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大学暂停招收人文社科博士生风波
在刚刚过去的11月，一名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项目的申请者在论坛上公开了一封邮件，并表示困惑。邮件中写道：“我们（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停接受您所申请的项目在下一学年的招生。”经核实，波士顿大学下一学年将不再招收哲学、英语和历史等十几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生。
然而，校方既没有在新闻稿中公开宣布这一消息，也未对该决定提供解释。根据学校官网的信息，包括美利坚和新英格兰研究（American & New England Studies）、人类学、古典学研究、英语、历史学、艺术和建筑史、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宗教、罗曼语研究和社会学等项目将在下学年暂停接受博士生。
在《高校情报（Inside Higher Ed）》获得的一封匿名邮件中，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负责人指出，今年10月，研究生工人在近七个月的罢工结束后赢得了工会合同，导致一系列成本增加。
据悉，波士顿大学校方发言人科林·莱利（Colin Riley）发送了一份大学声明，称“该决定是我们对博士课程的持续审查的一部分，其中不仅包括完全暂停某些项目的招生，也包括减少下学年其他项目的学生人数”。
尽管发言人没有谈到决定的潜在影响，以及罢工与校方决定之间的关系，但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斯坦·斯克拉罗夫（Stan Sclaroff）和研究生院高级副院长马利卡·杰弗里斯-埃尔（Malika Jeffries-EL）在给下级管理人员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多次提到新的集体谈判协议，称其影响了院系预算。
院长们还暗示，波士顿大学（据最新报告，获得的捐赠基金超过31亿美元）计划让学院承担更高的费用。院长们写道：“教务长办公室已同意为本财政年度增加的费用提供资金。在今年之后，艺术与科学学院必须在现有预算内为我们的博士项目转型提供资金。”但是，“（如果）按照今年秋季早些时候讨论的招生规模继续招生，那么在财务上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学院将在下学年停止“所有非资助博士项目”的招生，并减少“资助项目的招生规模”。他们表示，这“将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履行对目前在读博士生做出的五年资助承诺”。
在签订集体谈判协议之前，大学就已经开始探索减少博士生数量的可能。院长们写道：“所有的院系和项目都提交了有价值的报告，讨论如何调整博士生规模，考虑因素包括录取选择性、学生能否取得成功、就业前景和安置、项目的地位和声誉等。”
波士顿大学针对上述问题成立了工作组，并公开了其研究报告——在全美层面，“博士毕业生获得终身教职的比例相对较低，项目未能为博士生提供广泛的职业培训，教师指导质量参差不齐，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可能面临经费问题，以及学校在努力实现博士生群体多样化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此外，工作组也提出波士顿大学是否应该考虑“一进一出模式”，即在一名博士生毕业后再招收一名新的博士生，以及随着博士就业市场的变化，波士顿大学是否应该允许采用新的、非传统的论文写作方法？
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校方突然采取行动是出于对罢工的警告与报复。在哲学新闻网站Daily Nous的报道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波士顿大学教职员表示：一些教职工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罢工的报复。学校高层认为艺术与科学在学院层面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大学的高层管理部门试图通过不满足增加的预算需求，来给教职工和研究生一个教训。此外，根据这位员工的推测，校方在选举后不久突然做出决定并非完全巧合——波士顿大学一直在资金变化、经济状况、签证等方面采取保守和谨慎的策略。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波士顿大学研究生发表声明称：多位研究生对于校方的行为深感不安，认为这一决定破坏了该校作为研究机构的核心价值观，危及了项目的声誉，并传达了令人沮丧的大学考量。在高等教育日益公司化，劳工权利受到侵蚀，紧缩措施兴起的背景下，校方试图削弱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作为一所拥有完整的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培养体系的研究机构，波士顿大学财务状况稳定，甚至已实现盈利。然而，学校管理层暂停项目的做法切断了未来学者的机会，破坏了大学的使命。这些选择不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而是政治上的优先考虑，并牺牲了学生、教师和工人的利益。该决定在学术界的工作者之间造成了分歧，使当前与未来的学生、理工科与人文学科、教师与行政部门形成对立。校方的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正义和学生们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声明强调，高等教育不是通过牺牲员工和学生权利来实现盈利的企业产品。如果管理层不做出改变，他们将面临学生、工人和教职员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烈的抵抗。
虽然目前尚不明确波士顿大学做出该决定背后的完整原因，但斯坦福大学人文学教授拉塞尔·A·伯曼（Russell A. Berman）表示：高级研究机会受到限制是可悲的，因为无论如何，这都会让一些学生失去追求知识的机会。伯曼指出，“研究生教育是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聚焦培养未来的学者，还与研究生与现有教师之间的合作相关。限制项目会妨碍知识生产，而此时此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知识生产”。
朱迪斯·巴特勒在韩国谈“民主的悖论”
12月3日晚，韩国政坛突发闹剧。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朱迪斯·巴特勒这段时间正在韩国参加庆熙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国外学者讲座。
12月4日，韩国《한겨레21》周刊记者李有真（이유진）在首尔专访了朱迪斯·巴特勒。文章写道，巴特勒在看到刊登在《한겨레21》号外上的尹锡悦的面孔后，发出了“哦，像李尔王”的感叹。《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描写了一个因愚蠢判断而带来巨大灾难的君主的悲剧。“在2024年12月的韩国，在这个存在着李尔王和朝不保夕生活的戏剧性现场，巴特勒教授仿佛命中注定般来到这里。恰好，预定的讲座主题是‘民主和人文学的未来’。”
朱迪斯·巴特勒著有《性别麻烦》《安提戈涅的诉求》《脆弱不安的生命 : 哀悼与暴力的力量》等专著，2024年出版的最新作品是《谁在害怕性别？》（Who's Afraid of Gender？），她一直专注于研究弱势群体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作为政治哲学家，她关注少数群体、冲突难民、新自由主义席卷下的脆弱和被排斥的生活。她的理论始终围绕着分享和扩大“可活的生命”（Livable life）这一伦理课题。
作为一位备受争议的学者，巴特勒经常遭受攻击。2021年，当韩国EBS电视台制作她的讲座时，韩国国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就以仇恨言论攻击她。2024年的讲座虽采取了严格的安保措施，但日程泄露后仍遭到反对者的强烈抵制。主办方不得不在前一天临时改变场地和时间，讲座最终成功举行，吸引了100多名听众参加了这场长达3小时的演讲。
在这次讲座中，她谈到了“民主的悖论”：正如捍卫白人男性至上主义者、排斥移民和性少数群体的特朗普政府通过选举获得重生一样，正是“民主”使剥夺弱势群体人权的政治规范得以实现。“面对这种世界观——它建立在种族和民族仇恨以及对性别和少数群体的攻击之上，它追求资本主义积累并提出将破坏社会服务作为新的公共利益，它寻求战争的继续和对地球的破坏——我们将使用什么样的政治想象力？ 我们将创建什么样的政治机构？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巴特勒在最近的著作《谁在害怕性别？》中解释说，新右翼群体将“性别”作为攻击目标，投射出“幻象”（Phantasm），引发恐惧和仇恨。“民主之争的焦点是，国家到底是什么，以及谁控制着民主国家的条件……他们热衷于用非常狭隘的术语来定义国家。”
2015年，巴特勒教授对西方社会的公共集会表现出关注，写作了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一书，她强调了“关系性”和“相互依存性”。她指出，（在西方世界）举行和参与集会并不直接等同于民主，并具体提出了什么是公共性、谁能获得归属感、与谁一起行动等问题。
关于韩国的全国残疾人反歧视联合会的出行权示威，她表示：“保障残疾人的出行权和无障碍设施对于平等参与非常重要，而平等参与是实现民主的根本理想。”“我们是彼此的基础设施。关于关系性和相互依存的身体的思考，可以成为激进个人主义的替代方案。残疾研究让我们意识到相互依存的关系。”
她对担忧气候危机的年轻人以及动物权利问题表示了关注。她说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建立联系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相互依存性是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不仅仅是人类之间相互依存，我们不应该只关注通过牺牲其他所有生命来改善人类生活，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与所有地方的生命过程相互依存的。”
巴特勒教授主张应该重新思考与生命地球的关系，以及我们在再生生命和防止地球污染方面的责任。她提到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时补充说，这让我们思考“将人类视为关系的集合体”这一观点。“我们与动物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我们也是动物，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是相互关联的，发生在动物身上的事情会影响我们，我们对动物负有责任。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作家韩江的作品所显示的，我知道在韩国素食主义也有很强的影响力。我感谢这些年轻人的努力。从关注动物到关注空气、土壤、水，这确实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她解释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她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贯的观点。她表示，一到首尔就前往国立现代美术馆（MMCA）参观了亚洲女性主义者们的精彩展览，并将展览与性别表演性理论联系起来进行了解释。“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参与其中，其中一些作品聚焦于‘动作的重复’。我在《性别麻烦》中指出，小女孩是如何通过重复行为来学习成为女性的这一程式化过程。就像（接生）医务人员宣布‘是个女孩’时一切就开始了一样，从那时起，作为女儿而活的期待就开始了。”她希望传达表演性理论所蕴含的变革可能性，她说：“一旦我们认识到性别是通过特定的重复行为构建的，那么……当我们无法再忍受像准备餐食、女性劳动、日常对话这样的强制性重复任务时，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重复性行为如何与日常生活相连，以及如何可能被打断时，结果就会不同。我们开始思考如何过上不同的生活，开始改变劳动条件，开始组织化我们的生活。这不仅仅是在谈论个人自由，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共同对抗所有加诸于我们身上的限制的自由。”
巴特勒教授说，尽管她本人对后人类主义很感兴趣，但由于对战争和暴力造成的杀戮有着太深的关注，她无法像《后人类女性主义》的作者罗西·布莱多蒂那样，基于斯宾诺莎的理论持有乐观的世界观。在其学术生涯中，她因持续批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战争、"9·11"恐怖袭击后对穆斯林的排斥和歧视、锡安主义，而遭到基督教极右势力和原教旨主义者的强烈攻击。她抵制他们将一神论、一元论作为唯一的世界原则并维护其特权的企图。“‘谁是可以被哀悼的存在？’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它与那些生活在‘消失状态’中的人们息息相关。每个生命都应该能够被哀悼。我们需要确立这样一个原则：所有生命都值得被哀悼。这意味着每一个生命都同样重要。有些人未经悼念就消失了。有些人仅仅成为报告中的统计数字。我们必须确立这些人被哀悼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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