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机飞临南京：拉贝经历的大屠杀48小时

前言

《敌机飞临南京》是约翰·拉贝于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6日在南京期间所记的日记和收集的资料，其中文整理版《拉贝日记》于1997年首次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和社会关注。2016年4月，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将《敌机飞临南京》捐赠给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在此基础上，国家档案局授权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12月编辑出版了原文影印本。新版中译本命名为《拉贝日记——敌机飞临南京》，包含原始日记1-6卷的译文和影印本缩略图，于2024年3月出版发行。本文摘录该书12月12日至14日所记内容，辅以相关史料缀成。

12月12日

晚上9点，在国民政府任职的龙先生来到小粉桥1号，告诉约翰·拉贝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守护南京城的中国军队已经撤退。当晚早些时候，日军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城南的天空。紫金山仍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周围电闪雷鸣，仿佛置身火海。拉贝记得有句民谚叫作“紫金山焚则金陵灭”，他将这个不祥的象征写进了日记里。

1937年是拉贝来华的第三十个年头。当他接受西门子公司的海外任命时，还是位26岁的青年，如今已是公司的驻华高管，执政党的海外南京分部副部长。淞沪战事爆发后，近在咫尺的南京受到日军空袭的严重威胁，拉贝在自家院子里修筑了一个简易的防空洞，扯起一块6×3米的德国卍字旗来标识身份，办公时都戴着一顶钢盔以防不测。上海沦陷后，政府开始撤退，侨居南京的外国人也大多离开了，羁留于此的外国人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金陵大学的外籍教授和一些传教士组成，他们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试图建立安全区，并将拉贝推选为主席。

南京国际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

拉贝的住宅里有两个防空洞，此时已经挤满了难民，一直挤到了洞边上。从南面逃来的人用力拍打着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着放他们进去，一些胆大的男人已经从后面的德国学校翻过院墙。拉贝不忍心听他们苦苦哀求，于是将两扇大门打开，把所有人都放进来了。拉贝的办公室安置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人，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还有100多人在防空洞和院子里的石子路上。大部分人带着自己的被褥，有些则露天席地而睡，为了维持秩序，拉贝像一只猎犬般在人群之间穿梭，时而训斥，时而安抚，让大家逐渐安静下来。

拉贝故居平面图

与此同时，南京城临时的卫戍总司令唐生智正在黑魆魆的江面上北行离开，身后是无数四散奔逃的士兵和平民。第二天，他给蒋介石发电报称：

“原定偕宋军长（宋希濂）渡江计划，不克实现。职等于是夜九时渡江，徒步至六合，本晨乘撤抵滁。本部员兵五百余人，现已渡江会集者仅余约百人，现在六合、乌衣等处分头收容中。”

连卫戍司令部都走得紧迫慌张，其它部队的难堪状况可想而知。一些高级将领仅仅只是传达了撤退命令便匆匆离开，前线部队大多后知后觉，等他们意识到大势已去时，连组织撤退的时间都没了。日军已经从陆上三面包围了南京城，向西北方向渡江成了最后的逃生路径，于是通往挹江门的路上人满为患。此前为防止临阵脱逃的行为，挹江门是不允许军队通行的，如今撤退命令已下，这一要求却没有被明确地解除。面对汹涌的人潮，负责拱卫挹江门的第87师士兵为了维持秩序，甚至架起了机枪。在四象桥开店的小商贩张安定，这辈子第一回听到的枪声就炸响在挹江门。他以为是鬼子来了，吓得一头钻进北祖师庵的小巷子里，被熟人一把拉住——莫慌，那是中央军在打中央军。

尽管没能阻止日军，但南京绝非不战而降。即使12日下午撤退命令已下，各个方向上仍有部队死战不退。12日晚上23时，为突破中华门正面，日军第13联队决定再发起一次进攻。在装甲车的火力掩护下，工兵第2小队派出烟雾班四人潜入护城河，上岸后点起了烟雾弹，爆破班趁机通过浮桥。在工兵第6联队一名小队长平石船吉的指挥下，一处城墙缺口被装进了75公斤的炸药，爆炸后使得缺口处足以攀登。13日凌晨3时，步兵第2中队、机枪第1中队相继爬入城里，被巨响震蒙的中国守军反应过来立即争夺，战局呈白热化。

日军兵临南京城外

日方《步兵第四十五联队史》对南京守军作如是评价：

敌军已来到城外，身后被扬子江阻挡，这是真正的背水一战，敌人的抵抗极为顽强。

午夜时分，长江上最后一道防线乌龙山炮台眼看守不住了，为免资敌，守军紧急拆除了火炮的关键部位后组织撤离。南京城内的拉贝感觉到炮火声有所减弱，终于有了睡意。为了安置越来越多的难民，他这两天一直在奔波联络，已经48个小时没脱衣服了。躺上床后，他感觉身上每一根骨头都在疼痛。

12月13日

清晨，拉贝是被凄厉的空袭警报惊醒的，炸弹再一次如冰雹般落下。心情失落的他起床后打探消息，听闻日本人攻下了几座城门，尚未推进到城内。他赶到委员会总部后，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紧急成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由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担任主席，南京红十字会下关分会的主持李应南任副主席。

屠杀已经开始了。住在棉花堤80号的熊淑兰看到江东门的桥被炸毁了，鬼子用中国平民的尸体堆成了一座桥。当天上午，一队日本兵闯进新路口5号，开门的哈姓房东被枪杀，夏淑琴一家九口被杀了7人。8岁的夏淑琴带着4岁的妹妹夏淑芸躲在被子里哭出声来，背上被扎了三刺刀，昏死过去。醒来以后夏淑琴爬到血泊中的亲人身边，摇摇这个不醒，推推那个也不醒，到外头看妈妈睡在桌子边上，身上没有衣裳。两个小女孩后来被邻居救下，被约翰·马吉送往安全区，并将这桩惨案留下的现场用摄影机记录下来。

拉贝日记中的新路口5号惨案

这一天拉贝先去了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战地医院，这里伤兵满营，但医护人员已经撤退了。理事会成员搞来一面巨大的红十字旗，插在外交部楼上，并将部分工作人员召回，将伤兵集中安置到外交部。伤亡人员一时还无法处理，横七竖八地躺在院门口的坡道上，满地都是被丢弃的武器装备。拉贝看到门口的手推车上有一个伤兵，已经不成人形了，只有微微颤动的双脚证明他还不是一具尸体。

安全区总部的院子里挤满难民

在拉贝看来，要保住这些中国士兵的性命，首先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否则日本人可能会借口消灭抵抗而大开杀戒，事实上也是如此。拉贝的车从中山路转到上海路，满街都是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就遇到日本军队了，他们正在经过新街口向北进军。沿途遇到几批中国士兵，拉贝都劝说他们缴械，有些士兵并不愿放下武装，但看到日本人已经接近，最终还是将枪扔在地上。一名中国军官十分激动地拿着卡宾枪对空射击，想把这些多管闲事的外国人赶走，但最后也被与拉贝同行的哈茨先生缴了械。拉贝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受困的军人只有放下武器才能成为战俘，从而享受日内瓦公约之权利——和平民一样免于被侵害，并能够得到食宿和医疗照顾。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吴生也是这么想的，他一直忙着劝说散兵们把枪扔掉，并向他们保证如此便不会被抓走。

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日本人根本不打算放过这些士兵，即使他们已手无寸铁。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仅佐佐木部队（第16师团下属第30旅团）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

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提到，在其支队的作战区域，遗弃的敌人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江面上击毙的士兵和捉到的俘虏合在一起达两万以上。第二天他又写道：“太平门外的大护城河中堆满了死尸……下关原来的闹市已被烧成灰烬，沿江马路上丢弃着数百辆汽车，岸边数百具尸体一个个被水冲入江中。”根据日军步兵第38联队和第33联队的战报记载，仅13、14日两天，日军就俘虏、射杀了15796人。

日方审查“南京市内扫荡残兵”照片判定“不许可”（发表）

降亦死，逃亦死，还能组织起来的部队在13日凌晨选择了突围。粤军选择了紫金山北麓为突围点，部队左臂缠白手巾为识别，口令：丢那妈。第160师956团团长蔡如柏率部突围至汤山时牺牲，第156师少将参谋长姚中英率932团在太平门断后阻击，身中数弹壮烈殉国。中午12点多，第159师出太平门，在公路分岔处遭遇日军阻击，前面的士兵纷纷倒下，秩序开始混乱。眼看着身边人越来越少，副师长罗策群举起马鞭在空中打响，高呼道：“丢那妈！死就死啦，唔要做衰仔（胆小鬼）呀！”部队重新聚拢冲锋，终如潮水一般漫过日军防线，罗却饮弹身亡。

下午2时，日军由水西门进城了。管区警察告诉魏特琳的助手程瑞芳，他在广州路看见日本人后，边脱警察制服边跑，吓得摔了一跤。十几个日本兵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问魏特琳要鸡吃，随后闯入民宅赶走住户，鸠占鹊巢后直接睡下。被赶出来的人两手空空，吓得失魂落魄，就只能流落街头。

零星的炮火依然在市区响起。作为南京城里仅剩的外科医生，金陵大学医院的罗伯特·威尔逊在当天下午进行一台精密的手术，他要为一名在爆炸中眼睛受伤的患者摘除眼球。手术进行到一半，一枚炮弹在距其约50码的地方爆炸，玻璃窗的碎片洒得满屋都是。威尔逊抬起头来，发现护士们吓得浑身发抖，用眼神询问他是否还要继续，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当他完成工作后已近傍晚，走到街上，他发现日本国旗已在城中四处飘扬。

在鼓楼医院等待诊治的难民（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

当晚，日军已经开始在安全区内进行难民和溃兵的甄别。教导总队工兵团第3营营长孙宝贤在珠江路13号门口遭到检查，日本兵先察看他的手掌上有没有老茧，再检查他的头皮和面部的色差，判断是否长期佩戴军帽，最后还要脱掉上衣，看肩膀上有没有挎枪的痕迹。孙已多年军官，军事训练的痕迹不明显，因此逃过一劫。

直到深夜，安全区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难民，其中也包括走投无路的军人。黔军第103师的军官夏明贵带着部下陈少清、陈国安，在挹江门城墙逡巡了半天后无船可渡，只好又换了便衣回到城内。他们被人流裹挟着躲进了金陵大学图书馆，甫一落脚倒头便睡，第二天醒来便成了难民。

这一天拉贝等人向难民发布通知，公布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美国圣公会牧师福斯特先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小姐和戴费马利夫人、鼓楼医院的韦如柏大夫和特里默院长，还有麦卡伦牧师、贝德士博士等等。他们此后被难民们视为“活菩萨”，在南京最黑暗的几个月里庇护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12月14日

魏特琳在早上7时30分记下了当时的景况：

昨夜外界似乎很平静，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天亮前似乎又有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墙——也许是在轰掉那些阻碍日军主力入城的路障，不时还夹杂有枪声……可怜的人啊，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脱这些无情的子弹。

日军用小车拖运劫掠的物品，美国《LIFE》杂志拍摄

这是威尔逊医生所经历的工作最繁重的一天，一共做了11台手术，但救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杀戮。当天的《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随军记者浅海、铃木从南京发来的报道，主题是两名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的杀人比赛，因为无法判断谁先杀满100人，所以他们将目标重新约定为150人。多家日本媒体将这一暴行当作英雄事迹进行追踪，直到1938年2月9日《大阪每日新闻》还在继续报道：

与战友向井敏明少尉作“百人斩”比赛，因而于江南战线得传奇一般的盛誉，隶属片桐部队的剑侠野田毅少尉（原籍鹿儿岛县川边郡加世田町）将其入南京城后所杀的一部分合计起来，共斩杀二百五十三人，豪快地造成此次事件的最高纪录。但他尤以为未足，又与向井少尉相约好作斩杀千人的竞争。

在开车穿越城市的路上，拉贝亲眼目睹了整座城市的被破坏程度，眼前的景象让他难以置信。日本兵每10到20人为一个小队在城中四处乱窜，洗劫商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他熟悉的那些地方也没有幸免于难：德国起士林点心铺被强掠，黑姆佩尔饭店的门窗被砸开，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店铺几乎都被洗劫一空。成箱的赃物堆在街上，为了将它们带回营地，日本人甚至叫来了人力车。这些穿着黄衣服的士兵根本不在乎所谓的外交规矩和战时纪律，拉贝等人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指出这是美国人的财产并请他们离开，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委员会的佐恩先生汽车上有一面美国国旗，被日本兵拔掉后，车内的东西也被抢了。

被毁的黑姆佩尔饭店

安全区里也不够安全。贝德士博士告诉拉贝，安置在安全区内的房子也遭到了抢劫，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没留下，日本兵连1元钱都不放过。程瑞芳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

拉贝的车每开过一两百米就会看见尸体，他下车检查，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说明这些人是在逃跑的状态下被枪杀的。日本兵从难民区里挑选了200个中国工人，将他们捆绑带走，全然不顾拉贝的各种抗议。司法部大楼里安置了大约1000名士兵，日军将其中半数强行拖走，接着就听见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此前安置伤兵的外交部，现在已被禁止进入了。拉贝的秘书韩湘琳告诉他，附近街坊的一所房子里，3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姑娘被抓走了，等待她们的不幸命运可想而知。宁海路5号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院子里躺了7个重伤员，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小腿中了弹，最后被救护车送去鼓楼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连疼痛的呻吟声都发不出了。讽刺的是，日军飞机在这一天忙着抛撒宣传品，向平民百姓通告他们将会受到“方方面面人道的待遇”。

拉贝和他的助手韩湘琳在住宅前合影

为全面了解并尽量阻止这些暴行，拉贝等人全天都在不停奔波，直到晚上6时回到总部，所有人都是疲惫不堪。鉴于所见的可怕局面逐渐不可收拾，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拉贝分别用英语和日语写了一封信，准备交给有能力统制日军行为的指挥官。他们陆续找了6名日本军官，后者无一例外地都让拉贝和第6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联系，但此时他还没有到达南京。关于安全区，拉贝在信中提出五条要求：

1、在安全区的各个入口处派驻日军岗哨；

2、允许安全区用自己的民事警察维持区内治安，他们只配备手枪；

3、允许在区内售卖粮食并设立粥厂，我们在其他城区有存米，希望卡车能自由通行，运输粮食；

4、在平民百姓返回原住处前，允许继续现行的住房安置安排（即便这样，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的贫穷难民需要得到照料）；

5、准予与贵军合作，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和电话通讯。

对于大批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拉贝仍然试图为他们谋一条生路。他语气谦卑地写道：“我们恳请您能开恩，考虑这些士兵的愿望，准予他们重过和平的平民生活。”一些溃兵已混入难民之中，拉贝明白这一状况可能会成为侵略者骚扰安全区的借口，但他实在不忍心将他们强行驱离。

当天晚上，《纽约时报》的记者弗兰克·杜丁（Frank Durdin）打算乘车去上海，因为南京与外界的一切电讯联系都已被日军切断。拉贝并不相信他能顺利离开南京，但还是托他带了一份电报，希望能向妻子和公司报个平安：

西门子中国洋行，上海

到12月14日晚上9时为止，我和当地洋行的职员一切都好。请告知拉贝夫人（天津，马场道136号）和柏林的施莱格尔先生。

拉贝

1937年12月14日

如拉贝所料，杜丁当晚没能离开南京，他的车在南京以东约50公里的句容被日军拦了下来。经过交涉后，日方终于同意杜丁等四位西方记者撤离，他们于12月15日登上美国的“瓦胡号”炮舰前往上海，这艘舰被派遣来南京救护被日本战机击沉的美国炮艇“帕奈号”上的伤兵。到达上海后，杜丁立刻将早已写好的文章发往《纽约时报》，题为《所有俘虏均遭屠杀》（All Captives Slain），这是第一篇使用“南京大屠杀”（wholesale atrocities and vandalism at Nanking）一词的纪实报道，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舆论激荡。与其同船的《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司迪尔、派拉蒙新闻社记者门肯、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也都发出了报道，他们成为了第一批对外曝光南京大屠杀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