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第一次现代革命

1688-1689年的英格兰革命是第一次现代革命。这是一次历时数年而非数月的革命。其中既有长期的原因，也有预料之中的长期后果。许多革命者希望彻底改造英格兰国家和社会。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1688-1689年革命彻底改变了英格兰的外交和帝国政策、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学与英格兰教会，这也是革命本来的目的。1688-1689年革命的结果是对法战争、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和得到新的英格兰主教团广泛支持的1689年《宽容法》的颁布。

1688-1689年革命是第一次现代革命，不仅因为它改变了英格兰的国家和社会，还因为它和所有现代革命一样，是一场民众的革命、暴力的革命和引发分裂的革命。参与1688-1689年革命的人成千上万。他们不是一小部分政治精英。1688-1689年的英格兰因为针对财产和人民的暴力行为而四分五裂。这不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欧洲大陆、爱尔兰和苏格兰爆发的筹备已久的战争，这是英格兰革命性变革的直接后果。詹姆斯二世及其政权可能激起了英格兰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但并没有引起一致的反对。相当一部分英格兰人仍然忠于詹姆斯及其政治事业。即便那些拿起武器、不惜血本去摆脱国王的人，他们之中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托利党人基本只想拆毁詹姆斯建立的国家大厦。辉格党人不仅认为英格兰的政治问题早在詹姆斯登基之前就已埋下种子，而且强烈希望革命能让他们创建一个焕然一新的英格兰政体。1688-1689年革命不是当权派辉格党史学所描述的那种贵族式、不流血和协商一致的革命。

众所周知，詹姆斯二世在1685年登基时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詹姆斯的天主教信仰和英格兰人对“罗马天主教”的反感促使蒙茅斯公爵于1685年夏天入侵英格兰西南部乡村。蒙茅斯公爵的某些朋友可能是激进派，他可能赞同也可能不赞同他们的政治主张，但很明显，他的军队成员都是一些希望用新教徒詹姆斯取代天主教徒詹姆斯的人。他们对彻底改变君主制兴趣不大。事实上，1688年的许多激进革命者，甚至那些来自西南部乡村的革命者，都不想跟蒙茅斯公爵扯上关系。他的叛乱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完全为了宗教原因去参与叛乱活动。

1688年席卷英格兰西南部和英格兰各地的反詹姆斯二世起义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詹姆斯政权的性质。詹姆斯政权是一个天主教政权，更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天主教政权。它运作的意识形态前提是源于法国天主教的论点，这些论点最初针对的不是新教徒，而是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及其支持者。詹姆斯的现代天主教君主制将绝对主权的理念与英格兰的再天主教化运动结合了起来。詹姆斯按照高卢模式建立了一个官僚国家，把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给惹怒了。

詹姆斯经受住了教派斗争的考验。但詹姆斯的政策确实加剧并改变了英格兰内部的宗教分歧。詹姆斯给予民众良心自由的同时，严格限制宗教集会的讨论，并在其他方面加强王权，这样一来就分裂了不从国教的团体。有些人，比如贵格会教友威廉·潘恩，感激詹姆斯结束了残酷的宗教迫害。但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公民自由，宗教自由的意义不大。到1688年，大多数非国教徒都反对詹姆斯，变成了热心的革命者，也是后革命政权最热心的支持者。国教徒也因为詹姆斯二世的所作所为而严重分裂。少数英格兰教会的教士和俗人对詹姆斯坚定行使主权大加赞赏。更多的人则对詹姆斯的天主教化政策深感不安，但由于他们严格遵守被动服从的国教教义，所以无法采取行动。国教的低教会派率先回应了大量涌入英格兰的法国天主教护教学，伦敦的一批积极的教士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群国教教士对宗教宽容的奉行越来越有原则，并且最终认为政治反抗跟宗教反抗不一样，有时候是必要的。

早期现代宗教的研究始终受到一系列错误的二元对立的困扰。学者认为，17世纪后期的英格兰要么是一个世俗社会，要么是一个宗教社会。因为解释选项有限，叙述、描述和分析宗教变革的难度也增加了。由此而来的解释概要要么认为“1660年后宗教不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问题”，要么认为“国内宗教问题”“至关重要”，但这都不能令人满意。17世纪后期的问题不是宗教变得不重要了，而是宗教的意义变得不一样了。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了17世纪后期的宗教争论多么复杂多变，他们的表达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的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意义是一样的。事实并非如此。宗教不满是1688-1689年革命必要但不充分的原因。

1688-1689年革命不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争。它不是新教和天主教改革势力的最后一场战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16世纪和17世纪初横贯欧洲的教派二元划分已经被取代了。在北欧，新教政治统一的愿景已被加尔文宗和路德宗国家严重分裂的现实所取代。路易十四成功地将天主教欧洲分为支持法国和支持教皇的两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法国国王而非欧洲的新教君主视为最大敌人。学者没有将英格兰的宗教辩论置于更为广泛的欧洲辩论背景之下，结果过分强调了宗教领域的延续性。他们将1688年和1689年广泛而残酷的反天主教暴力误认为传统反天主教偏见的表现，而这些行为更应该被理解为对詹姆斯二世的现代高卢派天主教国家的工具和象征的攻击。同样，学者太容易将后革命政权对天主教法国的狂热战争理解为实现17世纪初的新教事业理想。实际上，英格兰人是跟天主教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结盟参加九年战争的。英格兰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完全明白教皇支持的是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英格兰和新教的尼德兰联合省，而不是天主教法国。这对英格兰人来说并非不可理喻，因为他们大多都知道，早期的新教世界观，也就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为了宗教领导权而进行末世斗争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修正派学者认为革命是新教徒反对天主教国王的斗争，或者是国教徒反对实施宽容的国王的斗争，他们完全只关注宗教问题，这也是错的。宗教问题对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反对者都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唯一刺激到他们的问题。主张革命的宗教解释的人与主张革命的当权派辉格党解释的人一样，都认为17世纪的英格兰人过于偏狭，不关心不列颠群岛以外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并且过于传统，不参与有关国内经济的政治争论。事实上，外交政策和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事务足以令众多英格兰人在1688年甘冒失去生命和财产的危险。1688-1689年的革命者之所以想要推翻詹姆斯二世、建立一个新型的英格兰政府，是因为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宗教，还关心英格兰的外交政策和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学。1688-1689年革命者的动机比宗教解释的支持者所以为的要广泛得多。

如果1688-1689年革命是第一次现代革命，那么令几代学者着迷的1640-1660年革命又该如何理解？正是这场早先的革命被佩雷斯·扎戈林称为“第一次充分体现了现代革命的特征”。正是这场革命被克里斯托弗·希尔称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约翰·亚当森认为，正是这些事件，结束了英格兰的“贵族‘军事时代’”。在迈克尔·沃尔泽看来，正是1640年至1660年间发生的“圣徒革命”，标志着“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关键阶段”。事实上，1640-1660年和1688-1689年两次英格兰革命的研究者长期争夺解释的优先权。不过到了19世纪初，“同情的天平”已经“向第一次动乱倾斜”。正是因为这种竞争和优先意识，克里斯托弗·希尔将1688-1689年革命斥为“传统统治阶级的复辟”。罗伯特·布伦纳则更同情地指出，1688-1689年革命“巩固了某些长久以来的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已经将早期现代英格兰的社会政治演变与欧洲大陆的大部分社会政治演变区分开来”。按照这种观点，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英格兰显然已经脱离了欧洲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模式。1688-1689年的事件充其量只是为世纪中期及之前开启的巨大变革画上了句号。

我认为，1640年至1660年间英格兰经历的许多重大变革其实都是短暂的。从1660年复辟开始，尤其是1685年詹姆斯二世登基之后，英格兰没有脱离欧洲的政治发展模式。英格兰迅速成为一个绝对主义政权。从1660年到1688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末代国王做了大量工作，确保君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垄断政治权力。更确切地说，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越来越狂热地致力于将法国的政治模式移植到英格兰。斯图亚特国王复辟时期的现代绝对主义国家，拥有实现过去理论主张的基本条件，并非注定失败。17世纪后期，两位斯图亚特国王的国家建设计划甚至都在不同的时刻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他们没有像鼓吹“英格兰在17世纪中期发生明显转变”的人所暗示的那样，推行不明智的战略，因而注定失败。詹姆斯的天主教现代化战略并非必然失败。他之所以被推翻，是由于两个因素的偶然结合。首先，他浪费了在蒙茅斯叛乱之后获得的政治资本，过快地推进了英格兰国家的现代化。这样做激起了英格兰国内民众在政治层面的广泛反对。其次，对詹姆斯下台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他的盟友路易十四在欧洲煽动了一场政治危机，这为威廉在联合省和欧洲各地都赢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使威廉能够承受入侵的风险。如果詹姆斯没有激起那么强烈的政治反对，他的庞大常备军本可以轻松击溃威廉的军队。事实上，如果没有英格兰国内普遍的政治不满情绪，威廉可能很难为他的入侵部队提供资金和人员。如果英荷入侵部队没有在1688年11月抵达英格兰，詹姆斯的精锐部队也很可能最终能够把广泛的民众起义镇压下去。无论是哪种情况，英格兰政体都会更接近法国模式。如果不是广泛的民众起义和英荷入侵部队一起发挥作用，詹姆斯肯定会取得成功。

不过，说1688-1689年革命并非不可避免，并不是说它没有长期根源。英格兰在17世纪经历的社会经济变革确实给英格兰的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根本转变。问题在于，现代化政体是变成詹姆斯所希望的样子，还是变成他的辉格党反对派所希望的样子。世纪中期的危机对于辉格党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至关重要。辉格党的基本理念是劳动创造财产，所以财产是无限的，这在激烈批判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护国公政体时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正是在17世纪50年代，一些作者首次公开提出了反对政治体制的经济论点。

同样是在17世纪50年代，这些批评者中的许多人开始强调法国不断增长的实力的威胁，并坚持从国家利益而非宗教派系的角度来讨论外交政策。10同样重要的是，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裂痕为公众讨论开辟了空间，而17世纪中期的危机扩大和增强了这一空间。没有这些发展，没有世纪中期的危机，就不会有1688-1689年革命。

英格兰内战及其后果确实产生了激进的变革性影响。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指出的，这些事件产生了“一系列强烈的要求”，包括“整顿教会、国家、伦敦政府、教育体制和济贫法的管理”。那些年确实出现了“专门为实现这些要求而组建的团体”。正是在1640年到1660年间，英格兰出现了“政治新闻”。那时候许多英格兰人的确表达了“改革有必要且有可能的感觉”。尽管如此，沃尔泽提出的前三个革命影响，包括“君主制本质”的转变、“训练有素的公民军队的出现”与“草拟和重拟宪法”的努力，都随着1660年的君主制复辟而发生了逆转。许多英格兰人在17世纪中期投身革命。但他们的革命没有成功。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17世纪中叶的革命者无法一举奠定他们的所有成果？当然，共和国的垮台和护国公政体的灭亡源于一系列社会、宗教和政治因素。但从根本上说，17世纪后期的革命与其世纪中叶前身的区别在于君主制本身的性质。查理一世虽然缺乏政治才干，但他打心底愿意并能够捍卫传统社会和传统政体。查理一世死后，最能说明保王派意识形态的文件是极具传统主义色彩的《圣容》，其要点是重申君权神授，同时叙述了查理一世如同圣徒的一生。因此，在他死前和死后，保王党人提供给英格兰人的政治选项不是传统，就是现代化，最终演变为是要稳定还是要革命动荡。17世纪50年代，政府的每一次政治过失都会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复辟。约翰·洛克敏锐地观察到，“人民没有那么容易摆脱旧的形式”。洛克论及世纪中叶的事件时明确指出，“人民不会痛快地放弃旧制度，这样的情形在王国现在和过去的许多革命中都出现过，于是我们仍然维持着，或者说，在经历了不少毫无结果的尝试之后，我们仍会再次回到我们原来的国王立法机构、上议院和下议院。无论夺走我们君主王位的是什么样的挑衅行为，都不至于让人民走上另一条路”。洛克认为，如果可以选择，大多数人宁愿选择原来不完美的政府，也不愿意选择一个创新的政府。洛克暗示，17世纪后期的情况有所不同。革命者和国王都没有捍卫“旧形式”。詹姆斯二世与其父亲相反，选择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现代化推动者。他实现了英格兰基础设施、英格兰陆军、英格兰海军、英格兰地方政府和英格兰治理技术的现代化。他和他的论战者提出了更加宏大的现代王权，并坚持对政治表达施加新的限制。当詹姆斯和他的论战者不得不为他准予的没有公民自由的宗教自由辩护时，他们用“崭新而伟大的良心自由特许”来形容他们的努力。通过接纳现代性，通过采取政治和社会现代化计划，詹姆斯排除了保守主义的政治选择。恢复旧制度已无可能。1688年与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都不一样，英格兰人不得不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之间做出选择。

1688-1689年革命并不是一起只持续几个月的独立事件。如果按照狭义的时间顺序来理解，就会忽略革命的根本意义。相反，最好的办法是将革命理解为17世纪20年代蔓延的危机之中开启的一个进程，这场危机引发了一场反对运动，反对者运用现代化论战策略，直到辉格党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决意确保革命变革不再向前发展，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革命才告一段落。沃波尔在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决定降低土地税，并拒绝给予非国教徒公民权利，以此来吸引温和派托利党人，辉格党革命就此结束。17世纪20年代动荡的十年里，革命的骚动始于外交政策辩论、英格兰教会的性质和国家财政的作用。当这个革命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英格兰国家、社会、文化、宗教都已经发生了改变。英格兰在各个方面都变得与欧洲大陆的模式不同。

这场革命转变是资产阶级革命吗？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不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阶级，他们也没有夺取另一个阶级的权力。一位历史学家指出，17世纪末和18世纪中产阶级的特点是“冲突、缺乏安全感和自信”，而不是“团结或群体共识”。并不存在一个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具有凝聚力的中产阶级。事实上，最终推翻詹姆斯二世的起义民众来自英格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自愿参加革命、只有干草叉做武器的穷人，到利用自己的名望和财富为起义服务的富商和贵族地主，不一而足。詹姆斯党人的出身背景也很多样。不出所料，鉴于革命者的社会多样性，他们没有改变英格兰政治的阶级基础。下议院的商人比例仅从1660年至1689年间的约9%轻微上升到1690年至1715年间的10.7%。

尽管如此，我认为将1688-1689年革命视为一场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非毫无道理。许多评论家一致认为，17世纪后期的英格兰是一个贸易国家。一位评论家指出：“众所周知，这个王国的力量、财富和繁荣都依赖贸易和商业来维持。”社会评论家居伊·米耶热回忆，“直到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的内战为止”，贵族一直都是英格兰的文化标杆，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17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成为“欧洲贸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普通人当中规模最大的群体是商人，或以买卖为生的人”。据两位法国外交官称，在英格兰，商人对民意的影响很大。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反对者都清楚地意识到，英格兰已经成了一个商业社会。然而，尽管詹姆斯二世的现代化计划致力于发展贸易和帝国，但那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愿景。詹姆斯二世政治经济计划的支持者对城市居民持批判态度，并将获取领土当成帝国计划的核心。商人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事实上，乔赛亚·蔡尔德爵士的经济学著作表达的社会理想是让商人发大财，这样他们的继承人就可以过上贵族地主的生活。詹姆斯的意识形态成就是让商业社会服从地主规范。他的计划兼具现代化和反资产阶级的特点。

如果革命者没有成功推翻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现代化政权，很难想象18世纪的英格兰文化和社会会发展成现在这样。詹姆斯无意恢复查理一世的文化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英格兰的贵族和绅士“过着符合身份的奢华生活”，“餐桌丰盛，高朋满座，还有几名官员”，他们“以高尚的活动为乐，到国外也要遵从他们的等级和身份”。詹姆斯厌恶这个世界，就是因为它意味着权力分散。在那个世界里，每一个“贵族之家都被看成是一个井井有条的宫廷”。詹姆斯希望这些规范都由白厅的宫廷来定。詹姆斯也不喜欢城市中产阶级所重视的毫无约束的公开讨论。商人渴望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信息自由流通的世界，而詹姆斯却认为信息透明会带来政治风险。毫不奇怪的是，詹姆斯在文化上的见解更接近于路易十四和让-巴蒂斯特·科尔贝，而不是他的父亲。

相比之下，反对詹姆斯的1688-1689年革命者则推崇城市文化、制造业和经济帝国主义。17世纪中叶新殖民地商人的意识形态继承者注重商业霸权，而非领土霸权。这些人不仅希望英格兰成为一个商业社会，还希望英格兰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具有城市的而非土地的价值观。这就是革命者的文化纲领。这就是辉格党的革命原则。1688-1689年革命后，英格兰逐渐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因为革命者的政治经济纲领优先考虑城市和商业的价值观。

辉格党革命的胜利带来了新的资产阶级文化。政治经济学革命带来了一场文化价值观的革命。政治经济变革，包括新的税收体系、新的机构和新的帝国议程，推动城市中产阶级占据新的文化主导地位。尽管城市中产阶级在1700年的英格兰人口中占比不超过5%，但在1688-1689年革命后，他们却能够制定文化议程。一位学者指出，辉格党成功地“将‘教养’（politeness）定为后1688年自由的文化产物”。由洛克的学生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加以巩固，并得到杰出的辉格党记者约瑟夫·艾迪生和理查德·斯梯尔推广的辉格党新教养文化具有一种“自觉的现代主义”。尽管教养起源于宫廷文化，但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教养已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教养代表了绅士之外的另一种英格兰人形象，他们坚定地奉行经济独立、道德自主和善良淳朴的信条。”一位文学批评家表示认同，他在评论普通人材料的时候指出，“在17世纪”，英格兰已经从“乡村文化转变为城市文化，或者说，从过去的乡村文化转变为渴望和期待现代性的文化”。一位社会历史学家同意，“中产阶级正在为自己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资产阶级文化，注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文化”。

1688-1689年革命没有把英格兰变成一个商业社会，但它确保了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将会成为主流。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与其数量不成正比，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在1689年之后，商人团体对议会活动的影响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数量不成正比。最近一位研究英格兰商人文化的评论家指出，大革命后，在“商人阶层的不断施压”下，贸易成了“一个党派问题”。革命过后，下议院的经济法案“通过率”“大有提高”。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辉格党商人及其政治盟友成功在1694年创建了英格兰银行，并在1696年破坏了土地银行。毫无疑问，由于这些成功，1688-1689年革命代表了那些支持制造业、城市文化和“利用人类劳动的创造潜力可以实现经济无限增长”观点的人的胜利。革命的这一影响意味着商人认为没有必要追求土地精英的文化和地产。事实上，在1688-1689年革命之后，贵族和绅士的举止开始变得更像资产阶级。白金汉郡的弗尼家族肯定不是唯一“逐渐接受了伦敦城市文化价值观”的贵族家庭。玛格丽特·亨特非常准确地指出，“商人看待上层社会习俗的心态是很矛盾的”。强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赞同辉格党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人，并不想成为贵族。

1688-1689年革命是第一次现代革命，因为在1688年之前，英格兰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现代社会。17世纪中期的危机确保的不是英格兰摆脱欧洲大陆的政治模式，而是任何英格兰政府都不可能继续建立在世袭原则之上。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和他们的政敌都明白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英格兰想成为欧洲舞台的主要角色，就必须将其商业力量用来建设官僚国家。当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利用他们手上新的经济和行政资源来创建现代国家时，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条件就成熟了。1688-1689年的革命者提出了他们的英格兰现代性，以此作为詹姆斯二世及其支持者所创造的英格兰现代性的有效替代品。两派都希望英格兰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一流强国，两派都希望实现英格兰宗教活动的现代化，两派都希望英格兰成为一个商业社会。22区别在于他们准备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不同，而且差异巨大。这次革命和后来的所有革命一样，现代化是起因，不是结果。

第一次现代革命彻底改变了英格兰，并最终帮助塑造了现代世界。我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社会、国家、教会和帝国变革的复杂故事。这一叙述的核心观点是，不仅历史的过度专门化导致历史著作的受众面越来越窄，而且将历史进程细分为社会史、宗教史、思想史、政治史、宪政史、军事史和外交史之后，人们就无法解释清楚广泛的革命转变，找出背后的原因。早期现代的人都拥有完整的人生。现在是时候让历史学家回到纯粹的历史。

就第二层意义而言，历史的重新整合也很重要。由于17世纪中期的危机和1688-1689年革命都是同一进程的一部分，因而有必要将两者整合在一起。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时期定为始于或止于1640年、1660年或1688年，这样就会错失很多东西。研究现代时期的学者如果将1688年定为起点，也会忽略了构成1688-1689年革命前因后果的剧变对于英格兰和世界现代史形态的影响程度。

1688-1689年革命是英格兰百年革命进程中的一次彻底变革。革命者颠覆了英格兰的外交政策，改变了英格兰的经济重心，并重组了英格兰教会。与所有革命一样，1688-1689年革命产生于相互冲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代化愿景-直到17世纪下半叶社会和经济有所发展，才能实现这些愿景。1688-1689年革命意味着关于如何实现英格兰国家现代化的长期激烈争论达到了高潮。争论的深度、意识形态分歧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影响的广度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次革命波及英格兰社会的范围如此之广，为什么革命如此激烈，为什么革命如此分裂。改变英格兰，进而将英国变成欧洲大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正是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不是一场迅速的针对无能国王的宫廷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