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
阴间的绳索缠绕我，
死亡的网罗临到我。
一旦我们把布鲁姆引用的几段《诗篇》念熟，一切收拾停当，此时再听惠特曼的诗，便可听到那支金箭破空射出时铿铿的声响：
我歌颂自己，歌颂每个活着的男女；
我松开系在他们身上的舌头，
它开始在我口中说话。
如果你能听出《诗篇》语言的节奏、音色和情绪，你就会听到惠特曼作为贵格派的后代在那些飞溅着火花的布道词中所听到的东西。这就是美国诗歌之父的希伯来族谱。我们不仅能在惠特曼的诗句中听到《诗篇》，还会在《诗篇》中听到希伯来的惠特曼。
这就是布鲁姆式读本的特点。这些能入布鲁姆法眼的诗行，被他用批评家的蛮力塞入拥挤的文本空间中，相互摩擦、撞击，结果产生出布鲁姆所期待的各种影响和焦虑。由此说来，《记忆萦回》所录、所评的《夜莺颂》，与各种《济慈诗选》中的《夜莺颂》便有很大不同，选本的特定编排和注释会给这些熟悉的诗歌以新的阅读体验。大概出于教师的本能，好为人师的布鲁姆生前出版的最后著作仍然是一部教科书。《记忆萦回》不仅是八十七岁的布鲁姆的《正典诗歌选注》，也是他诗歌教学的最后一次展示。
布鲁姆的仙气儿和邪气
布鲁姆一向好谈卡巴拉和诺斯替，因此身上自带一股仙气儿和邪气。他早年曾写过一册小书《卡巴拉与批评》。《记忆萦回》也不例外，开篇便大谈犹太神秘主义的《光辉之书》（Zohar），神神秘秘，让人琢磨不透。我能理解的大概思想就是，人乃是被放逐到世间的半神，心里埋藏着神灵的种子，可以被灵异的方式唤醒。同样，他对于诺斯替主义，骨子里就有一种痴迷。诺斯替的核心，就是人在世间总是莫名其妙感到压迫和疏离。压迫，是因为神性的种子被监禁在肉身的地牢中。疏离，是因为高明的灵魂与昏聩的造物神（demiurge）笨手笨脚造出的世界始终格格不入，始终貌合神离。不管借助卡巴拉还是诺斯替，对于布鲁姆来说，阅读诗歌不是一个凡俗、理智的知识活动，而更类似宗教上的召唤、唤醒。就是说，灵魂的沉积层里被掩埋的灵知，可以被诗歌摇醒。诗就是洞悉创世秘密的诺斯替（灵知），而读诗、解诗就是唤醒囚禁在肉身之中那一点微茫而夺目的神性之光。布鲁姆的很多书，都有这样一层宗教神秘主义的底色，所以这位在耶鲁教书超过半个世纪的文学教授，才会显得不那么“学院”、不那么“专业”，总带一股浓烈的巫师、灵媒和萨满的气息。理解布鲁姆，需要了解西方的灵知传统或秘教传统，需要对诺斯替、卡巴拉、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cism）这些现在被划入“神秘主义”这个模糊而安全的范畴那部分的非理性思想足够重视、足够“当真”，才有可能够到他的思想。
如果诗歌的主要职责是唤醒，那么这本书的原始副标题（The Inward Light of Criticism）就容易理解了。批评可以产生内心的光和洞察，照亮黑暗的牢狱。如果要咬文嚼字，副标题里的inward一字不仅表示内在、内心，还表示带有方向感、驱动感和纵深感的“内趋”和“向内”。也就是说，批评所产生、携带或者发现的光，向内心深处不断挺进，正相当于我读这本书时所体会到的动态过程。
正是因为布鲁姆对前现代的神秘主义有此种迷恋，所以他经常提到，教师的职责是“见证”，是示范和激发。“示范”（exemplify）不是告知和传达，不是将信息径直输入，而是身体力行的展示和垂范。而“激发”（inspire），按照字面义就是将气息吹入，就像古代神灵向尘土吹一口仙气一般。布鲁姆的“仙气儿”，就是相信文学自有一种超验、神秘的价值，不是将知识从教师一方物理转移到学生一方，而是由教师将人心中被压制的、微暗的火苗扇旺，把被遗落在心灵角落的神性种子唤醒。这些虽听起来很玄妙，却有助于理解布鲁姆的企图和他的写作方式。
布鲁姆的“邪气”，就是指他不断自我标榜为“异端”，以正统眼中的“异端”为荣。此点在他1990年出版的《J之书》（The Book of J）中暴露最为突出。被近代圣经学划归为“亚威派”（简写为J）的文献传统，布鲁姆认定是由公元前十世纪所罗门一朝的一位女性贵族写成。在布鲁姆眼中，此人是莎士比亚之前最大的文学天才、反讽女王，她对上帝的刻画既活泼、又搞笑，让后世拘谨的正统人士非常头疼。后世正统观念都在塑造一位无比“板正”、无比正经的上帝，所以西方宗教史基本上是对J女士的打压和修正。在这部广受争议的书里，布鲁姆用normative一词将近七十次，用来指正统、正规、规范，有时一页上出现五次。凡是normative，都是他要与之抗辩的，也都是他想象出的女性天才最为鄙薄的。在《记忆萦回》中，布鲁姆无法肆意展示这股邪气，但异端的火花仍不断从页面上爆出，显示这依然是一本非常“布鲁姆”的书。
批评家和鳄鱼
《记忆萦回》充满衰老和死亡的气息，布鲁姆不断念诵逝去老友的名字，所以书里不仅萦绕着回忆，也遍布逝者的亡魂。这些老友很多是诗人，这是布鲁姆作为批评家让人羡慕之处。与诗人保持密切交往，这是专业化学者不敢奢求、也无法完成的深度社交。我们在书中随时可以听到布鲁姆对当代诗人和小说家的追忆和缅怀。比如，“过去，在纽约和伦敦，我经常和安东尼·伯吉斯一起度过那些弥漫着芬达多白兰地气味的夜晚。”又比如，谈到和美国诗人理查德·艾伯哈特的交往，“那时，他有六十五六岁，我大约三十九岁。他身材健壮，浑身散发着温和的光芒。”又如，布鲁姆谈到和诗人阿蒙斯的通家之好：“我们两家的三个小男孩那一整年都相处和谐，玩得很开心。阿蒙斯却很内向，话不多。我那时三十八岁，很健谈。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但相处了几周之后，他的话匣子开始打开，让我松了一口气。那一整年，我几乎每天都和阿蒙斯相处几个小时。”
如果世间还有詹姆斯·伍德所说的“作家式批评”（writerly criticism），我觉得一个明显而又重要的前提，就是结识几个真正伟大、而不一定知名的作家（这当然是我国极其稀缺的物种）。你和一个大活人喝酒、攀谈，不是为了打探几条小道消息，而是让这种生命体之间的接触暗中加固批评家的潜意识：你评论的是作家，不是作者；你分析的是诗歌，不是文本；你解读的是故事，不是虚构。而正是与一批诗人的密切交往，才无意中诞生了一个不祥的寓言。20世纪60年代末，布鲁姆在佛罗里达大学与诗人埃伯哈特度过一周。埃伯哈特带布鲁姆去校园里的沼泽地看鳄鱼。在沼泽地旁边站了片刻，布鲁姆什么也没看见。此时，他的诗人朋友诙谐地说：“哈罗德，你可能没有看到它，但它正在看你。”下面就是极其传神的一笔：“我再次定睛一瞧，原以为是一根湿漉漉的木头的东西，突然长出了恶毒的眼睛，正在看我。”（第598页）布鲁姆吓得拔腿就跑，埃伯哈特哈哈大笑。
这个故事很日常、略搞笑，但寓言的各要素已然具足，可以作意味深长的拉伸。你站在河边找鳄鱼，东张西望地找，殊不知鳄鱼正埋伏在你脚下，向你射出凶恶的目光。这只弗罗里达鳄鱼，完成了对布鲁姆的一次伏击。批评家四处张望，上下求索，一心一意寻找意义，但万万没有想到，意义就在离您最近、最明显的地方，正凶狠地嘲讽您。批评家甚至已经看到意义，却误认为是一根湿漉漉的木头。在这则我“误读”和改造的寓言里，批评家或者什么也看不到，或者看到但认不出，这种解读的失明和错认，是对文学批评恶毒的预言。埃伯哈特继续开玩笑：“这将是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多么神奇的时刻！批评家被鳄鱼吃了。”读到这里，我建议我们应当集体打几个冷战。因为只有木头脑瓜子，才会把鳄鱼看成木头。
论到文学批评，布鲁姆最仰慕的批评家是十八世纪的约翰生（Samuel Johnson，1709-1784）。对，就是那个体态臃肿、举止粗鲁而情感细腻、不断徘徊在抑郁和狂躁的边缘、虔诚而不伪善、正统而不乏味、既批评弥尔顿的政治观点又盛赞其诗歌天才、伟大的约翰生博士，也是这部正典诗歌读本中收入的唯一一位批评家。布鲁姆视约翰生为批评家的典范、自己一生的榜样，他论约翰生，有两句话令人深思：“约翰生博士让我认识到，批评作为一种文艺（a literary art），属于智慧书（wisdom writing）这种古老文类”（241页）。也就是说，批评不是俯视文学的超级话语，批评不是文学的上级，批评（主要是好的批评）乃是文学的一种。紧接着，布鲁姆谈到约翰生教给他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作为一种文类的批评，其权威性必须依靠批评家的智慧，而非理论或方法的对错。”这两句话的含义，以后有机会再深论。这里我只想说，前面说到的布鲁姆身上自带的“仙气儿”和“邪气”，正是他自己的“智慧”，也是批评手册、批评入门一类的书不会教授的东西。
《记忆萦回》始于卡巴拉神秘主义，而终于各方面观念都无比正统的约翰生。全书最后一章讨论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却以约翰生《漫谈者》中最后一篇与读者的道别作为结束。在这篇感人、却不感伤的文章中，道德家和批评家在约翰生身上合体，思考和判断融汇，我们可以听到《传道书》（智慧文学的代表）那种沉思、哀痛、又有些淡漠的声音：“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记忆萦回》多次引用《传道书》，文学批评又被归于智慧文学，恐非偶然。我读完《记忆萦回》，就把约翰生的书找出来，重温他的《弥尔顿传》和《蒲柏传》。约翰生是绝对不会把鳄鱼看成木头的批评家，而且他与布鲁姆既相似、又有区别——
约翰生虔诚而不伪善，正统而不乏味。而布鲁姆叛逆，所以不伪善；异端，自然不乏味。两相对照，大概可以明白布鲁姆为何会对约翰生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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