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关于《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学术研讨

2024年12月13日，《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该会议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的哲学话语体系建构”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承办。本次会议的与会专家来自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编辑部等国内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作者吴晓明教授，在本次会议的主旨发言中概括了本书的若干要旨。首先，“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作为课题化的形式出现，乃是由于中华文明在现阶段到了自我理解的时刻，自从现代性开辟出现代文明之后，从哲学上追问中华文明的自我理解并且与西方哲学形成了决定性对照，这需要用现代学术的表述方式加以阐明，并在哲学的根本之处加以澄清理解。吴晓明教授特别强调，相较于各类流行的中西思想的比较，对于中西哲学之实体性差别的理解，是立足于哲学的三重特性展开的，即文化主干、思想母体与精神核心。其次，吴晓明教授指出中西哲学的比较需要抓住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建制是柏拉图主义，尤其体现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该学说有三个重要哲学特征：1、将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分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2、将真理与实在归属于超感性世界；3、感性世界的实在是由于“分有”超感性世界的理念。整个西方哲学的实质就是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与柏拉图主义相对，中国哲学能够清晰地区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以自身的方式把握并通达形而上者，中国哲学的基本建制是道器不割、体用不二、本末不移、大道不离人伦日用。这些特质标志着中国哲学一向在形而上学之外，中国哲学的可能性就在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最后，从根本上追究形而上学的实质，也面临着必须克服的基本困难，只有深入理解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的进路，把握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才得以可能。在该进路上，马克思、尼采与海德格尔做出了重要的路标性贡献。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在中华文化的根本之处展开。

吴晓明（本文摄影：于明志）

在第一场学术发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崔唯航教授指出，《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在哲学史上具有路标意义。从哲学研究的已有传统来看，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虽然络绎不绝，但大多流于一般讨论，本书的出版对于之前的中西比较研究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未来研究发展方向来看，本书还回应了“中西古今”问题，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议题，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复旦大学的陈学明教授充分肯定了本书的贡献，同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其中涉及现当代西方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区分、柏拉图主义的贡献与局限、中国哲学是否具有清晰的本体论基础等该书的核心问题。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认为，当代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本书是在这个时代深处加以阐发的思想，而且积极主动地融合了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传统，以历史性哲学的立场回答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孙向晨教授提出，更进一步值得思考的问题还包括，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分离是如何发生的，今天如何同时面对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局面，并且加以进一步展开。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承教授提出，冯契先生曾倡导中国哲学应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而吴晓明教授的研究正回应了中国哲学的理解与定位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哲学还是具有超越性的维度，无论是从事形而上学之思，还是对人类事物进行分析，中国哲学最终的目标就是如何有利于天下太平。

清华大学的夏莹教授在会议上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背后是普遍的社会权力问题，西方形而上学对世界历史的相应规定背后包含着普遍权力的展开过程。西方形而上学在进入到现代性进程时，已经与资本逻辑深度绑定，因此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解需要与世界秩序的权力关系结合起来加以思考。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认为《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包含着三重对话。第一重是与马克思的对话，马克思曾指出，社会形态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批判，也就是说，理解了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之后，才能理解与西方哲学完全异质性的中国哲学，也才能达到对于当下的历史性把握。第二重是与马克斯·韦伯的对话，韦伯是从现代生活的困境出发去寻找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再从世界观出发重新把握现代世界。吴晓明教授的问题意识呼应了韦伯的“合理化宗教”，又与韦伯式的悲观处境拉开了距离。第三重对话是与黑格尔的对话，黑格尔既是本书的方法论指引，又构成克服该问题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复旦大学的邓安庆教授指出，本书具有研究范式的意义。认识差别是自我觉知的前提，西方自主化话语体系与柏拉图主义密切相关，对于中西哲学在该前提的澄清，为打开中西哲学之间的根本性理解提供了哲学理论的基础。复旦大学的汪行福教授提出，该书延续了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进而提问道，那么海德格尔哲学有没有向非西方世界开放的道路？他也指出，哈贝马斯对形而上学的界定是本质上的观念论，总是追求世界的统一性，体现出一种理论主义的生活方式。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是以“内在批判”超越又继承了形而上学，这进一步引发出另一问题，是否存在非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由此扩充形而上学的本质界定。复旦大学的何俊教授认为，《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分别有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与生活哲学三个维度，即使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建制上有根本差异，但中国哲学也有自己的一套形而上学基础。

与会学者合影

苏州大学的车玉玲教授强调了文字差别的重要性，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要从文字的差异上加以理解，文字表现了情绪、想象、道德、审美等多重内涵。复旦大学的王金林教授指出，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大局观之下，《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以21世纪的方式谈论了黑格尔式的“国家哲学”。北京大学的张梧老师认为，中国哲学的原有特质处于自在状态，在现代化进程与西方哲学影响之下，中国哲学如何继续保持非形而上学的性质，并进入到自觉的状态，既是时代赋予的问题，也有源自时代的支撑。西安交通大学的罗久教授指出，探讨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更大，因为特定的哲学问题与哲学提问的方式才能转向真正中国式的思考，并且这种思考是立足在中国思想传统根基之上，而不是将西方哲学的讨论方式放置到中国哲学的议题之上。

《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商务印书馆，2024年5月版）

《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一书是在吴晓明教授近三年发表的中西哲学研究论文的基础上集结、修改成形的，主题是论述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预备性探讨”，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哲学定向、中西哲学的前提反思等基本问题进行必要的澄清；第二部分为“专题研究”，即对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开展深入的理论阐述和内容上的多重具体化。

本书认为，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只有根据其基本建制才可能得到决定性的分辨；这一分辨的基本结论是：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则在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在形而上学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