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这是强制要求。对企业而言，最关键的是，怎样基于循环形成商业闭环。如果这件事只意味着成本，企业的负担就会越来越大。
·对企业来讲，ESG是成本中心，看起来似乎是负担。但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让ESG的工作发挥更实质的意义。真正做ESG的企业，是秉承了一套管理的思路和机制，真的要在企业里组织委员会，分析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这样做出的ESG报告，实际会带给企业非常多的改进机会。
2024年9月，一家中德合资车企在沈阳的生产基地。 周平浪 图
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长期的工作。但现实中，气候变化挑战紧迫，技术应用发展迅速，各国提出不同策略，中国与世界各方正在面临急迫的绿色转型压力。
那么，面向循环经济的产业链条如何搭建，各方如何形成合作？在不断发生变动和涌现创新的市场，这一链条的韧性如何形成？企业方面、政策方面，需要从哪些恰当的角度着力？
围绕新能源汽车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再利用问题，10月22日，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ESG研究院执行院长尹海涛。该学院2024年6月成立，是一所跨学科学院。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牵头，数学学院、环境科学学院、智慧能源创新学院互相融汇支撑。在与尹海涛的交流中，研究员意识到，绿色转型需要系统性思维，跨学科、跨部门的交流协同本身至关重要，正是身体力行的创新实践，才可能让更多企业领会其中要旨。以下是访谈内容。
上海交通大学ESG研究院执行院长尹海涛
从建立市场激励开始
澎湃城市报告：循环经济的概念，意味着需要形成更多完善的闭环。那么，这类转型从何发生，机制如何普及？以新能源汽车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为例，应该怎么看？
尹海涛：身在商学院去讲可持续发展，我们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循环经济乃至可持续发展，必须跟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能否建立一种市场的激励，使得人们把循环经济做得更好。
比如，有企业家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讲的是，汽车退役电池回收再利用技术没有问题，存在的困难是，怎么能把电池拿回正规处置的链条中。
背后的原因是，有诸多小厂家，不管规范流程，不顾环境污染，处置成本更低，可以把更多钱用来向车主回收退役电池，自身利润更高。而正规的回收再利用企业，因为严格规范处理，各流程所费成本更高，很难为回收电池付高价。因此，后者担忧的是，即便自身技术很好，可以让镍钴锰的回收率提高到 99%，也因为无法收到退役电池，没有办法实现良好的循环。因此，企业家主张，政府部门应有所支持，把电池拿回来，给企业去处理，再用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电。
毫无疑问，市场上存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当下“两新”正在开展。通过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让旧车很方便地回到政府指定的供应链体系中，这样电池也就跟着回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办法。
当下，作为可供回收利用的资源，这类退役动力电池的价值更高了。动力电池电芯制造企业，希望有更多原料回用，当然可以自己考虑搭建机制，把电池回收回来。但是，其中经济动机还是最重要的。除非企业的技术好到相当的程度，回收的规模也足够大，使得处置成本比较低，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才能以此运转下去。也就是说，所有的环节都做得很好，才能取得收益，胜过非正规的厂家，达成有效的闭环。
但是，技术还需要演进的过程。如果并非所有环节都能如此出色，我比较赞同企业家的主张，需要政府去进行规范。毕竟，这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在其间应该发挥一定作用。
澎湃城市报告：关于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政府需要如何发挥作用？企业又需要如何做准备，才能形成更好的循环？
尹海涛：押金返还制（deposit refund system），西方用得非常多。我觉得倒是很好的办法。与以旧换新类似。相当于买车时强迫车主多交一笔钱，车主只有把车还回来，才把钱退还，这样电池就回来了。另外，为了让押金制能够顺利运行，还要保证价格上有吸引力。
实施押金返还制的车，需要比同等车便宜一些。这类押金制是需要政府设立的，也需要更多法规支持，让消费者愿意购买实施押金返还制的车，并愿意通过还回退役电池获得押金。
未来，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回收规模会非常大。关于如何构建这一体系，正在一点点探讨。政府肯定不能直接下场，给企业把退役动力电池运到回收厂，但需依托已有的车辆管理办法等，对整个回收体系的构建，设定非常明确的规则。比如，车子日常在哪里保养和做年检等，电池状况如何反馈，报废后送到哪里，回收又有怎样的优惠，等等。
相比之下，欧盟提出了很多要求。2023年欧盟新的电池法案，对循环经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每一块电池必须使用多少回收材料。这无疑形成了激励机制。在市场传导下，原材料价格会上涨，进而会有很多人做回收。这样就形成了商业闭环。
欧盟电池法案对中国的企业影响也会非常大。无论整车企业还是电池生产商，为了出口欧洲，中国企业必须建立电池回收体系。欧盟要求电池有电池护照，能识别电池生产方，要求其中回收材料的百分比，最后这块电池也要送回来。而现在逆向物流体系并不那么完善。前述的押金制也好，以旧换新也好，承诺返还也好，总之要依托一些机制，把退役动力电池送回。
归根到底，这是强制要求。对企业而言，最关键的是，怎样基于循环形成商业闭环。如果这件事只意味着成本，企业的负担就会越来越大。
未来退役动力电池会大规模产生。从企业的角度，准备相应的能力是必要的。降低成本、提高回收率，是最明确的目标。因为，回收到的东西就是资源。回收本身也是成本。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回收的边际成本会随着回收率的升高而升高，这意味着边际的效益降低。
欧盟已有明确要求，未来可能越来越严格。这就倒逼企业，能力需要更强，否则没有资格去做回收。那些有能力做回收的企业，就能更好地利用这种宝贵资源，进而卖出去赚钱。
澎湃城市报告：当下市场瞬息万变。退役动力电池的品类和数量，梯次利用、再利用等技术应用，可能随时改变，对已有的循环链条造成影响。市场中的循环经济闭环，如何能具备韧性？
尹海涛：需要依靠价格机制。随着各方对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这方面也不需要过分担心。
比如，一次性塑料水瓶的成本很低，但现在再生塑料粒子的价格，要比原生塑料贵很多。这是因为有规定，必须运用一定比例的回用材料。又比如，欧盟的电池法案中，要求电池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再利用的锂。那么，只需在规定中提高相应比例，锂的价格就会往上涨。因为当下能够实现溯源，回收而来再利用的锂，比矿山里出来的原生锂，价格要贵。
市场激励是最好的，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则确定的情况下，自身的商业生态形成，也就是说，回收有市场效益了，能算得过来账，才能保证循环的持续。
循环经济的创新，尤其需要突破部门之间的壁垒
澎湃城市报告：西方更早经历了环境运动。我们也发现，来自欧美的企业，在推进产业链的循环闭环方面相对成熟，观念也比较领先。这一过程是否也正在中国逐步发生，您是否观察到相应的案例？
尹海涛：关注环境并推进循环经济，是内心自发去做，还是出于经济动力去做，实践中有时很难区分。但总体来说，我认为，是仓廪实而知礼节。需要到达一定发展阶段，才会形成社会经济面向循环经济的动力。
我一直强调，环境的理念是好的，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实践这一理念。比如，1969年，美国克利夫兰，河流上甚至因大量污染物而着火。1970年代，各国有了环境保护部门。其后，环境保护才成为社会共识。又比如，2010年代，中国不觉得碳排放多么重要，毕竟许多老百姓家里都要烧煤取暖。如果那时说要减少能源消耗，推进碳中和，必定很难得到响应。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
从社会发展看，下一代比我们会好一点，再下一代还会更好。另外，要强调的是，商业生态非常重要，如果不形成商业生态，跟市场竞争力不挂钩，而是靠道德说教，肯定无法进行下去。
目前，中国有很多这种例子。比如，有学生跟我说到自己岳父企业的例子。他们是做家具的，油漆等方面的环保要求很高，成本也随之提高。企业发现，这种状况下做生意难以赚钱。就开始考虑，是否有办法不用那么多油漆。
企业家想到，很多村镇的老百姓已搬到新房，原先木头老屋空着没人住，就向当地老百姓购买其中的木头，当地人也非常乐于出售。企业把这些木头拆开，切成块状，用来做家具。而民宿等追求自然材质，经过最简单的处理，这些家具就可以使用起来。另外，利用剩余的边角料木块，年轻人可以用来做手工，成为装饰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不浪费。现在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品牌，把材料用到了极致。这个例子很值得关注。在回应ESG的关键性议题方面，这些工作也非常有助于社区发展。比如，不必开发森林，保护了环境，也保护了人体健康，等等。
还有另一个企业，专门做商场里品牌陈列柜台的装修。品牌商两三年总要重新装修，很多旧的货架、柜台都要拆除。这家企业认为，运到垃圾场实在可惜，就收集了这些板子，用来做小柜子等，然后给幼儿园。幼儿园就要这种旧的板子做成的东西，而不愿要新的、可能散发气味的家具。企业又把这些物品做得五颜六色，很受园方欢迎。
这件事被很多大品牌发现，认为非常好，既形成循环利用，又能给小孩子做公益。有的品牌商把所有更换货架的生意都交给这家公司处理，甚至把做好的家具再买回来，放在自己的办公场所。考虑到全周期的使用，人们在拆卸和搬运的时候也会更为小心。
政策压力很重要。前面讲的第一个案例，也是政策驱动。政府并没有拉企业来做这件事，只是把环保的要求提高了。在这种压力下，企业没有办法继续以前的模式，才会去创新，想办法做这些工作。
很多人说，环保政策的压力提高之后，会导致失业。我从来没觉得这是事实。实际上，只有压力到达相应的位置，人才会充分发挥创造力，去思考这些可能性。否则难以去做搭建循环的事情。
澎湃城市报告：ESG 能否真正引领绿色转型？比如，是否会存在指标不完善、无法涵盖关键问题的情况？或者企业把 ESG 当作外在装点，缺乏切实推进的动力？
尹海涛：关于ESG的评级，不同机构的评级指标非常详细，几乎涵盖了所有细节。本质上，ESG并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一个理念。它的指标会不断变化。只要这个问题足够重要，哪怕今天没有涵盖，明天也会涵盖在相应指标体系中。
中国现阶段的企业ESG报告，基本是外部压力的结果。报告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国家方面也有相应指引，规范了报告中要涵盖的内容。但如今，大部分企业仍然认为，这是面对内外压力而不得不做的事，不希望让这件事打扰日常工作，可能对此简单进行外包，或者简单整理发布。
实际上，对企业来讲，ESG是成本中心，看起来似乎是负担。但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让 ESG的工作发挥更实质的意义。真正做ESG的企业，是秉承了一套管理的思路和机制，真的要在企业里组织委员会，分析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这样做出的ESG报告，实际会带给企业非常多的改进机会。
我曾写过一个案例，华为的RuralStar项目，是要解决全球贫困地区上网的问题。华为一开始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因为竞争压力考虑如何推进。解决方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小的移动基站放在高处简单的杆子上，这类地方人也很少，故而可采用低功率的设备，用光伏板和电池解决供电的问题。
现在回看，可能会说，这根本不算什么革新。但华为之前从没有想过这些。按照以前的思路，要建铁塔站，但这些地区没有道路，非要把大铁塔弄进去，会产生很高的成本。这反映出一种现象：组织内部存在思维壁垒。而要打破这种壁垒，靠的就是，在同一个目标的引领下，各部门坐下来去谈合作。
在大部分企业里，所谓ESG部门也好，EHS（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环境、健康与安全) 部门也好，基本负责合规、公共关系等事务，而不是面对具体业务，不会去想这类事情如何突破。所以，真正的ESG，是打破这些组织的壁垒、让大家形成沟通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比如，前述 RuralStar的例子，完全可以在ESG的框架下更顺畅地发生。
比如说，面对挑战时，大家坐下来讨论，对我们这个企业，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的议题是什么？这方面，能否实现既赚了钱，又不破坏大自然？如此不停地去想，如何搭建循环，会有很多创新出来。
在管理上，可以有意识打破思维壁垒。很多创新性的企业，不同部门的壁垒不那么森严，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讨论，看客户的需求是什么，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比如，现在客户提出要求，不用塑料，需要找替代材料。那么，不同材料的成本怎么样，如何改进工艺，大家可以在一起讨论。如果没有这一过程，相应环节可能只会想如何让造型更漂亮，不会去想关于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议题。
国内的企业，真正使用ESG进行内容治理体系梳理和革新的，不是很多。从ESG报告呈现的结果中，就能看出企业在怎么做这件事。有些报告比较浅层，而在有些报告中能读到，企业真的是用了很多创新性的办法。
这方面，还是战略意识不同。从2004年开始，西方做ESG大概有20年。而中国做ESG是在这两年，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包括来自证监会的压力等。如此，中国企业之所以做这件事，主要是为满足要求，不是出于自己想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未来会感觉到内在的紧迫性。如果只能拿出非常粗浅的ESG报告，投资者、顾客包括媒体都看得到，那时可能面临的损失和风险更大。
很多企业虽然现在缺乏意识，但未来通过观察和学习，一定会越来越好。政府、非营利组织、评级机构等，大家一起努力推进相应理念。而企业也会越来越多地发现，切实进行ESG的公司，创新也会做得蛮好，会在市场上有很多机会。这样，企业就会越来越把ESG当成实质的事情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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