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刊发的一篇题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土耀州窑不同釉色瓷的比较研究》的文章，近期引起考古工作者质疑。
一名参与过咸阳机场考古项目的考古工作者表示，他近期偶然读到这篇2024年8月发表的文章，但该项目发掘的宋代墓葬，出土遗物尚未开始整理，也没有与任何其他研究机构开展陶瓷检测等合作，参与机场三期发掘的业务干部，均不认识该文作者中的任何一位。因此他对上述文章作者研究所用样品来源提出质疑。
该文章的选取样品数量共计15件，均为瓷器残片，釉色有黑、褐、青、白、酱红等，文章断定这些样品属于唐宋时期。《中国陶瓷》一书显示，耀州窑作为古代北方著名窑口，其在宋代所产瓷器以青釉为主。
对于上述质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工作人员回应称，他们和文章第一作者崔名芳沟通求证，崔表示样品来源没问题。澎湃新闻先后通过《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工作人员和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向崔名芳转达采访请求，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应。
崔名芳等人研究所用瓷片样品照片
耀州窑论文引发考古工作者质疑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土耀州窑不同釉色瓷的比较研究》一文作者为崔名芳、管明雪、曹娇妮、胡瑞、朱建华。除胡瑞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人员外，其余四位均来自安徽工业大学：崔名芳、管明雪、曹娇妮来自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建华来自该校冶金减排与资源综合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安徽工业大学官网显示，该文章第一作者崔名芳为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副教授，长期从事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近年来，崔名芳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基金等多项课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工作人员透露，崔名芳读博时师从国内一位考古专家，也长期从事瓷器研究。
上述论文称，实验用的陶瓷样品发掘自2021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的古墓，为典型的唐宋时期的古陶瓷残片。样品数量共计15件。产品胎色呈浅灰白，露胎处多含有黑色铁质小颗粒和小气孔；器表内外施釉，釉色有黑、褐、青、白和酱红等，透明度和光洁度较好。
从外观上看，器型有碗、碟、罐。黑釉瓷（1—9号）胎体厚重，胎质致密，胎色呈灰白色或浅灰色，夹杂白色石英小颗粒，断面有少量孔隙；底足为饼型足，足底内凹，圈足不施釉；釉色纯正，釉面光亮度高，釉层较同时期青釉层厚0.2—0.6 mm。白釉瓷（10—12号）釉色呈乳白、黄白色，有的釉面光亮，有的釉层表面有类似橘皮状的细小凹痕，并有针孔状缺陷。青釉瓷（13—14号）系列样品釉色主要呈青色、青绿色，并伴有冰裂纹发育、开片的外观结构。酱红釉瓷（15号）样品胎薄形巧，胎质细腻，釉面光润，色泽均匀，具有很好的金属光泽，釉层断面呈黑色，仅表层为酱红色。
公开资料显示，西安咸阳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考古项目是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基建考古项目，发掘时间从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从战国到明清的古墓葬3800余座，完整勾勒出长达2200余年的古代墓葬发展演变的序列。2022年1月，该项目入选“2021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
近期，曾参与上述项目考古发掘工作的“秦岭云”（注：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对崔名芳等人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土耀州窑不同釉色瓷的比较研究》一文提出质疑，认为其研究所用样本来源不明，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疑。
“秦岭云”表示：“作为参与机场三期发掘的考古人员，可以负责任地说，目前发掘出的宋代墓葬，其出土遗物尚未开始整理，也没有与任何其他的研究机构开展陶瓷检测等合作。参与机场三期发掘的所有业务干部，均不认识该文作者中的任何一位。”
“我们不能不向作者提出质疑：这些陶瓷样品究竟来自何处？这些陶瓷样品具体出自哪些墓葬？编号又是多少？作者是如何得到这些样品的？”“秦岭云”说。
洪渎原墓葬群是西安咸阳机场周边的重要考古成果之一
刊物回应：作者说样品来源没有问题
“秦岭云”表示，现在的考古学越来越依赖于一些科技检测手段，作为对出土遗物研究的补充。那么，作为一份检测报告，如何保证它的科学性，样品的来源就很重要。所以，一般的检测报告或此类文章，都会对样品的来源尽可能详细地介绍。如出土于哪个遗址的哪个探方、哪个墓葬、哪座房址、哪个灰坑等等，此外还要有详细的器物编号。因为但凡正式发掘出土的每件遗物，都会有一个正式的编号，除非是一些采集的遗物，但也会有大致的出土位置。
“反观该文对样品的介绍，只是说明出土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发掘的古墓中，至于具体墓葬的墓号、15件瓷片的编号等这些关键的信息，一概付之阙如。”“秦岭云”还指出，墓葬发掘出土的遗物，一般均为完整器物；即使是一些残片，也是可以复原起来的。而不会像该文章展示的样品那样破碎，甚至看不出器型。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土耀州窑不同釉色瓷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对陶瓷样品归属窑口的判定，是这样描述的：“课题组通过现代分析检测技术，对该批样品的器物特征、化学成分、微观结构、物相组成和烧制温度等进行了综合分析，对出土瓷器的工艺水平和贸易流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结合已有文献对耀州窑瓷器的胎和釉的化学成分进行的报道，对发掘样品的胎釉成分进行了充分的比较研究，判定该批样品为典型的耀州窑产品。”
“秦岭云”认为，判断这些陶瓷残片是否为耀州窑的产品，至为关键。该文中的检测数据，与以往耀州窑陶瓷的相关数据是否进行了对比研究，对比的结果如何？文中没有说明。文中也没有对这些瓷片的花纹、釉色、瓷胎、造型等进行分析，单纯依靠仪器检测手段，就确认了这些陶瓷的年代及产地。“而据我通过向研究耀州窑的同事请教，该文15件样品中并没有宋代耀州窑的产品，大多数的年代应为明清时期。年代最早的第13件青釉瓷，可能在金代。”
中国古陶瓷学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是国家文物局主持编写的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之一，该书显示，耀州窑为宋代北方著名的青瓷产地，窑址经过两次发掘，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瓷片标本。宋代耀州窑大体可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均以青釉为主。
12月16日，澎湃新闻致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该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秦岭云”提出的质疑，并与第一作者崔名芳沟通求证，“她说样本来源没有问题。”澎湃新闻通过该工作人员向崔转达了采访请求，该工作人员表示，当天（16日）下午，崔名芳会联系记者回复质疑。但记者最终并未接到崔的回复。
12月18日，澎湃新闻致电崔名芳所在教研室，该教研室另一位老师表示，崔名芳正在上课，他可转达采访请求。但截至发稿，崔仍未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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