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欧洲学会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合作推出的“欧洲观察室”专栏的第52篇。政坛的动荡表明德国已陷入一个长期困局中，若非进行深刻社会、经济改革和调整，德国有可能陷入“日本化”的泥沼。
德国总理朔尔茨 新华社 资料图
12月16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对总理朔尔茨的不信任案，迫使德国不得不在明年2月下旬提前进行议会选举，以更换目前由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此前不久，朔尔茨解除了来自自民党的林德纳的财政部长职务，使自民党退出了“红绿灯”执政联盟。
德国政坛的动荡，归根结底在于经济发展长期低迷，联合政府内部对如何解决经济颓势和相关民生等问题意见不一，逐渐使现政府分崩离析。然而，明年新上任的德国政府要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和民生困顿也非易事。可以说，德国已陷入一个长期困局中，若非进行深刻社会、经济改革和调整，难以摆脱困局。
德国当下面临的四大困局
德国当前的主要困局体现为如下几方面。
第一，对传统制造业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
德国是制造业立国的国家，具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能力，不仅是全球最主要的传统燃油汽车的生产和出口大国，也是全球“隐形冠军”最多的国家，占有大量先进传统制造业技术和专利。然而，在当今第四次产业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德国传统制造业的产业优势却成为它向数字、人工智能、新型材料、生物医学等产业转型的绊脚石。
大量制造业企业是德国实现充分就业的基础，长期具有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也是德国高福利体系的基本保障。德国长期以来依赖这一产业优势，在诸多领域雄居世界前列。然而，面对如今中美等主要大国都致力于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产业发展时，德国受制于传统制造业尾大不掉的局面，只能继续醉心于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开发（譬如，为了就业和燃油车行业的稳定，保留燃油动力系统以开发生物质动力汽车，以满足欧盟的绿色发展目标，但这丧失了发展有竞争力的电动车的机会），形成对传统制造业的严重的路径依赖，难以赶上全球最先进技术产业发展的洪流，这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
第二，创新能力不足。
德国并非不理解或不重视高新技术发展的意义。早在十一年前就提出发展德国工业4.0，但时至今日，这一计划大体依然停留在纸面上。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在提出目标后，并没有全力推动全国上下致力于技术和企业创新。德国财政历来对风险领域的投资并不充分，大量补贴和投资流向了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领域，对于新型材料、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关注不足。
笔者在今年10月的“柏林全球对话”上，亲耳听到时任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感叹说，德国和欧洲的创新投资并非不够多，而是不够好。言下之意，该投的地方没有足够投入。然而，高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的草创阶段都需政府积极财政支持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
另外，害怕失败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也使私人资本的风险投资在德国得不到鼓励。因为创新领域的投资不足，使得德国的创新能力发展受限，从而在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全球竞争中落于下风。
第三，对外政策的影响。
为应对所谓安全挑战，在俄乌冲突中，德国支持欧盟对俄罗斯进行能源制裁，但带来的后果是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大幅下滑。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使德国本就不足的能源更加短缺，尽管从美国和挪威等获取了部分替代能源，但高昂的价格推升了德国工业生产成本，使不少在德企业外移，或竞争力大幅下降，通胀水平上升，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另外，在能源短缺背景下，德国执行反核能的政策，在俄乌冲突期间，将核能视作不安全能源而停运了境内全部核能设施。较为讽刺的是，为弥补能源缺口，德国大量进口了由法国核电站所生产的电力。
除了制裁俄罗斯能源进口导致本国生产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下降外，德国又积极推动对华“去风险”政策。德国政府积极支持欧盟层面推出的对华经贸“去风险”政策，并于2023年7月提出对华战略报告，着重强调在经济领域的对华“去风险”。然而，德国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海外市场，中国是德国最主要的商品出口市场和投资目的地之一，强化对华“去风险”政策的后果会大幅度切断德国商品的出口市场，并给本土生产带来供应链上的困境和潜在的投资冗余。
第四，内部社会分裂加剧。
德国内部政治和社会生态正发生急剧变化，内耗严重，导致德国政局不稳，社会凝聚力下降，外部投资信心不足，成为德国各行各业发展的严重掣肘。
目前，德国内部社会分裂体现在多个层面。一是地域间的政治分裂。东德和西德尽管早已统一，但双方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存在较明显差别。今年9月和10月的州一级选举表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和极左翼的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在原属东德的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等大有斩获。这充分反映出德国东部和西部在国家统一多年后依然存在明显裂痕，这使全国在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方面难以协调出统一立场。
二是政党间分歧明显。不久前瓦解的“红绿灯”执政联盟深刻反映出了这一事实。目前社民党、绿党、已退出联盟的自民党和在野的基民盟，在俄乌冲突、国家预算、税收等重大政策领域立场各不相同，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则在冲击所有传统领域的政策主张。而党争过于剧烈，必定影响国本和国家稳定。
三是不同产业存在争议。传统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主张自由贸易，对外开放，而一些竞争力较弱的小型企业或行业则主张贸易保护，增加财政补贴支持。尤其在对华政策上，不同行业协会的立场甚至截然相反，这使德国对华经济政策首鼠两端。
德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各领域的分裂与内耗给德国整个国家发展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
德国滑入“日本化”道路的可能
面对上述重重挑战，德国若不认真思考和采取积极行动加以解决，不仅会让德国陷入经济不振的局面，走上一条长期增长停滞甚至萎缩、社会失去活力和创造力的“日本化”的道路，而且也会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德国作为欧洲头号经济体的影响力，有可能使德国的“日本化”蔓延到全欧洲。
实际上，德国要解决上述问题并不复杂，依靠目前的实力和固有资本，只要做到以下几点，德国经济的复兴和在欧洲领导力的恢复还是可能的。
第一，尽快推动终止俄乌冲突，减少和杜绝在这个问题上的持续“出血”点，将宝贵的财政预算用于国内经济建设，尤其包括对高新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支持。同时，在俄乌冲突结束后，尽快恢复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解决居高不下的能源短缺和高价状态，并一定程度恢复核能等电力设施的生产。
第二，德国在真正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去风险”无可厚非，但在除此之外的领域应重新恢复与中国市场的紧密联系，实现互利共赢的相互依赖，牢牢抓住中国市场，共同推进全球自由贸易，抵制美国潜在的严厉贸易保护主义，恢复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
第三，实行国内产业深度改革，实现从依赖传统制造业向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转型，大幅扶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及助推技术的商业化进程，支持和补贴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外来投资给予适当优惠政策。
第四，敦促欧盟放松在数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的过度监管，促进创新领域的研发和提高生产效率，去除过多来自欧盟的针对外部市场的歧视性指令（如“碳边境税”等）。
第五，德国各政党放弃相互攻讦，放弃对德国选择党和所谓极左翼的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污名化”，相互吸收可取的立场，促进党际和解。尤其对明年很可能上台执政的基民盟而言，更应以大度和宽宏的胸怀去接纳反对党合理意见，以弥合国内意识形态分野和社会分裂。
然而，尽管上述道理并不复杂，方法也不难理解，但能否做到，全赖德国政治和社会精英是否意识到目前德国所面临困局的严重性和严峻性，是否有意通过改变固有理念，以指导和推动德国实施冷战结束以来最应进行的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可以说，德国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否会走上“日本化”的道路，就看德国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有多强。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