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用星占数术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在以平安时代的史料或文学作品中，经常会提及一种宿曜勘文。这种勘文是根据出生时星体位置而进行人的运势占卜的文书，其中即包括占卜一生运势的生年勘文，也有未来一年或数年运势的行年勘文，还有日月蚀的日食、月食勘文等。
《源氏物语》中桐壶卷中就记有天皇请朝鲜的术士为年幼的光华公子相面，又诏宿曜师为他进行占卜，收到生年勘文后才决定降他为臣籍，赐姓源氏。同时期的赤染卫门创作的《荣花物语》中，也提到了皇后藤原定子的行年勘文。书法家藤原行成在自己的日记《权记》中记载，宽弘七年（1010）月食时，他收到了宿曜师仁统法师的勘文，提醒他月食落在本命宿一事。这些勘文能够左右了当时人的判断，在文学创作中也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可见宿曜勘文对平安贵族起居生活的影响。
那么，一份宿曜勘文到底都饱含什么样的内容？本质上它与现代星座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将基于一份藏于《续群书类丛》的史料《宿曜运命勘录》的文本内容，来解读平安时代的星占文化与现代天文学史之间的联系。
《荣花物语》的作者赤染卫门与源伦子对谈
《宿曜运命勘录》的文本内容
这份史料的出处是《续群书类丛》卷908，名为《宿曜运命勘录》，是一份记录信息较为全面完整的禄命文。记录的信息主要有以下部分：
1、生日：天永三年十二月廿五日（戊申）丑时生。即公立1113年1月15日凌晨两点生。
2、算勘：历元显庆五年正月一日开始的积日数。为165428日。
九曜行度：出生时日月五星及罗喉、计都各自的位置。原文如下：
太陽盈暦行女宿五度十九分。
太陰遲暦行尾宿四度九十三分。
歳星後退行井宿廿一度三十分。
熒惑前順遲行翼宿初九十三分。
鎭星後順行室宿九度三十二分。
太白後伏行女宿九度九十五分。
辰星前順續行危宿四度十分。
蝕神頭運（逆）行奎宿一度十四分。
蝕神尾順行軫宿九度四十四分。
这实际上就是这位被占卜者出生时各行星的位置，以黄经来表示即：太阳位于女宿5.19度，约302.64°；月亮在尾宿4.93度，约245.08°；木星在井宿21.30度，约103.79度；火星在翼宿0.93度，约153.96°；土星在室宿9.32度，约342.28度；金星在女宿9.95度，约307.33度；水星在危宿4.10度，约321.38度；罗睺（月亮轨道的升交点）在奎宿1.14度，约0.97度；计都（月亮运行远地点）在轸宿9.44度，约181.16°。
3、十二宫立成图：写有所属本命星宫宿等。该案例中其本命星为廉贞星、本命曜为水曜、本命辰为壬辰神、本命宿为尾宿、本命宫为蝎虫宫（即天蝎座）、本主宫为人马宫（即射手座）等。附图如下：
4、性格与运势分析，勘文共分为五个部分说明：第一天性；第二荣福；第三运命；第四诸运；第五行年。
在这份勘文中，可以看到多处引用了《宿曜经》、《聿斯经》等经典，在基于生辰等信息后进行解读说明。早在唐代，十二星座占卜术就已经传到了中国，并风靡一时，其名称与现代的十二星座比较接近。依照现代星座的占卜测算，这位公历生日是1月15日的被占卜者，他的太阳所在星座为摩羯座，那么其测算可能都要以摩羯座为主要考虑因素。而从这份资料中，我们能看到，“本命宿”和“本主宫”是两个重要参考因素，所以勘算主要采用的是他的月亮星座标准，即尾宿与人马座。在性格测算的“第一天性”中，勘文写道：“人马宫坐（座）人富相解事，承君王爱宠，有威德。强胆智无怕怖，神爽利，容颜淑丽。”“文殊经云：尾宿生人，悭涩志恶戾诤竞爱（爱为衍文，“悭涩”意为吝啬），爱花药。”这里的经文主要引用《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简称《宿曜经》。除了性格勘算外，后续的荣福、运势、行年中尾宿和人马座的因素也占有主导地位，其占辞有“人马宫生人，主喜庆得财，合掌将相之任”“人马宫生人，过上寿七十二”“尾宿生人长命”等。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古人计算自己的星座，并不是按现代的按照太阳所在位置算出的太阳星座，而是以月亮所在位置进行判断。苏轼在《东坡志林·命分章》中写道：“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即苏轼把自己与韩愈虽才名天下但多遭谤誉的命运归咎于两人都是摩羯座。这里的身宫“磨蝎”也就是月亮星座为摩羯座之意。
另有平安时期流行的“本命星”、“本命曜”信仰，也能在这篇勘文中找到。本命星是将十二地支与北斗七星相对应的一种星神信仰体系。北斗信仰在我国古代信仰时间长、信仰范围广，所以唐宋之际中国关于“本命星”的信仰也是流传甚广，在道教典籍、阴阳杂书中都能见到。在这个勘文中，该人物生于“壬辰”年，辰支对应的便是北斗中的廉贞星。“本命曜”的曜，即为七曜的曜日，即星期的纪法，“月、火、水、木、金、土、日”，现代日语、韩语中仍继续使用这种记述，对应“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敦煌历书类文献中常见“密日”的写法，也就是音译的“日曜日”即“周日”的意思。该人物生于星期三，因此本命曜为水曜日。这种源于印度的七曜历法，其实也是一种推算禄命的分类系统，敦煌文献中P.3081《七曜日吉凶推法》载有《七曜日生福禄刑推》就有这种记载，节选水曜日的内容如下：
嘀日（即水曜日）生人法合明净，受香花装束解洁，不孝顺，善书算，足伎艺术，禄至三品，多被不坚，及得贵人，钦仰爱重，足道心，多分出家，命中寿。若断回味，不杀生即得上寿，妨数妻。若二妻同居则不好。亦妨男女，纵有只得一子，宜教他人养之大吉。
可以看出，这种七曜禄命术法的推算较为简单粗糙，“本命曜”可能是作为一种参考项，它的提出与当时流行的“本命日”信仰有一定的关联。
“本命日”的习俗
“本命日”在描写平安时期贵族生活的场景中很常见。根据记载，当时阴阳师与宿曜师对“本命日”的判断标准有所不同。阴阳师方面以生年的干支为准，例如藤原道长生于公元966年，干支为丙寅年，因此道长的本命日为“丙寅日”，这在他的日记（后世称为《御堂关白记》）中多次提到过。根据习俗，在本命日这一天，阴阳师会为他举行本命祭。而宿曜道对“本命日”的判断则是以生日的干支为准，如本勘文中被占卜的人，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戊申日，那么他的“本命日”即“戊申日”。两种不同的本命日判断方法一定会引发争论，根据《白宝口抄》和《阿娑缚抄》记载，法藏僧都与时任天文博士的贺茂保宪曾进行过辩论，最后判定的结果是，“本命宿”可依照宿曜师提出的生日干支说，而“本命日”仍以保宪提出的生年干支说为准。这可能也是这份勘文中不写“本命日”而以其他说辞代替的原因。
“本命日”的定义不同，其本质在于禄命术的判断基准是以生年为主，还是以生日为主。将生年干支与“本命”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在中国流传已久，如《晋书·戴洋传》记载：“王导遇病，召洋问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为土使之主。’”王导生于丙申年，因此本命为申。术士戴洋认为居住环境与他的本命相克，导致他生病，于是王导移居东府，病就痊愈了。
唐宋时期的禄命术基本都以生年为主，俗语也有“本命年”之说。白居易曾有诗云：“梦得君知否，俱过本命年。”（《七年元日对酒》诗后注：“余与苏州刘郎中同壬子岁，今年六十二。”）类似上文关于“本命日”的讨论并没有在中国发生。唐初吕才编撰《阴阳书》时就在《叙禄命》中写道：
又案《史记》，秦庄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检襄王四十八年，岁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当背禄，法无官爵，假得禄合，奴婢尚少。始皇又当破驿马三刑，身克驿马，法当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当绝下，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今检《史记》，始皇乃是有始无终，老更弥凶。唯建命生，法合长寿，计其崩时，不过五十。禄命不验二也。
说明时人禄命多以年月为基准，秦始皇生于壬寅年的正月，按禄命书的说法：这年生人的官运、禄运、奴婢运皆不好，然长寿，正月出生则早年不顺，反而到了晚年越来越好。但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的一生正好与此相反。吕才虽然奉诏编修《阴阳书》，但对于当时禄命之说泛滥，“义理乖僻”的现象是持批判态度的。
以出生日为禄命基准的做法从何时开始，众说纷纭。韩愈曾为殿中侍御史李虚中撰写的墓志铭中有：“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这里的“所值日辰”是指生日和出生时辰，还是指所值日的星辰，有不同的说法。直到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时仍在修改对此事的意见，“余撰《四库全书总目》，亦谓虚中推命不用时，尚沿旧说，今附著于此，以志吾过。”所以古人推命是否用“时”一直存在争议。宿曜道以“生日”为本命的做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接受，退而转用“本命曜”、“本命宿”等说法，即以出生当日所值的七曜与月亮所在宫宿为主要的勘算标准。
皇子出生时进行占卜的场景
《符天历》的影响
宿曜师进行勘算的天文数据主要依据《符天历》。《符天历》是唐建中至元和年间(780-820)活跃的术士曹士蒍所撰，其特色是采用近历元，“以显庆五年为上元，雨水为岁首”，因用于民间，又被称为“小历”。这部民间“小历”在五代十国时得到了吴越国司天台的“正式收编”，后晋的司天监马重绩又在此基础上制作了《调元历》。由于天台山珍藏的佛教典籍在唐末至五代的战火中损毁甚重，天台山的义寂大师劝吴越王钱弘俶遣使前往高丽和日本，希望抄写天台宗典籍，以供后人学习。吴越王依言而行，后日本天台宗的座主延昌法师做出了回应，并派遣僧侣日延将抄写的典籍送至中国天台山，并进行交流学习。当时，遣唐使活动已经中断了一百年，中日之间虽然有贸易海商可以维持基本的交流，但难以满足天文历法方面的专业需求。当时统率阴阳道的贺茂保宪听闻日延要担任“遣唐法门使”前往吴越地区，特地向村上天皇提出了请求：希望他能寻访“大唐”新修的历经和历术。日延于公元953年到达了吴的都城，吴越王特赐紫衣，感谢他冒着生命危险渡海送来典籍。日延在吴越国交流学习了四年的时间，期间还进入了吴越国的司天台进行系统的学习，将符天历的历经、立成并其他书籍千余卷带回了日本。《符天历》后来虽然并未在日本正式颁行，但作为造历时的参考，多次被提及。
日本宿曜道所使用的密教占星术，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宿曜经》、《都立聿斯经》、《七曜攘灾决》、《七曜二十八宿历》等文献，而这些算法都需要能够精确算出天体位置的数理天文学。《符天历》所载星表常数精确，且有使用近历元便于计算的特点，因此《符天历》传入日本，标志着宿曜道的占星技术成熟。学者细井浩志认为，至此宿曜道才算真正确立起来。
《符天历》的影响当然不止占星技术。在现代天文学史研究中，这份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勘文也被多次引用。在历法史研究中，日本学者薮内清曾认为，符天历的历元应是显庆五年正月三日雨水，通过历元积日计算，这与该年的正月朔日差了两天，其使用的积日数就是来自上述勘文。这两天的差异便成了疑案，众家纷说。理论上来说，显庆五年以雨水为岁首，那么必然是气朔相合，不应该出现两天的差异。因此，也有学者分析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使用了不够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导致的，也有将问题引申到《符天历》自身的性质问题，认为作者曹士蒍深受天竺历法的影响，《符天历》在积日上深受《九执历》算法影响等。直到2017年钮卫星教授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结合其他文献的考据与太阳位置的计算，得出结果：这两天的差异并不存在，《符天历》采用定气注历，显庆五年正月朔日同时也是雨水。至此，关于《符天历》历元“气朔不合”的争论得到了解释。
一份古代的星占勘文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或许在今天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各种待发掘的史料当中，一定还有着各种各样的惊喜，期待着今天的读者去解读、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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