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恒：中国应对特朗普关税的三大原则和五大建议

文 |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

当地时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加征最低10%的基准关税，并对中国、欧盟、越南、印度等经济体分别加征34%、20%、46%、26%的关税税率，严重扰乱国际经贸秩序，导致全球资产价格剧烈动荡，引发各方激烈反应。我们在《特朗普“对等关税”远超预期：特征、影响及下一步》分析了特朗普全球关税战的特征、可能影响及未来趋势，本文继续深入分析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政策的决策逻辑，提出中国积极应对的三大原则和五大建议。

我们认为，市场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低估和误判，根源在于特朗普加征关税并非基于经济理性而是源于政治选票逻辑和个人权力诉求，这决定了其政策的坚定性与持续性。不能将特朗普飘忽不定的个人风格简单化和娱乐化，仍要高度警惕这种风格在博弈中产生的不可预测性的作用，以及这种风格背后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特朗普要实现更多的个人利益就要迎合民粹选民，就必须打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帜以及解决制造业衰落和贸易逆差的问题，由此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形式统一。从经济规律看，美国存在劳动力成本高、产业链配套不足、环保成本高等问题，制约制造业回流的效果，美国独立再工业化是不切实际的。也正因此，目标和效果的背离将导致特朗普提高全球关税战的烈度，贸易战的长期性和严峻性也是必然结果。

特朗普发起全球关税战后，当前主要经济体有积极反制、战略忍让两类反应，未来有可能出现区域合作联盟第三类应对方式。一是中国、欧盟等部分经济体对美国关税政策予以反制。欧盟、德国、法国宣布将予以报复。二是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部分对美高度依赖、缺乏反制能力的经济体主动妥协和让步，主动降低本国进口关税，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以换取美国的关税豁免。越南、柬埔寨等宣布取消或降低关税。墨西哥、英国、日本、韩国等表示没有计划征收关税。第三类方式是各经济体加强区域合作，联合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对中欧、中日韩、中国东盟、中国非洲、中国拉美等强化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中国的积极应对有必要注意三大原则：

一是“以斗争求团结”，既要对美国的单边保护主义政策予以有力反制，又要保留对话机制，争取合作空间；二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加快构建非美世界联盟和强化区域合作，构建国际统一战线；三是“立字当头”“做好自己的事”，唯有夯实自身实力，加大政策对冲和改革力度全力稳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才能在博弈中争取主动，无论世界风云变幻，做好自己的事情永远是最重要的应对方式。

具体有五大建议：

一是对美分类出台更加精准有力的反制措施，丰富非关税手段，同时保留沟通机制，争取达成阶段性协议。对于技术密集型商品，短期内中国对美国进口依赖度较高，中国对美反制要注重“先立后破”，通过积极寻找进口替代并加大国产研发制造，减轻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对于农产品、能源等资源型商品，中国对美国依赖度逐步降低且可替代性较强，仍具备继续加征关税和升级制裁的空间。

二是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强化中欧、中日韩、中国东盟、中国拉美、中国非洲区域合作，对非美国家大幅下调关税并牵头构建非美国家的内部低关税乃至零关税自由贸易体系，应对美国霸权主义下WTO贸易秩序的崩塌，当然这里的前提条件是中国通过改革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替代美国成为最大的买家。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警惕美国拉拢其他经济体对中国进行围堵，例如要求越南、墨西哥等国对华加征关税，以换取美国关税的减免；另一方面要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与其他经济体建立良好关系，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增强对美谈判的筹码。中国对其他经济体实施出口多元化的同时要避免因冲击其国内市场而将其他经济体推到对立面。帮助新兴市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同时也带动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是积极扩大内需，短期根据形势需要追加财政预算、尽快降准降息、推出“中央房地产稳定基金”，中长期将中国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巨大的消费潜力赢得全球治理话语权。财政政策方面，在赤字率4.0%的基础上，及时根据形势调整并宣布追加预算，确保必要的支出强度。货币政策方面，用好总量和结构性政策工具，尽快降准降息，提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需求。房地产方面，探索从中央政府层面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专项用于保交楼、收储、防范房企流动性风险等，解决当前地方政府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能力不足的问题。重新认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和吸纳就业。

四是纾困出口相关产业，稳定就业市场，强化民生兜底保障。稳经营主体，降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对相关产业的冲击。设立产业纾困基金，制定产业风险标准，分级提供产业纾困补贴。例如将出口依赖度和利润率作为产业风险标准，对风险较大的产业提供临时纾困补助。

五是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的动力，提高经济潜在增速。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提高民生水平、鼓励公益慈善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短期解决财政紧平衡和债务问题，中长期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同时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释放服务消费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