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澎湃新闻刊发《基层“减负”,如何防止新“形式主义”?》,报道以大量案例、当事人亲历、学者研究还原了基层减负之难:“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 过度留痕、滥用排名、多头填报等“形式主义”,让基层干部身上的担子愈发沉重。
一方面,中央层面连续发布了《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等减负文件,另一方面,减负在很多地方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减负本身成为基层的新负担。
乡镇公务员贾佳告诉澎湃新闻,从2022年起,上级部门就要求解散清退“僵尸群”,定期填写“某某部门无效群主清理表”,并把工作群总数控制在2个以下。但在她如实填写有2个工作群时,领导要求她改填“0”,避免成为负面典型。一些地方搞“一刀切”的减负方式,甚至把解散工作微信群本身作为“考核减负”的指标,结果明明用了很多工作群,还不敢如实上报。
有论文也提到,自2019年基层减负政策实施以来,各地出现许多共性问题,为了完成基层减负绩效考核,基层注重处处留痕,向上级“展示”减负成效,增加基层工作量,出现了名义上的减负。甚至,一些地方将整治“形式主义”打包成一项专项任务“甩”给基层,导致基层“自己上报问题,自己解决问题”。
明明为减负而来,结果却变成增负。原本是治理形式主义的举措,到后来又变成了新的形式主义。这也表明,整治形式主义绝非一蹴而就,而是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关键就在于要自上而下主动减、大胆减、坚决减。
一方面,要进一步厘清不同层级的权责边界,建立健全职责清单。基层当然有义务、有责任配合上级工作,但不能事事都不经筛选、拆解直接往下派。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看似尽职尽责,实则机械盲目,也增加了基层负担。
比如报道提到一份省里印发的文件,写有“此件发至市级”字样,但作为行政体系“神经末梢”的乡镇也收到了;市里布置一项“法治建设”书面任务,也压到了乡镇,但“法治建设”主要涉及法院工作,乡镇根本没有法院,只好照抄照搬一些材料了事。如此层层“转发”,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另一方面,上级政府也要进一步约束权力,比如取消冗余的工作机制,减少过多、过频的督导检查,精简绩效考核体系等。评价各项工作应更多看实效、看群众反映,而不是一味打包往下压。
以整治形式主义事项、减负事项为例,一些上级机关不从改革自身工作机制下手,却要求下边“自查自纠”,这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主义。比如频繁“迎检”,工作任务摊派、多次召开整治形式主义工作动员会、文件不经筛选,击鼓传花式流转等等,这些内容能“自查自纠”吗?
说到底,形式主义成为痼疾,挥之不去,不断反复,根源正在于基层干部往往必须“对上负责”,没有把公众满意度放在考核更重要的位置上。此前人民日报曾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改进考核方式方法,从“部门考核+年终成绩”向“群众评价+平时成绩”转变,建立居(村)组织“7+3”(群众评价占70%+街镇评价占30%)考核模式,推动基层干部用心办实事、解难题、做好事。
行政考核兼顾“自下而上”的视角,不同层级之间权责清晰,则以往“自上而下”搞形式主义的做法,自然就少了场景、没了动力。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