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英]彼得·J.鲍勒(Peter J. Bowler)著，王大鹏、周亚楠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348页，79.00元
在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史研究领域，Peter J. Bowler是一位重量级的学者。他是研究达尔文主义的专家，如果你要研习进化论的学术史，Bowler的著作是你绕不开的必读书目。1989年，Bowler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孟德尔革命：现代科学与社会中遗传学概念的兴起》，就大有要将达尔文“请下神坛”的勃勃雄心，指出真正让生物遗传嬗变为现代科学的应当是还原论者孟德尔，而不是整体论者达尔文。孟德尔揭示的遗传基本规律是可以反复实验在数学上被验证的，但是达尔文的进化假说却并不能通过实验复现。十九世纪末，人们可以观测到的生物单元越来越小，细胞学逐渐兴起，孟德尔实质上成为了今天生物遗传领域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人物，因为他既找准了研究对象，也用对了研究方法，而达尔文提出的仍然不过是无法验证的假说。Bowler同时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一种历史的错误，是不准确的描述，用进废退分明是拉马克主义的主张。在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中，达尔文既背负了不属于他的盛名，也背负了不属于他的骂名。
1992年，Bowler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达尔文主义的日食：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反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综述》，一本是《不是达尔文主义的革命：重新诠释一个历史迷思》，两本书出版月份相近，探讨的也都是相似的话题，那就是进化论是如何变成某种意义上的科学主流的。与达尔文时代相近的理查德•欧文、赫伯特•斯宾塞、开尔文男爵、托马斯•赫胥黎、恩斯特•海克尔是如何提出各自的进化论学说的，又为何都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之说嗤之以鼻。最后，Bowler又说回到了他三年前的结论：孟德尔在其有生之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是最终被历史正名，成为今天生物学的正统大宗。
Bowler借由这几本书想要言明的道理是很显然的：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单纯的对客观世界的发现，因此历史学者应该格外关注科学讨论之外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当时和后世对科学的理解的。此后，Bowler的学术生涯继续围绕达尔文主义徐徐展开，其多部著作都与达尔文主义、生物遗传学、环境科学等密切相关，其学术荣誉与地位也大多基于他在这个领域中的深耕与贡献。
Peter J. Bowler
在探讨这本讲科普的历史的Science for All（很遗憾，我还是得在这里使用该书的英文原名而不是被修改过的中译名）之前，之所以有必要阐释清楚这些学术背景，我旨在说明两点：第一，Bowler不是专门研究科学普及的学者，他是在研究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进化论理论纷争之余，接触到当时英国的科学文化氛围，所以Science for All可以算是Bowler主要研究成果的副产物。根据作者自述，本书缘起就是他对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第二，Bowler由于已经在此前很多本著作中都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进化论，因此在Science for All一书中有多处涉及进化论的部分，都基本一笔带过，对于理论阵营之间的纷争细节没有展开，这会让许多仍然只将进化论与神学创世论对立起来的普通读者，完全摸不着头脑。值得一提的是，Science for All出版八年之后的2017年，Bowler又写了一本《未来的历史：从威尔士到阿西莫夫的进步预言》，从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双重历史文化视角，解读二十世纪初人们对于科技进步的理解。该书使用了大量大众读物，包括科幻小说、杂志等，可以说是Science for All的继承者，从市场反应来看，它似乎也是更为成熟的作品。
有鉴于此，这本《全民科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科学普及（Science for All：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呈现出这样一种游走在学科边界的混杂气质。它似乎想要说明很多事情，但又有很多事情没有真正讲清楚。说科普，至少应该突出几个关键的组织机构，追溯他们的历史，综合分析他们的影响力；如果可以，最好能提供一些量化的指标。这些，Bowler都没有深入去讲。他仿佛只是非常随性地提到了几位重要人物，例如放弃教职而全身心投入科普写作的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对于英国、美国、德国的国别比较，他也论述很浅。这种论述方式在面向大众的书作中不算罕见，但是等到最后两章，写作风格又骤变。Bowler罗列各种重要人物与刊物的方式，很像一位不想好好写论文的研究生，抑或我们对于英国文化的陌生，迫使我们需要更多的铺垫才能理解那些在作者看来不言自明的内容。无论如何，这些方面都为我们理解该书的内容核心增加了难度，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Science for All：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本书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科研工作者们开始变得不那么喜欢和圈外人士交流了？一般的观念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学科专业化逐渐成形。如果资金充裕的象牙塔足以为科研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那么科学家们自然没有必要再去费口舌讨好谁索要经费，只需要一门心思待在学校里接受上级部门资助就可以了。Bowler在回顾文献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英国。Bowler发现，二十世纪初最初的几个十年里，英国不少科学家都在积极尝试与公众沟通，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在美国，情况则不太一样，使得反智和民粹的土壤在那里一直丰沃。不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西洋两岸殊途同归，科学普及都变得不入流了，搞科普甚至是不利于专业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和职称评定的。Science for All整体上是一本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书作，Bowler旨在通过大量例证来说明：科学家孤立隔绝于大众媒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不能因为刻板印象就忽略了上世纪初的许多重要变化。
Bowler发现，之所以今天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好像科学家很久以前就开始不在乎与公众交流了，是三十年代年轻的左翼科学家人为制造的迷思。左翼科学家非常急切地想要打破知识分子阶层对于科学的垄断，想要更多的人民群众能够掌握科学，并且用科学改造生活，甚至展开阶级斗争，或者至少应该做到不要不加思考地屈从于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例如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霍格本（Lancelot Hogben），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大力支持成人教育，格外关注生物学和数学的实用性，要“提防理论家们告诉我们的东西”，要把那些知识“拿来用”。借着大萧条激起的反思浪潮，左翼科学家们愈发活跃。1936年和1938年，霍格本就相继出版《大众的数学》与《公民的科学》两本科普著作，这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情怀在当时极具影响力和感染力。不过，Bowler也指出，左翼科学家们希望造成一种观念，仿佛科学普及是独属于他们的创举。为此，他们刻意忽略之前的科学家们的重要工作，制造了一种错觉，而这种成见也存留至今。
那么，上世纪初的科学家们为什么要“主动出击”去做科普呢？Bowler指出，这个职业群体在当时不够受重视，收入微薄，以至于需要成立“科学工会”（British Science Guild）这样的组织，来维护自己作为劳动者的权益。1918年，一个委员会在调查了科学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作用之后，决定提升科学的社会地位，将“普通科学”纳入中学教育课程。这为科学家的饭碗提供了更好保障，但仍与今天专职科学家的待遇相去甚远。据计算，当时的专职科学家一年的收入大约是六百英镑，而面向大众的各种写作能够为他们带来五十至一百英镑的外快。这既解释了当时的科学家们热衷于科学普及，也解释了1927年著名的科普作家朱利安·赫胥黎会愿意离开国王学院的教职，去全职写作。因此，Bowler指出，像赫胥黎和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这样写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网红科学家”与作者，他们的出现不是特例，很多人都在这样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化学武器的出现，人们意识到科学不能被忽视，更贴切的说法是不能不被监管。狭隘的专业化科学是道德危机的来源，这也点燃了许多民众对科学议题的关注热情。
Bowler也提到，上世纪初的科学议题受到新闻界的高度追捧，这是因为当时的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自带流量与热度，深受媒体和出版界的喜爱。上世纪初，新的大学科、大图景也在形成之中。二十年代原子物理学玄妙无比，既引人入胜，又晦涩难懂，自然需要更多的辅助介绍，读者迫切的想要专业学者来阐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这些大理论。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化仍然在进行，新的生物学证据源源不断出现，化石记录引起社会强烈兴趣。关于人的起源的问题，进化论在三十年代，结合了新的遗传学方法与理论，也屡屡引发争论。每当有新的古人类化石出土，都会引发媒体强烈关注。还有医学，关于疾病与健康的认识，也是民众一直以来关心的。在实用的应用技术方面，运输和通信技术正在不断迭代，军事应用以战舰潜艇的方式肉眼可见地进步，化学工业在逐渐摆脱与战争的密切联系，反而和美好生活的关联在加强，被人们视为改善衣食住行品质的重要手段。城市中产逐渐开始喜欢观星、观鸟，观虫，这些观察自然的活动也都需要科学知识以为支撑。
科学家迫切想要改善自身的经济待遇，社会公众迫切的想要拥抱科技时代的新变革与新认知，两者交汇于出版行业。英国民间识字率高，接近百分之一百。1902年的《教育法》赋予地方以责任，为全民提供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也在“大学推广运动”之中走出校园，个人学习在当时蔚然成风，自我学习热情高涨。英国出版行业对社会变化极为敏感，加之英国的科学家维护自身权威较为积极，民间就出现了《家庭大学丛书》和之后二十年代的《六便士图书馆》等定价略低一些的书系。Bowler蜻蜓点水般回顾了二战前门类众多科普读物，指出新的宇宙学理论和生物学理论最受追捧，销量数以万计，甚至以十万计。
Bowler认为，大众科学写作并不是一个科学进展可以被简化并传递给普通读者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它是科学界、出版业和公众之间互动的复杂过程。尤其是出版业，他们拥有塑造热门议题的能力：“普通人无法直接影响科学家，但出版商是对读者需求敏感的商业企业。他们知道他们的读者想要什么，尽管他们可能更希望他们的书是由公认的专家所撰写的，但他们只会与那些能够从便于销售的角度来调整写作风格和内容的作者打交道……出版商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代表了公众利益。”青少年成为重点关注对象，科普书常常被当作礼物和奖品送给他们，而这类书也开始加入越来越多的彩色插图，起名时也愈发强调“标题党”效应，奇妙、奇迹、神奇等词最为常见。利润丰厚的非正式教育素材市场，成为了出版商之间的必争之地。由于需求可观，出版商网罗的写作群体里，有不少非专职科研人员的团体，比如不受雇于任何人的科学顾问、学校里的科学教师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科学普及开始逐渐走出专职科研人员的圈子，原本是科学家的业余工作，现在被更多以此全职为生的人捡了起来。Bowler没有直接明说，但是很显然，这就是科学普及逐渐为专业圈子所不齿的原因了。
本书的两位译者，将原书名Science for All改为《主动出击》，旨在向读者更为直白地展现该书具有创新性的见解。由于原书重点不那么突出，译名更改让它有了些许方向感，这是值得称许的。然而，更改后的译名也让读者在开卷之前怀揣了错误的期待，我就是“受害者”之一，直到最终发现在“主动出击”的问题上，Bowler言之甚浅，关于为什么主动出击和如何主动出击，更是没有什么太令人惊喜的解答。另外，从他的学术生涯客观来看，本书是Bowler的余兴之作，既然如此，或许译文风格该更加轻松随意一些为好，以免信雅有余，通达不足，反而有悖于普及之道。
尽管钻研的力道有所欠缺，但我仍然认为引入本书是很有价值的，至少可以引发一个重要的思考——科普从来都不是为科普而科普，我们有必要弄清具体的群体与具体的动因。上世纪初英国科普事业红火，是因为科学家缺钱，公众对知识有渴望，出版商正好整合供需，创造新的图书产品与消费市场。那么，这几个历史契机可以平移到当下吗？我们发现：第一，在当下中国，图书市场中销量最高利润最好的，确实是大型的科普丛书，但主要面向的人群不是一般社会公众，而是青少年。这类书成了出版社生存的救命稻草，这是业内公开的秘密。第二，公众确实对知识有渴望，家长尤其对培养“科学精神”有热情，但是这种教育归根结底不是为了求真求实，而是要做好数理化启蒙，助力孩子未来的考学，是强工具性的。第三，科学家也不再那么缺钱了，他们当然期待更好的收入，但搞科普显然比申请课题性价比低多了。
这么一来，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出现了：一百年前英国的科普，是针对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展的科普；一百年后我们的科普，却仍然长得很像一百年前英国的科普，讲的还是那个时代发生的重要变革。上世纪初的科学进展确实重要，但我们对于当下的关注也确实太少了。说到底，科普内容供需双方的真正诉求，都与科学技术的普及无甚关联，使得这些内容的更新总是不够彰显时代性。科学家们没有充分的动力去传播新知，受众也没有心力去关注中高考不考的东西，因而只有中间商忙得上蹿下跳，恨不能没过几个月就推出一套新丛书。打开这些书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卖的还是那瓶旧老酒。就好比家里放着一套装帧华美的科普丛书，却从来没人翻看，因为家长没有兴趣，孩子没有时间。形式上极度繁荣，内里却空虚落后，这就变成了为科普而科普，追求的是成果的形式，但没有搞明白到底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知识的供给方、需求方与中间商，谁才是应该主动出击的那个？因为主动出击的那一方，才是塑造科普的意义的人。众所周知，专职科学家的工作强度远非一百年前可比，对投入程度要求极高，无心无力无暇去做普及。他们不主动去做供给，谁该接棒前沿资讯的传播？同样众所周知的是，青少年考学压力巨大，但学历带来的收益却在逐年递减，他们分明需要在知识形成期获得更广的视野、更新的见识，却被困在机械重复的应试训练之中。他们没法主动提出需求，谁该为他们发声代言？至于中间商，他们恐怕还是不要太过主动了，无米之炊必然导致翻炒旧货，反而让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认知始终落后于现实，而当前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敢想敢做的气魄，这不是能从一百年前他人的历史叙事中能够汲取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动出击》这个译名改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很难回答却又必须要问的问题，而作者漫不经心的论述，欠缺力道的分析，不得不逼着我们这代科普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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