在长远上认同自由主义，汉密尔顿维护美国的宪政公义，并力主国内的自由竞争，将他们也归入重商主义系列是否恰当？其实，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原非水火不容，自由主义本就脱胎自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亦非日后描绘的那般荒谬。李斯特与汉密尔顿所倡导的赶超发展战略固然多有新创，但只要对欧洲深厚的重商主义根源有所了解，便不难看到，从强调工业化的迫切重要性到构建幼稚产业保护论，从冷峻看待国际关系再到积极倡导政府干预，他们根本上还是走在重商主义的延长线上。

熊彼特也曾指出，汉密尔顿经济思想的“源头可一直上溯到蔡尔德和达维南特等”英国重商主义者，并转而影响了李斯特等人。既然现以范式来区分重商主义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李斯特和汉密尔顿属于前者定然无疑。至于其战略导向的当今适用性，读一下美国《外交事务》（2024年9、10月号）最新专论《动荡世界的大战略：汉密尔顿治国方略的回归》，便一目了然。

在序言的最后，我应当表达心中的诚挚谢意。新华网吕慧主任编辑一向热心为我查找资料，霍洛克斯的书册就是她去年初在国家图书馆找到后复印并快递来的，本书的编成有她的一份功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徐雅卿博士对重商主义问题很有悟性，是译稿的最早读者，书中的字里行间留下了其支持和帮助。内人张旦红一如既往地为我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在上海这个超长的夏天，她付出了很多辛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陈如江编审、包纯睿编辑协助完善了书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则慨然资助了本书的出版。群策群力，方有所成，信然，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