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之间：跨区域的中国古代艺术与文化

古代中国文化艺术汲取百家之长，既能立足自身传统与特色，亦积极吸收多元文明精华，在铸就自身辉煌文化丰碑的同时，借助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交通干线影响了亚欧大陆在内的广袤地区。此种跨区域交流通过思想宗教、物质经贸等领域的频繁往来，从而推进了各民族在文化交融与艺术创作上的互动，并呈现出各方和谐融汇的恢弘图景。有鉴于此，为深入挖掘古代中国艺术遗存的价值，全面分享和讨论艺术史及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组织策划了“山海之间——古代中国跨区域艺术史青年论坛”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召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考古所、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并特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院长李星明教授、邓菲教授、董少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施錡教授、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石建刚副教授担任评议专家。会议于2024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举办。

与会者合影

古代墓葬艺术研究的多元视角

会议第一版块的主题为“异域之眼——墓葬艺术与文化交流”，由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朱浒教授主持。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刘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陈轩、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晨依次进行发言。

刘艳首先做了题为“西风东渐：汉代及其以前的水滴纹金饰”的报告。报告依托陕西咸阳塔儿坡、江苏盱眙大云山等战国秦汉墓的最新考古发现，主要对汉代及其以前的水滴纹金饰的制作工艺、装饰风格和文化意涵进行探讨，并通过对部分黄金制品的科学分析和工艺研究，在跨学科的宏观视野下重新检视早期中国的黄金技术实践，丰富了对史前丝绸之路/草原之路和多元文明互动的认知。报告最后指出针对古代金银制品的相关科研成果可再融入当代珠宝工艺，以回馈社会。

陈轩聚焦于四川汉代面具中的异域元素，通过分析汉代四川方相氏、说唱人等镇墓俑的面部形象以及相关汉画中的形象，指出汉代四川的面具形象受到了来自域外的戏剧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希腊化的中亚地区。报告具体阐述了以“抬头纹”的刻画为特色的四川面具形象的由来，将之追溯到希腊的阿伊哈努姆古城，厘清了以演员人群和舞台文化为媒介的域外文化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并指出四川汉代的面具体现了汉代对于人物面部表情塑造技法的重要革新，外来的物质形象丰富了当地的图像创作语汇。

李晨将研究目光投向东亚海域中的高句丽石室壁画墓，报告指出公元四世纪到七世纪，石室壁画墓在高句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极为流行。但由于石室壁画墓是公元四世纪才出现于高句丽的新葬制，报告中对“石室墓从石棚墓或积石冢发展而来”“高句丽石室壁画墓深受汉代石室墓的影响”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最后，报告借鉴东亚海域视角，尝试复原石室壁画墓从中原到辽东，再到集安和平壤的传播过程，并分析可能的陆路及海路等传播路径，最终阐释石室墓在东亚海域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本场评议专家朱浒教授分别针对三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评议。指出刘艳老师的报告为我们带来了科技考古立场的理性思考，并且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跨学科方法、跨文化视角的启迪。而陈轩老师的报告新意迭出，提示了我们希腊、罗马的喜剧人像装饰传统在中亚以至古代中国的影响和传播。同时，朱浒教授也对报告做出了补充与商榷，指出抬头纹是老年人面孔的特征之一，而汉代对表现老者形象的偏好，除了源于受希腊化影响的可能，也可能体现了通过老者形象表达对长寿、长生的祈愿的本土传统；而关于历史故事图像中是否出现面具、戴面具或不戴面具的讨论则应当更为审慎，需要厘定标本以做出清晰的判别。李晨老师的研究极具新意，此前学界对高句丽墓相关因素的海上传播路线讨论较少，后续可进一步明辨陆路传播的因素和海路传播的因素，对汉唐之间高句丽墓葬的研究非常有意义。最后，朱浒教授强调在关注中国海内与域外的交流的同时，还要结合中国境内各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传播。

会议第二板块主题为“丹青隐没——古代墓葬与区域传播”，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邓菲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莫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张保卿先后发言。

莫阳报告题目为“北魏迁都与帝陵新变”。报告认为墓葬作为研究对象，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其遗址的在地性和遗物的物质性。报告择取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内的两座帝陵，即北魏文明皇后永固陵和孝文帝长陵，观察北魏帝陵在短时间内剧烈变化的现象，并分析其原因。报告指出，从永固陵到长陵的变化，是孝文帝改革的反映，但并不能简单以汉化程度深浅来解释，而是从创造性复古到描摹型复古的变化，也反映出孝文帝所追慕的汉文化传统，从文本传统转向视觉传统，从模糊的“汉文化”转为具体的“东汉/魏晋皇家营建”的过程。

张保卿报告了对河朔地区宋代墓葬营造过程的研究。报告认为，墓葬的规划设计——“营”，反映在建筑结构——“造”的呈现之上，墓葬营造理念与技术的发展实质上反映着墓葬文化的演变。针对河朔地区宋代墓葬营造过程的研究，有助于为墓葬整体演进脉络提供另一层面的观察视角。具体案例则以河朔地区宋代墓葬呈现出平面形制由圆形向多边形转变、壁面布局由“四分式”向“六 (八)分式”转变趋势为切入点，分析了北宋简单仿木构砖室墓的大体营造过程和整体尺度。

邓菲教授总结了莫阳和张保卿二位老师报告中的创新点，认为两场报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并指出发言在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莫阳的研究更注重观念，试图去除对汉化的简单认识；而张保卿的报告则回归技术层面，尤其是指出了营造技术中倚柱的关键意义，极具启发性。针对莫阳的报告，邓菲教授提出了关于都城与陵墓关系的问题，指出宗教在永固陵营建的活动中明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长陵的营建中是否有意被淡化或去除？针对张保卿的报告，邓菲教授提出的问题则是：在河朔地区的宋墓营造中，负责“营”的设计者与实践“造”的操作人是否为同一主体？又是否有总设计师这样的人物存在？

不同文化单元区域内的佛教艺术

会议第三、四模块的内容转向了各文化单元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佛教造像。第三板块主题为“窟中万方——石窟寺与跨文化互动”，由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石建刚主持了本场会议，石建刚副教授和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馆员魏健鹏、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祁姿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袁頔分别进行了发言。

魏健鹏报告题为“从印度到敦煌——佛教与六师舍卫城斗法故事图文的演进与发展”。其观察到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舍卫城斗法”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及大乘佛教等不同时期的佛教文本和图像中有着显著的差异。报告结合佛教文本和图像，对佛教与六师在舍卫城斗法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扼要梳理，并阐释了文本与图像的功能，形成一项对佛陀观念影响下佛教文本与图像制作的个案分析。

祁姿妤的报告题为“一步降凡——山海之间的佛足迹”。佛足迹以往被认为是暗示佛陀的象征符号出现在印度早期佛塔装饰中。报告认为这种象征是有空间限制的——限于身体尺度范围，也可以印证佛陀与信徒之间方位关系。佛像出现之后，佛足迹的传统并没有被佛像代替，而担当起暗示更广阔的佛教圣域。从佛足迹图像实物的传播以及佛足迹文本的传播可见，佛足迹暗示佛教圣域的尺度甚至超越了佛像、佛塔，从局部的山区发展到山海之间。在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佛足迹传统下发展出来的佛教圣迹在南亚、东亚、东南亚如星星之火传播开来，构建起亚洲东部的佛教文化空间网络。

石建刚的研究围绕着陕西子长钟山石窟的营建背景与洞窟思想展开。钟山石窟主窟第10窟开凿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是一座超大型立柱式中央佛坛窟，报告通过文献与图像材料梳理发现，子长钟山石窟的营建与宋夏战争的关联极为紧密，与宋神宗的对夏战略和西夏谅祚帝的亡故等历史事件息息相关。从艺术造像方面看，五台山万菩萨造像是钟山石窟最为重要的造像题材，因而洞窟开凿者将该窟命名为“万菩萨堂”。万菩萨信仰具有浓厚的护国思想，因而得到官方、特别是皇家的推崇。钟山石窟位于北宋邻近西夏的极边地区，是由安定堡军民在西夏宫阙故地营建的一座护国万菩萨堂，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袁頔报告了关于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赞神壁画以及于阗艺术在赞神图像演变中的关键地位的研究成果。作为13世纪左右的佛教艺术遗珍，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残K2及K1窟中绘制有数身骑马神灵，其细节保存较好并留有部分藏文题记。基于图像及题记的解读，报告得以认定此类神灵属于赞神的范畴。在这一基础上，结合阿里地区代表性寺窟图像及相关文本，本研究明晰了赞神与热玛底等念神的常见组合关系。同时，报告将视角延伸至中亚、青藏等丝路沿线地区的佛教艺术造像，并解读相关藏文文本材料，发现赞神形象的塑造展现出鲜明的多元文化色彩，且同吐蕃于阗之间的交流史实息息相关。

本场评议专家石建刚指出：魏健鹏把文本和图像打通，做了大时段、大区域的考察；祁姿妤的观察角度——佛足的数量、位置，尤为新锐。魏、祁两位的研究结合了不同语言、地区、时段，展现了佛教的圣化、在地化的过程。石建刚副教授建议袁頔可以将青藏高原目为“十字路口”，去继续发展探讨佛教艺术跨区域的传播、演变。

会议第四版块以“梵像乾坤——丝路沿线多民族佛教艺术”为主题，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施錡主持本场会议，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吴虹、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霍司佳、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讲师苞璐尔和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徐铭君先后进行了报告。

吴虹的报告围绕“Prasāda”和“见像启原”展开，关注造像的视觉经济。印度2世纪左右编纂的《天譬喻品》中提出了造像的视觉功能：造像不仅是为了获得功德，更是为了直接启发信徒心中的善根，激发他们对于佛法的信念。这一情感在梵文中被称作 “Prasāda”。无独有偶，4-5 世纪的中国的造像碑中也常见“见像启原”的表述，认为佛像可以开启信徒对于佛法的体悟。佛像成为打开信徒宗教信仰的重要钥匙。报告比较了“Prasāda”和“见像启原”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异同，并探讨了佛像在传播佛教中的功用。

霍司佳的报告以“唐韦皋《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麻盐之税’发微”为题。嘉州凌云寺大像即今岷江之畔的“乐山大佛”，始凿于唐开元初，像龛旁崖壁上镌有唐贞元十九年(803年)韦皋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叙述玄宗曾“诏赐麻盐之税”以资修营。前人对此“麻盐之税”的来源和性质有多种不同解释，但均未能结合经济和社会背景进行深入探讨。综合史实来看，“麻盐之税”应指剑南道对蜀麻与吴盐交易征收的地方性商税，反映了唐帝国东西地区经济交流的繁盛。玄宗将这笔不入支度国用的资金赐给凌云寺大像，是对岷江-长江航道产生巨量财富潜力的肯定。报告认为此事当有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参与，后者可能试图利用大像工程获取自身政治利益。

苞璐尔的研究从一尊故宫藏康熙朝文殊造像入手，考证了康熙皇帝与一世哲布尊丹巴之关系。这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金铜文殊造像不同于常见的佛装菩萨形象，具有明显的扎纳巴扎尔造像艺术风格。据相关史料记载，此尊文殊如来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秋天由哲布尊丹巴献给皇帝，于喀尔喀蒙古人而言，对作为“文殊化身”的清朝皇帝献上文殊菩萨像无可厚非，然而献如来样式的文殊像，更是体现了他们对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助他们返乡的感激之情，哲布尊丹巴献给皇帝的祈请文也说明了这一点。报告根据一世哲布尊丹巴传记、文集，及清内阁蒙古堂档等藏、满、蒙历史文献，探寻此文殊如来造像背后的历史渊源，展现了康熙皇帝与哲布尊丹巴之关系。

徐铭君聚焦于丝路岩彩绘画技法的现代性因素。敦煌莫高窟等石窟壁画是矿物色绘画发展的重要见证，从北凉到唐代，敦煌壁画的风格始终处于不断演变中。敦煌、克孜尔等石窟寺的壁画充分展现了矿物色在不同时期的运用特点和艺术效果。然而，唐代之后由于水墨画的兴起，矿物色在绘画中的地位逐渐衰落。这一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国绘画审美观念的变迁，也为后来岩彩画的复兴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画家对色彩重要性的重新认识与借鉴日本绘画经验，岩彩画在中国开始重新流行。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深入研究岩彩画的发展历程和设色技法，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展现中国文化魅力。

本场评议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施錡教授总结了四位学者共通的特点：一是关注并使用了大量文献材料；二是研究视野宽阔、运用了跨学科的方法；三是离开了传统艺术史研究对“物”本身的注目，而关注“物”背后的观念。

东西方文明的互通互鉴

12月1日上午举行了本次论坛的第五版块——“他山之石——东西方文明互通互鉴”，与会学者的报告题目囊括了织物、珠玉、陶瓷等各类器物的专题讨论，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主持。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杨天源以沉船出水陶瓷器为主要考察对象，讨论了唐五代时期中国陶瓷器中的外来文化因素，特别是伊斯兰文化因素等。报告通过介绍和分析这一时期沉船出水瓷器，发现其带有非常明显的仿金银器的造型和纹饰风格，同时，报告还分析了唐五代所见外来文化因素的时代背景与考古发现。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潘桑柔的报告题为“‘无’与‘有’的相遇:《史集》细密画插图中的中国山水与涅槃图”。报告聚焦 14 世纪初叶首度以独立形式出现在波斯细密画中的两类外来母题——山水与涅槃，透过伦敦藏《史集》阿拉伯语残本中的两幅插图，以弥勒图像的表现方法等为例进行分析，探讨画师以自然景观和穹顶建筑描绘文本内容的深层用意及灵感来源，又结合伊斯兰哲学阐释“空白恐惧”的概念，并观察《史集》画师的手法与“空白恐惧”等伊斯兰艺术传统之间的碰撞，通过一组图像案例，勾连起西亚、南亚和东亚的文化图景。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石榴关注元代暗花缎织物及其海上贸易，注意到在欧洲的教堂与博物馆中，存有一批蒙元时期的暗花织物。由于其显著的中国风格，西方学者普遍认同这些织物源自中国。与此同时，元代南方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暗花织物，报告从元代考古发现的暗花织物出发，通过对比在非洲及欧洲的同类实物遗存，勾勒了其商品贸易路线。并且进一步讨论了探究暗花织物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进行贸易流通以及本土化，最终成为15世纪欧亚区域的主流商品。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仇泰格做了关于祖母绿在元明时代的中国流传与使用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蒙元时期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通称为“回回”)大量迁徙进入中国，他们之中多有以经商为业者，所经营的商品中珠宝又为重要类项。这些回回珠宝商将原本不产于中国的各类彩色宝石(又名“回回石头”)介绍入中国，并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宝石的偏好。其中祖母绿是回回珠宝商引进中国的最重要的宝石品种，中国人不仅从回回珠宝商那里接受了作为商品的祖母绿宝石，还引进了与这种宝石相关的中东文化、民俗。到了明代，中国人仍然延续了对于祖母绿的偏爱，并逐渐成为明代的社会文化及大众文学作品中奢侈品和财富的象征物。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成高韵的报告围绕着明朝瓷器在朝鲜的传入与接受而展开。1392年朝鲜建国后致力于吸收明朝礼仪制度，在世宗时期(1418-1450) 的《五礼仪》中，陶瓷被视为物质媒介，起到将礼仪体系具体化的作用。报告探讨了朝鲜发挥陶瓷这一物质媒介作用以达目的的过程，并从使用方式等三个方面分析明朝礼仪瓷器在朝鲜的接受与转化过程，揭示两国物质文化交流的多层次影响。同时报告基于部分使用案例，分析了物质流动在礼仪等抽象概念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反映出朝鲜对本土文化身份的确认和适应性创新。

本场会议的评议专家董少新教授总结，从五位青年学者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艺术史研究越来越重视文献的考证，能够综合运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文献材料。这五项研究都是通过对不同“物”的研究呈现历史，包括了文化交流的网络、社会面貌与观念、政治身份的构建诸方面，很好地体现出艺术史研究在不断地发展、延伸，由此也提示我们，考古学、图像研究、技术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很好地启迪、弥补、超越传统历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