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布让的黄昏：1630年古格王朝的危机及其灭亡》，黄博著，巴蜀书社，2024年6月版，272页，68.00元
听说到西藏旅游，藏西秘境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阿里古格遗址是一个规格很高的打卡地。很多人对于阿里的印象，可能离不开转神山冈仁波齐，绕圣湖玛旁雍措。前几年，电影《冈仁波齐》让无数凡尘俗世中的我们不由得反思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应该如何平衡？在眼前的名利和诗与远方的抉择中，信仰、灵魂与道德的问题不时得到拷问。很多人走进阿里古格，试图在这里寻找到藏地文明密码。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只是拍下令人震撼的照片，在荒凉的地带发发幽古之感叹，却未能对古格的历史进行真正的追溯。
多年来，最为关注古格历史的，除了探险、旅游、打卡以外，应该就属于考古学界了。1985年，国家文物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古格考察队，对这一遗址进行专业考古，编写成《古格故城》，由北京文物出版社于1991年正式出版。1988年，西藏文管会专门组成古格维修工程队，对该遗址实施首次保护维修工程，后来又与四川大学考古团队等多次进行调查、抢救、挖掘与保护。2019年，张建林教授以自己对于西藏阿里丰富的考古调查经验以及丰赡的资料，汇编出版了《秘境之国：寻找消失的古格文明》，试图在考古学的调查经验基础上，融合多学科的方法来解读古格王国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其作品的资料性比较强，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则有待更深层次的挖掘。
值得庆幸的是，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黄博，2021年出版了《10-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又出版了《扎布让的黄昏：1630年古格王朝的危机及其灭亡》（巴蜀书社；以下简称《扎布让的黄昏》，引用除特别说明外，该书引用只注页码）。两本书互为姊妹篇，共同诉说着古格王朝的完整历史脉络。
前书写作时间可以追溯到2008年秋天黄博老师进行博士论文选题之时的思量。刘复生教授为其作序指出，“以西藏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阿里古格王国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该选题的难度之大是众所周知的，除藏族学者次仁加布写的《阿里史话》（2003）这本通俗著作和基本论著及译著有简短零散的介绍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汉文成果可以参考。”黄老师掌握了藏文，熟练运用了英文等多语种成果，经由扎实的历史文献解读能力，从而开展了对古格的历史性研究。该论文后来获得全国百篇优博提名，则是其学术能力的体现。
至于近日出版的《扎布让的黄昏》，则是在前书讨论古格崛起基础上，所带出来的疑问——古格是如何突然灭亡——这一问题的探索。因此，黄老师以带着读者们共同破案一般的思路，展开对古格王朝灭亡这一谜底的追踪考察。由于是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轻学术风格写作，该书在遵循学术规范，保证学术品质的前提下，通俗易懂，颇具可读性。
绪论开宗明义，讨论古格的亡国史。由于这方面的著作几乎为零，因此，古格的亡国史才显得神神秘秘。然而，作者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神秘的东西，如果有，那只是我们还没有弄懂它。”（第2页）古格亡国之后，历史记录缺失，史实解释乏力，两大原因造成历史的朦胧感。至于为什么，作者认为大部分的藏文经典史籍完成于古格亡国之前，即使个别有的话也是语焉不详。
即使如此困难，作者还是综合了藏文史籍《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第四世班禅传》的记载，推算出古格王国的时间在1630年左右。这一时间节点也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信件，特别是《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当然，眼见未必为实，作者不是盲目地相信并使用某一种历史材料，而是将不同史料记载的事件经过多方比对，确认了时间与地点。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认为“传教士虽然看到了1630年前后古格上演的剧情，但却未必能够真正看懂”（第252页），因此，他澄清了传教士叙事中可能存在的史实曲解与谎报业绩的现象。对其传教事业可能得到的尊重与实际的传教成果进行了仔细的斟酌与区分。
第一章讲述了古格的地理空间区位，以及与西喜马拉雅地区等地的关系，穿插着经济、寺院、人物等细节的梳理和介绍，引出古格立国的地理基础危机。“古格的衰落，反映在地理上就是它对阿里三围的三大核心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最终只局限于古格一隅。”（第87页）
第二章讲述了古格与同样源于吐蕃王朝后裔政权的拉达克之间相爱相杀并最终沦陷的历史事件，以及与佛教主巴派的紧张关系。消灭古格的拉达克其实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地缘政治，容易并且经常性地受到穆斯林军队的侵扰。但是每次穆斯林洗劫之后，拉达克都会迎来一段短暂的军事实力爆发。“在16世纪30-60年代的三十年穆斯林大军入侵之后，居然迎来的是16世纪60-90年代拉达克的三十年军事鼎盛期。……西方穆斯林的不断入侵实际上使得拉达克被迫开启了一场重要的立国之基的转型，渐渐突破了阿里王系以及吐蕃赞普后裔政权的政治文化传统。”（第129页）书中还谈到了拉达克国王森格南杰迎娶穆斯林公主的联姻故事及她们来了以后崇奉藏传佛教的多元信仰表达与包容主义的问题。讨论古格的外患，离不开对西藏政教势力的历史性认知，15世纪中期，西藏的世俗政治与教派力量的结合日益紧密，地方豪族政权与教派利益形成一对一深度捆绑，兼容式的教派政策走向了排他性教派政策，进一步造成了西藏社会政教矛盾的激化。
第三章古格的内乱，描写了古格王室贵族僧侣集团发动暴乱，勾结拉达克阴谋推翻打压自己权势的古格末代国王赤扎西扎巴德，扶植符合自己利益的古格新国王。作者根据相关研究，认为朗达玛灭佛事件子虚乌有，只是后世佛教史家制造出来为吐蕃王朝的崩溃背锅的替罪羊。“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西藏佛教并没有消失或停滞……在失去王朝权力的支持和制约之后，开启野蛮生长模式。这时的西藏的佛教从吐蕃王廷以及王室资助的大型寺院转入了西藏民间普通寺院，僧人的主体也从服务王室和朝廷转变到了地方和民间社会，让佛法在家族之间传承，更多地成为一种家族的‘财产’。” （第172页）
对古格内乱与外患的认识，离不开对其政教关系变迁的社会性考察。根据李向平教授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不同的神人关系模式有不同的神圣资源，不同的神圣资源构成不同的权力资源。那么，神人关系就决定了权力的拥有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掌握神圣资源的法王未必是真正超凡脱俗的圣人。因此，从社会性或者说世俗人性的角度来理解，将更为可行。古格的政教关系矛盾，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得以呈现。王室内部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分配之间的机制不稳定性，导致国王与法王之间产生内讧引发社会动乱。“古格的宗教首领在政治上拥有超然的地位，他不但是王室的核心成员，也是国王的长辈，他当然不可能成为国王，但在王室成员中‘谁更适合当国王’这一点上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第208页）那么，宗教首领在政治上挑战国王的权威，导致权力失衡，就是必然的趋势。
最后，书中指出，古格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跟由格鲁派所打造的政教合一制的政权组织形式甘丹颇章政权一起走上了一条新路。在古格王国五十年后，甘丹颇章政权收复古格故地，阿里地区与卫藏地区实现了自吐蕃王朝崩溃以来的第二次政治上的统一。所以，作者认为，“古格后来既消失了，又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是在卫藏一体化的过程中，与卫藏地区越来越像，从而泯然众人。”（第234页）
至此，黄老师破解诡谲的西藏阿里地方政权古格王朝历史迷雾，在具体的时间、确切的地点、准确的细节中逐渐清晰起来。一段晦涩枯燥的历史，没有成为流水账式的资料记录，而是经由作者巧妙的构思与复杂历史材料的拼接，史论结合创见迭出，最后呈现为让人叹为观止的历史魔方。
虽然是研究古格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阿里区域史，而是十七世纪前后西藏政治文化地理大转型的社会文化史与中外文明交流史，甚至可以称为中华文明的古格故事。无论如何，历史学家依据史实所进行的历史解构性研究，与纯宗教叙事有着很大的区别。学者们如实地进行研究，无须为信仰背书而刻意夸大宗教的地位、组织与教法的影响力，乃至于为之隐晦地藏起真实本相。解密之后的古格王朝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其既在历史长河中为构建多元共生的中华文明贡献了来自祖国边疆的不老传说与永恒遗址，也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考古学家、历史学者与各行各业的热心人士的共同关注与文化再生产、文明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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