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龙”祭祀中的中国古代山川信仰

投龙，是将写有谢罪、祈愿的文简，与金龙、金钮、玉璧等仪式性器物用青丝捆扎，一并投入山川之中的仪式，又称“投龙璧”“投龙简”“投龙仪”“投札”。投龙源自中国商周至秦汉的山川祭祀、盟誓仪式，经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整理、改革和发展形成。在古代祭祀投埋简册和早期道教“三官手书”仪式性文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入了担当神圣信使职责的“龙”。龙被认为是祈愿文书送达神灵的关键环节。

投龙的最早记录出现于东晋时期的道经中，至迟在南朝梁时已有为国家和皇室举行的投龙仪式。更为制度化的投龙始自推崇道教的唐代，正式确立投龙为国家仪典，并制定了标准的仪式。就考古所见，五代吴越国是最频繁举行投龙的地方政权，也保存有最多的出土文物。宋代继承了投龙的传统，在北宋初达到高峰，其后又进一步规范了投龙的场所。金、元、明时期，投龙同样是重要的国家仪典。及至清代，投龙退出官方历史舞台，逐渐被淡忘。

投龙集中体现了中国上古以来的山川祭祀、盟誓、玉、龙等传统信仰与崇拜，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山川信仰的一种重要仪式与文化传统，并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产。12月1日，由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总策划，40余家文博机构联手，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国内各研究机构共同倾力推出的“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展。展品汇集了中国历代山川祭祀和投龙仪式文物共计约230件（组），是全国范围内首次聚焦于“投龙”这一主题的展览，共分四个单元，讲述中国古代关于“投龙”的传奇，再现古老的山川祭祀。

北宋金龙，1950年代于杭州西湖出水，浙江省博物馆藏

李零教授指出，这是一次考古、文物、艺术、思想相结合的尝试，希望广大观众喜欢它，在此感受山川的壮丽雄浑，在此体悟古人的神思飘渺，从中学到越来越多的历史知识。

第一单元名为“山川有灵——先秦秦汉的山川祭祀”。上古以来，山川就成为崇拜与祭祀的对象。早期山川具有双重神圣性，他们既是国家疆土的象征，又是自然之神，可主水旱、可证盟约、可消灾去病。先秦时期形成的山川的形象与功能，对后代影响至深。秦汉时代，“五岳四渎”祭祀体系形成，是古代统一王朝国家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川祭祀和盟誓仪式中均以玉为先导，辅以车马、牺牲等祭品，或沉或埋，这些制度在后代的投龙仪式中得到了沿用。

该单元联合策展人熊长云（故宫博物院）、田天（北京大学）指出，山川祭祀对于今人来讲并不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对于2000-3000年前的古人来说，他们生活中能接触到最近的、永恒不变的就是名山大川，所以山川祭祀对于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们希望观众不仅能关注先秦的青铜器等器物本身，也能关注这些器物是如何埋葬的以及它们的排列方式，它们有些在山川中很重要的位置，从中可以看出山川的祭祀的传统是如何形成的，也反映了古人的一套行为模式。

第二单元名为“告盟天地——晋唐之际投龙的出现和兴起”。借鉴了中国商周至秦汉的山川祭祀、盟誓仪式，并创造性地加入了担当神圣信使职责的“龙”，道教用于求仙、祈福的投龙仪式在东晋正式出现。东晋以来，江南逐渐形成了以求仙为主要背景的名山谱系——洞天，也是道教投龙仪式的场所。从唐初开始，投龙仪式与帝王本命信仰、洞天福地理论进一步结合，被改造并正式确立为国家祭祀，并日趋制度化。洞天谱系在盛唐时期开始与五岳相融合，发展成为拥有118处名山的“洞天福地”谱系，并在晚唐进一步将国家祭祀的“岳镇海渎”纳入其中。武则天、唐玄宗均频繁派遣使者至名山洞天投龙。就考古所见，五代吴越国是最频繁举行投龙的地方政权，也保存有最多的出土文物。

战国秦骃玉版甲版、乙版，上海博物馆藏

第三单元名为“保安宗社——宋明之际的投龙”。宋代官方的投龙活动已经成为每年固定的制度。道教在宋代日渐国家化，投龙仪式也被赋予了更多制度性的为国祈福的目的。求仙的功能日趋弱化，奉祀山川、保安宗社的内涵大幅度提升。早期的山川祭祀和道教的投龙祭祀，逐渐实现了重合，投龙演变成了国家山川祭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宋代中期后，投龙的频次和地点大为减少。金、元两朝沿袭宋代，道士投龙于名山水府的同时，还往往代表帝王祭祀五岳四渎。明代除了洞天投龙，还出现了武当山投龙和陵山投龙。中国古代官方的投龙活动，结束于明代。

第二、三单元联合策展人陶金（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曲爽（同前）指出，至六朝时期，山川具有了道德的维度，人的善恶都要被山和川对应的地官和水官进行记录，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投龙者实际上通过向管理人善恶的山和水来进行忏悔祈告，请求他们来赦免自己的罪过，进而获得上天的福佑。在这两个单元的展览中，他们尽可能地梳理了从六朝一直到明代的洞天福地投龙的山川谱系。

第四单元名为“澄怀观道——山水中的文人传统”。魏晋之际，随着道教与佛教隐逸文化的盛行，文人传统的山水文化也开始萌生。山水之美通过文学与绘画的方式被文人赞美，也由此成为全社会所熟识的文化概念。另一方面，具有神异特质的仙山灵泉也通过微缩的形式在不同尺度上得以复制，如园林、书斋，乃至案头清供等。但无论是诗歌吟咏、妙笔丹青，还是置于案头的奇石，在本质上，他们都与人的“形”和“神”息息相关，并进而通过“居”与“游”的方式与人相契。晋人宗炳便曾说：“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走。”由此，无论是耸立于天地之中的昆仑，还是远在东海之外的蓬莱，都可以在文人的方寸壶天之中得见。

该单元联合策展人姜永帅（江苏大学）、王冬亮（中国美术学院）指出，明代中期之后，出现大量洞天仙山、桃园的绘画，比如仇英的《玉洞仙源图》、文徵明的《桃源图》，其实都是洞天福地题材的延展，包括明代的私家园林，都可以看到道家文化对明清文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对于士人阶层，被塑造出来的“新洞天”，代表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投龙”特展海报

“投龙”特展在西湖边展出有其特殊的意义。陶金指出，在古人心目中，西湖不仅是一处诗情画意、充满传说的场所，同时也是一处神圣空间，是吴越国地主为自己保境安民祈祷的所在。“中国的古人不去把山川切成石块建起大教堂，而是用意念把山水圣化成一处处在山川中的神庙。大家应该带着这些记忆回到这些山水中，重新去体会、去感受这些场所背后所蕴含的数千年的文化精神。”

总策展人魏祝挺也想借“投龙”特展的机会向公众第一次提出，西湖不仅有文化景观、文化传统，它还是中国山川祭祀的重要场所。1955年到1957年，杭州西湖清淤中出土的吴越国8条银简，是现存最多数量的单一地点出土的投龙简，说明吴越国历代国王都在进行祭祀。选择在西湖边举办“投龙”特展，也是想反映从吴越国开始的将西湖提升为洞天水府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