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群的早期历史及其启示

最早的网络社群

20世纪60年代初新的去中心化网络的基础被奠定，60年代末第一批电脑联网已经实现，漫长而动荡的互联网历史就开始了。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科技史上的这条重要公理：在任何创新过程中，技术和社会的共同演进会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有可能和“社会技术”体系不同。例如，虽然电信运营商的集中式管理似乎更简单、更有效，但去中心化的通信网络最后占了上风。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一项创新从来不会仅仅因为技术实体需要它就被人接受。它之所以被接受，也是因为它成功地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特质与它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些特质对一项技术创新的成功而言不可或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些特质称为“社会技术”特质。

作为ARPA-IPTO的负责人，约瑟夫·利克莱德对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在他之后，计算机科学家罗伯特·泰勒和拉里·罗伯茨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获得了多个研究实验室的支持和资助，以构建电脑间的通信网络。这一通信网络逐渐扩大。它延伸出新的节点，并开始变得国际化。在那个时期，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讨论十分密切，目的是根据伦纳德·克莱因洛克、保罗·巴兰和唐纳德·戴维斯的最初设想，制定统一的通信协议。

最后发生了什么呢？20世纪70年代那些反主流文化的社群对个人微型计算机的产生起了决定性的助推作用。然而，他们在争吵、逃避和拉帮结伙的影响下，很快就失去了动力。众望所归的个人解放并没有发生。在大多数社群中，性别主义、家长制、不平等和富有魅惑作用的权威重新出现。许多嬉皮士带着痛苦的挫败感回家了。

关于这个话题，弗雷德·特纳提出了一个大胆但有据可查的假设。在他看来，随着个人电脑的发展和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联网电脑的出现，The Well所象征的那些电子社区就变成了避难所，用来收容70年代那些破灭了的希望。确实，那些创立了The Well社群并主导其讨论的往往是同一批人。这些人包括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加利福尼亚州反主流文化社群之前的成员。他们对这个虚拟世界有同样的关切，即再造社会联结的纽带。嬉皮士们把他们流放和重生的梦想寄托在数字交流中。

“虚拟社群”这个词也是伴随着The Well而出现的。利克莱德和泰勒等互联网先驱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已经开始使用“虚拟社群”这个词，但它最终在1987年被人们熟知，则要归功于一个堪称“万事通”的嬉皮士记者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基于他自己在The Well社群中的经验，他使用了“虚拟社群”这个词。这个词非常成功，以至于该社群的相关词汇继续渗透到有关互联网政治文化的讨论中。

那么，我们所说的虚拟社群是什么意思？首先，它意味着现实和虚拟之间的分离、割裂。The Well社群的参与者以他们自由、活泼、幽默和好奇的精神为荣，尽管这些精神特质在网上盛行，但在真正的嬉皮士社区中却无法得到释放。在网上，问题和答案彼此相融，无私、团结和互助的精神影响着所有参与者。早期的互联网社群开创了这种将“线上”与“线下”世界分离的想法，他们认为虚拟世界比现实生活更丰富、更真实、更有意义，而不是像今天的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虚拟世界一无是处、充满陷阱和危险。他们认为虚拟空间是一个能更好地重塑社会关系的空间。

其次，虚拟社群被认为是一种对世界的完全开放，它颠覆了社会和文化造成的隔阂。互联网先驱们认为，如果现实和虚拟必须被分开，那么正是为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网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改变他们的性别、年龄或国籍，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身份。虚拟边界被看作重组社会世界，使其更完整、更开放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愿景仍是乌托邦式的，因为在现实中，The Well社群的参与者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性。他们是白人，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受过教育，且绝大多数是男性。他们有相同的文化价值观、相同的成长史。他们经常一起体验社区生活，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鼓励探究未知事物，隐藏个人社会地位，以在网络世界中转变身份为乐。他们梦想着拥有一个非典型的、去地域化的、开放的社区。这正是联网计算机为他们提供的体验。事后看来，这些美好愿望与社群参与者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上的相似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时新生的信息和通信社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盲目性，特别是当这个新生的社会宣称它将废除文化和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时。在现实中，人们很快就会发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线并不那么牢不可破，互联网用户之间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不平等也存在于网络空间。

然而，“社群”这个词已经融入关于数字世界的话语体系之中。今天，所有在网络空间活动的群体从不会说他们面向某些公众、客户、观众或某个市场，而总是宣称他们面向一个社群。这项被所有人要求继承的遗产有时并不符合先驱者的自由主义精神，它可能是累赘的。在当时，“社群”一词是指网上自发组织的讨论和协作活动。数字世界当时被视为独立的领土，允许人们在不同的条件下重塑比现实生活中更真实、更平等的社会关系。今天，这种“社群”精神还在鼓舞着网络游戏、开源软件或维基百科上的参与者。然而，随着大型商业平台的兴起和匿名网络的终结，随着网络的大规模使用，以及平台获取用户行为数据的愿望不断加强，要维持现实和虚拟、在线世界和离线世界的分离已经越来越困难。一般来说，与其说社群是想象的和独立的领地，不如说它是普通社会关系在数字世界的延伸。当然，总有例外情况存在，因为网络的多样性是无限的。

互联网先驱留下的政治教训

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认为互联网先驱的时代在1996年2月8日这一天落下帷幕，尽管对这个日期的选择有可能不准确。然而，1996年又恰好是大众网络开始发展的一年。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网络的出现与互联网的出现是两个不同的故事。

1996年2月8日这天，约翰·佩里·巴洛在达沃斯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同被载入史册的宪法一样重要。这篇题为“网络空间独立宣言”的演讲让人不禁联想到西方征服者的姿态。巴洛是互联网历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是加利福尼亚州著名摇滚乐队“感恩死亡”的作词人。20世纪70年代初他曾生活在嬉皮士社群，是The Well社群的积极成员，创立了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该基金会以捍卫网民自由为己任，直到今天依然在美国社会中保卫互联网先驱们的价值观。2018年2月，当巴洛去世时，许多评论家感慨万千，他们意识到，互联网历史中旧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新的时代被斯诺登事件、脸书的集中垄断、算法管理和市场合理化等新现象填满。

约翰·佩里·巴洛在1996年说了什么？他说他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为国家元首和公司高管（他那天的听众就是这些人）所熟知。借用那个时代的表述，国家元首和公司高管是“实体世界”的主人，这个实体世界包含着各类机构、工厂和产品。他郑重地解释说，他来自一个非物质的世界，即网络社群。一群背景各异的人们创造并征服了这个世界，他们是网络群体、工程师、技术开发人员、黑客、嬉皮士和业余爱好者。这块自由的领土只属于它的创造者，他们为这块领土制造出工具。他们无须参考市场或国家规则，为这块领土定义了属于它自己的规则。

巴洛的意图十分明确：他要求人们不要妄想对这个新的、非物质的空间强加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对这个空间而言并不适用。他坚持认为数字世界自己发明了自己，尽管他这么说表明他有些健忘。当时，为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网络盗版，美国国会正准备干预网络，而巴洛不希望网络被市场和国家的烦琐规定约束。之后，我们将解释这种对数字世界激进的、脱离实际的想法有哪些幼稚和错误的地方：这种想法认为数字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流放地。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催生了这个乌托邦式想法的政治计划，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联网先驱们的遗产。这个政治计划可以被概括为五点：

1、互联网首先是个人的事情。面对20世纪60年代封闭社会的守旧主义，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看到了个体解放的希望。互联网是把权力和自由归还给人们的工具。

2、然而，这种个人主义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封闭，它并非一种个人的自私行为。相反，互联网重视社群，重视交流，人们可以自行选择社群，而不是将自己封闭在家庭、工作、政党或宗教等象征个人归属或社会地位的圈子里。通过随意变更自己的身份、使用与自己的性格或多或少吻合的头像，人们可以与现实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在匿名化的掩盖下，人们可以释放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必总是扮演社会指定的角色，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希望加入的社区。今天备受谴责的网络匿名在当时被互联网先驱们视为解放的工具。

3、社会变革是通过彼此互联的个人发生的，而不是通过中央、政治机构、政党或国家的决定而发生的。社会运动先驱们“不夺取政权，但要改变社会”的口号鼓舞了21世纪头十年的许多社会运动。数字文化的政治内涵基于以下想法：彼此相连的互联网用户，即连接了互联网的个人，可以像传统政治机构一样改变社会，甚至可以比这些机构更容易、更好地改变社会。

4、虽然互联网先驱们对国家和政治机构存在不信任和敌意，但他们对市场的不信任要少得多，他们后来的发展历程证实了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文化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走到了一起：这种意外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今天的GAFA（它是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四大巨头的缩写，有时在包括微软的情况下扩展为GAFAM）和平台经济［优步（Uber）、Airbnb等］是这种新资本主义形式的典型代表。许多互联网先驱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毫不犹豫地创建了公司，其中一些人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十分自由。例如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支持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去监管政策。数字文化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市场之间不断摇摆，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硅谷一些大亨仍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5、技术被赋予了可以变革社会的神奇力量。数字创新被认为可以推翻等级制，使传统机构失灵，并撼动传统的社会秩序。技术真正被认为是政治行动的工具。硅谷公司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数字技术成了一种拯救的力量。依靠社交网络、大数据、移动应用、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解决世界上的难题。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地认可这个想法。

互联网先驱们的价值观培育了硅谷的特有精神，它将创造力、技术和创业精神融合在一起。尽管遍布美国各地的多所大学都对互联网的发明做出了贡献，但这种创新性集中汇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那就是连接旧金山和圣何塞的70公里长的埃尔卡米诺高速公路。美国记者唐·赫夫勒（Don Hoefler）在其197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把这个地方称为“硅谷”。当时，旧金山地区已经是广播、航空和计算机技术等许多工业企业的所在地。正是在这里，成立于1957年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发明了微处理器（硅是其原材料之一），该公司于1968年改名为英特尔公司。硅谷独特生态系统的形成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两所大学是硅谷的心脏，在硅谷生态圈中，科研、创业和鼓励创新的风险资本系统之间彼此高度渗透。从那以后，世界上的许多大都市都试图创建自己的“谷”，希望在其中复制这种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并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功。

这段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因素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社会的轨迹，使其进入数字时代？在当代社会学的重要著作《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中，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反主流文化标志着工业资本主义向网络资本主义和经济金融化的过渡。当时所有西方国家都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各国的生产力不断下降，资本和劳动的配置遭到质疑，罢工和青年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在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看来，20世纪70年代的抗议活动包含了对社会的两种批判：一种是“社会”意义上的批判，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不平等和社会正义；另一种是“艺术”意义上的批判，抗议者提倡社会关系的真实性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资本主义无法满足第一种需求，即经济和社会需求。相反，它可以满足第二种需求，途径就是把公民对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渴望融入公司的管理模式之中。

这正是反主流文化在孕育硅谷商业模式方面所做的贡献，它也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体在生产、组织管理和社会生活转型方面的最先进的例子。硅谷初创企业迅速把经济成功与“酷炫”和“个人自主性”等概念联结在一起。公司的等级制度被削弱，给予员工更多的独立性和表达个人创造力的自由。创造力被看成一种认知资本，成为价值生产的来源。工作不再被视为一种由外部强加的、以获取工资为目的的约束，而是成为一种内在动力，成为人的兴趣。生活不再是无聊的日常，人们把生活梦想成集体的、能使人实现自身价值的计划。社会鼓励公民表达和展示自己，以显示他们的独特性，而不是主张低调。

数字世界激动人心，且充满创造性。在这个看上去似乎有些不真实的世界背后，隐藏着更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重视人的个性化；宣扬机会平等，重视个人才能；文化资本增加；对传统的社会交往形式和身份认同形式失去信心，更喜欢自由选择要归属的群体；借助互联设备，人们的体验不断加快并叠加；等等。在促成这些变化的众多因素中，互联网只是其中一个，但数字技术为这些变化的发生提供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基础设施。

每年8月底在内华达州黑岩沙漠举行的“火人节”，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不被关注，它低调得就像加利福尼亚州嬉皮士文化彗星的尾巴。如今，尽管它广为人知，但它仍然是象征着反主流文化、创造力和数字创新交融的一个符号。大量年轻的硅谷高管出现在火人节，引人注目。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仍然经常光顾火人节，尽管他们住在一个有空调的帐篷里。火人节也是数字乌托邦的象征，是加利福尼亚州高科技公司的员工发泄的地方：他们施展创造性，他们重塑社会关系，他们沉浸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奇境中，在离开之前，他们将自己的作品烧毁。这种矛盾性是数字文化的典型特征：既富有创造性又充满商业气息，既是小社群的又是全球性的，既有强烈的表现力又带点卖弄色彩，既是开放的又是不平等的。这表明互联网先驱们不仅留下了关于网络的乌托邦世界，而且遗留下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东西。当互联网这个最初只有少数人使用的工具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规模庞大的网络时，这些自相矛盾的东西就公开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