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洛克在华民族志摄影：回看百年前的中国滇西

一百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洛克来到中国云南，在玉龙雪山脚下一个纳西人的村庄安顿下来，开始了他漫长的“中国岁月”。他在中国西南采集动植物标本及探险考察，后转而研究纳西族的历史、语言、文字和东巴教的仪式、经典，出版《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等著作，被后世誉为“纳西学之父”。

11月30日，湖南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2024年度馆藏研究展“纳藏之间：约瑟夫·洛克在华民族志摄影”正式开幕。展览借由洛克的镜头，全景式地呈现了百年前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和横断山脉之间多彩绚烂的民族风情与秀美壮丽的自然景观。展览诸多内容为首次公开展出，包括洛克拍摄的四部民族志电影和“中国西南最早的彩色照片”。

《洛克在其位于丽江玉湖村小院的房间内》
1927-1929，云南丽江，© 国家地理学会

《一群喇嘛在用留声机听音乐》，1926，青海，©国家地理学会

身为研究者，洛克的学术成就已为学界所公认，相较之下，其摄影之价值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洛克在华摄影题材广泛，其中尤以民族志摄影数量最多且价值最大，这次展览我们以滇西北的纳西人及其东巴文化圈和川甘青藏人及其佛教文化圈为主要线索，借由洛克的镜头，回看百年前的中国滇西。”展览策展人德戈金夫介绍，“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结合海内外十余家机构和个人提供的500余幅（件）影像及文献资料，对洛克在华摄影活动及其民族志摄影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研究与呈现。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展览现场摄影：彭思宇

展览分为“洛克是谁”“东巴迷梦”“喇嘛王国”“奥托克罗姆”等单元，其中许多内容皆为首次公开展出，包括洛克拍摄的四部民族志电影和“中国西南最早的彩色照片”。

《拉加寺喇嘛在黄河边打水擦擦》
年代待考，青海果洛，©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央迈勇（稻城亚丁三怙主雪山南峰）》
1928，四川甘孜，© 国家地理学会

从题材上，洛克的摄影大致可分为植物学摄影、地景摄影、民族志摄影三类，其中以民族志摄影的数量最多且在文化研究上价值最大。若以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各族之分布及文化背景为线索，洛克的民族志摄影从对象和内容上又对应着两个文化圈，一是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人及其东巴文化圈，二是散居于川西、甘南和青海东部的藏人及其佛教文化圈。在此区域内，较为系统和科学的摄影，是从洛克开始的。

《山茶花》
年代待考，云南保山，© 国家地理学会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列强的探险考察实质上是对中国动、植物资源的野蛮劫掠，但洛克的文字记录以及拍摄的大量图片，如今也成为了解百年前滇西的重要资料，对于纳西学与东巴文化研究亦是弥足珍贵的视觉文献。

德戈金夫说：“从历史的角度，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政局混乱，而洛克所探索的更是一片封闭、落后、政教不分、山匪横行的荒蛮之地。但同时，那里的人们尚仍保持着相对原始的精神面貌、坚守着极为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今日所无法复原、甚至难以想象的人文景观。”

《约瑟夫·洛克肖像》，1926，地点待考
© 卡耐基·梅隆大学亨特植物学文献研究所

洛克是谁？天才的植物学家、传奇的探险家、伟大的文化学家，还是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博物学家、马可波罗式的异域故事的讲述者，抑或信奉科学实证主义的人类学家兼民族志工作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谈论洛克，他的照片都总是为人所津津乐道。但另一方面，洛克的摄影家身份却又似乎显得不够正式。洛克在中国拍摄了如此多精彩的照片，但却很难在哪一部严肃的摄影史书中发现他的名字。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展览现场摄影：彭思宇

1884年，洛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生。少年时期，听命于家庭安排，洛克入读神学院，但或许是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洛克对遥远的东方古国心生向往，13岁开始自学汉语。1902年，洛克从神学院辍学，逃离维也纳，只身在欧洲和北非各地流浪，后又移居夏威夷。在夏威夷期间，洛克开始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很快成为夏威夷植物方面的权威。

或许是夏威夷的植物学研究已再无甚挑战，加之少年时代的东方情结，1920年洛克辞去夏威夷学院的教职，说服美国农业部将他派往东南亚，资助他在泰国、缅甸、老挝等地寻找可治疗麻风病的大风子树的树种。1922年2月11日，洛克由缅甸进入云南，5月11日抵达丽江，在玉龙雪山脚下一个宁静的纳西人的村庄——雪嵩村（又名玉湖村）安顿下来，租下一个带阁楼的院子，作为他在中国的固定寓所，同时也是其探险和考察活动的大本营。

《一种叫作“禳垛鬼”的消灾仪式》
1923-1924，云南丽江，©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洛克广泛游历滇西北地区，在大量采集动植物标本的同时，将镜头对准纳西、摩梭、傈僳、藏、彝、怒、白等当地少数民族和部落。在雪嵩村，洛克目睹了纳西人的火把节，以及为超度殉情男女而举行的“大祭风”仪式，由此对东巴教和东巴象形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洛克将东巴们请到自己的小院里来为他表演大祭风，拍摄了照片和影片，然后将胶片连同文章寄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14岁的藏族新娘和13岁的新郎》，1926，甘肃甘南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展览现场摄影：彭思宇

展览的第一单元“东巴迷梦：洛克滇西北考察游历摄影”呈现了洛克在云南拍摄的百余幅摄影作品和3部民族志电影，涵盖了肖像、民俗、宗教、风景等多种题材，集中呈现了上世纪云南相对原始的社会样貌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

《木里王的僧官和侍卫》
1924，四川凉山，© 国家地理学会

《洛克考察笔记（第13卷）：永宁-打箭炉（康定）》1929
©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图书与档案馆

为了寻找纳西传说中的人间天堂“玉龙第三国”——相传殉情的男女将在那里获得永恒的爱情，洛克准备前往稻城亚丁的贡嘎神山。只是从丽江去稻城，木里是必经之地，彼时那里还是一个外人无法踏入的与世隔绝的“喇嘛王国”。洛克意识到此行的凶险，为此主动结交拥有佛教背景的永宁土司总管阿云山，几次三番积极联络木里王。

《洛克与阿云山、阿少符等永宁贵族合影》，年代待考，云南丽江，©卡耐基·梅隆大学亨特植物学文献研究所

《武装的藏人》1926，甘肃甘南
©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洛克这一阶段的工作颇为艰险与波折，既要始终在地方政教势力和各部族纷争之间周旋，又要随时面对野蛮凶悍的武装土匪和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几次欲登神山而受阻的经历亦反映了他对于探险事业的执着与坚定信念。如果说丽江是洛克的主场、云南是洛克的福地，那么“川甘青”则为身为探险家的洛克提供了更为广阔且富于挑战性的舞台，进而赋予了“香格里拉”和“洛克线”以世界性的知名度。

《纳西人用羊皮筏将考察队货物运至长江对岸》
1928，云南丽江，©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玉龙雪山脚下身着传统无索甲胄的摩梭武士》
1929，云南丽江，©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展览在第二单元“喇嘛王国：洛克川甘青藏地探险摄影”中，除了呈现肖像、风景和藏传佛教的宗教仪式，还将展示巍峨神圣的雪山、庄严肃穆的寺院，以及洛克与考察队员们的身影。

《前来禅定寺参拜的藏族牧民少年》
1926，甘肃甘南，©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回到雪嵩村后，洛克的兴趣已从植物学彻底转向民族文化，他开始研究东巴教仪式，学习象形文字，组织更大规模的东巴舞表演，使用《国家地理》提供的有限的彩色胶片进行拍摄。

《一路化缘的行脚僧》1929-1930，四川甘孜
©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虽然迄今为止人们所能看到的洛克的中国影像几乎都是黑白的，但事实上他在中国也拍摄过一定数量的彩色照片，使用的是《国家地理》杂志为其提供的“奥托克罗姆”彩色干版。这是一种由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于1907年发明的使用染色的土豆淀粉制成的彩色正片，也是世界上第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彩色摄影工艺。

在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收藏的大量中国早期摄影原作中，有18枚洛克的彩色干版玻璃底片，后经考证是于1928至1930年间在云南和四川拍摄的。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彩色照片拍摄于1912至1913年间，它属于由法国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资助的“星球档案”项目，但卡恩的摄影队只到过华北、东北和蒙古高原，并未涉足南方。

德戈金夫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洛克的这批奥托克罗姆照片很可能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彩色照片，且此次为首次在国内公开展出，其意义不言而喻。为了保护贵重且脆弱的原作，谢子龙影像艺术馆为18枚奥托克罗姆底片制作了等比例的复制品和大尺寸的灯箱，此外还有一些以洛克的黑白照片为蓝本制作的手工上色的彩色照片，以资对比。”

1930年代，受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农业部、《国家地理》杂志、哈佛大学等机构先后停止了对洛克的资助。失去经费来源的洛克毅然变卖了美国的家产，回到雪嵩村，潜心于纳西学研究，从此未再有更大规模的考察和摄影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洛克被聘为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次年，他回到丽江，重新投入研究，在身有中风的情况下，完成了《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两部传世著作，同时继续收藏、整理东巴经书，从而奠定了现代纳西学的基础，也成就了其“纳西学之父”的美名。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展览现场摄影：彭思宇

1949年8月，丽江解放。迫于时局，洛克告别了他生活了27年的雪嵩村和那些曾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纳西兄弟，带着万般的遗憾和不舍离开了中国。起初，洛克暂居印度，仍盼望着待局势稳定后能够重返丽江。但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作为美国人，洛克意识到中国的大门已对其彻底关闭，于是回到夏威夷定居，并继续他的纳西学研究。1962年12月5日，洛克因心脏病在夏威夷逝世，享年78岁。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展览现场摄影：彭思宇

如何评价洛克的在华摄影？德戈金夫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来华摄影的各路西方人士中，洛克在华居住的时间相对长久、交流也更为深入，他的学术研究与影像拍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其摄影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时间的厚度方面，都具备了影像民族志所应有的内涵与价值。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展览现场摄影：彭思宇

“虽然在当时，他的这些影像更多是作为供西方公众窥探遥远东方的视觉奇观和欣赏异域风情的明信片。不可否认的是，洛克亦有其历史局限性。他的影像，包括他在中国从事的各项工作，难免多少带有东方主义的趣味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这是他的背景及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这种情况起初明显，但我们也可以通过照片看到，随着交流和认识的深入及立场和动机的转换，他的摄影和研究亦变得愈发真挚与纯粹。”德戈金夫说，“通过这次展览，我们也再次意识到，摄影在艺术与美学之外作为民族志的书写工具和传播媒介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