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本文介绍《对倭作战资料》这一套书，希望一方面能对侵华日军有所反映，同时并展现出国军对日军的认识程度。
《对倭作战资料》总辑数不详，现存第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辑，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未在其他地方见到其他几辑。即便是这几辑，基本上也是孤本了，可见该书的珍贵。《对倭作战资料》一书封面的右上角盖有“极机密”戳记，编者为桂林行营参谋处，这套书的第二辑出版于1939年5月，第十一、十二合辑的出版时间为1940年2月、3月，此时桂林行营行将撤销，故第十二辑可能是最后一辑。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业务纪要》
“为尔后作战、训练及交通、通讯、补充、经理之便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桂林行营，主管第三、第四、第九战区业务，关于作战事宜并有指挥权力。桂林行营与天水行营一齐成立，“以统一督导南北两战场之作战”。白崇禧任行营主任，军令部次长林蔚任行营参谋长。1940年，桂林行营撤销，改设军事委员会驻桂林办事处。
该书分为军事与政治两部分，并有附录。军事部分主要介绍日军情况，包括日军、伪军的主官、兵力配备、伤亡统计（包括病患）、士兵个人情况统计、位置与动态，日军士兵的阵中日记摘译，俘虏的审讯记录，特务组织调查、国军对日军作战的观察与检讨等。政治部分则介绍日本国内的各项情况。
由书中的内容可见，该书汇集的史料并不仅仅是桂林行营及其下辖战区直接获得的情报，并包括从高层与其他战区获取的情报。下文将以该书的第二辑为例，摘要介绍其中有价值的一些史料。
第二辑摘译了隶属于日军“第六野战道路构筑队”的小林秀彰中士的日记，总共二十多页。由于该书为内部参阅，而非民国时颇为流行的将自己或他人日记公开出版，因此这份日记被篡改的可能性较低，而价值较高。该书同时指出，根据这部日记能得出如下几条重要事实：
一、日军动员从动员令下达到士兵到部队报到仅需五天，当然因情况的紧急程度而异。
二、徐州会战，瓦子口（萧县西南方）附近战斗“予敌重创”。
三、徐州会战，敌军企图沿陇海路包围郑州，因黄河决堤，受阻于尉氏县附近，“限于泥足，厥状至为狼狈”。
四、武汉会战的富金山之役，敌军“苦战兼旬，损失奇重”，沙窝之战，“复予当头一棒”。
五、在茶房村，敌军遭国军袭击，“一次计战死者一一八名，负伤者八〇名，可知敌消耗率之巨也”。
日军伤亡损失统计表
这一辑同时录有几份日军俘虏的审讯记录。这些日俘的口供，个人性较强，虽然或有片面之处，但由于日军普遍知识水平较高，并且是当时的供述材料，自然有相当的价值。
原隶属于第22师团机械制造厂的木塚甲造，时年22岁，为现役军人。1939年2月22日被俘于杭州闸口。他是在当地一家自己熟悉的店铺，接受了店主的一杯茶而被麻醉被俘，其实是国军的游击队所为（“事前该店主当与游击队取得连络，但非本人始料所及”）。由此可见国军敌后工作的成绩。
据他所说，“一般士兵多怀厌战情绪，恨我战争趋于长期性，但为上峰命令所驱迫，只有俯首帖耳以服从之。士兵生活待遇固好，但久戍思归，时恐终无生还之望也”。他的这一说法尽管未必是普遍情况，但是就他个人而言，作为现役士兵，十分年轻，而不像其时日军军中许多年长的士兵一样，在出征前已成家立业，相形之下他更无牵挂。因此，至少这一说法并不会太受他的主观因素影响，故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外，若没有他所说的现象，也无以解释日后国共两军进行的敌军工作所取得的一定成就。
原隶属第104师团的涩谷利一郎，家中有妻子、儿女五人，时年39岁。他早已现役期满被编入预备役，此前正在服后备役。1938年他再被征入军队，并经历了一周的集中训练（体操、各个教练、旅次、行军等），此外，在开赴驻扎地的路途中亦进行过演习。他供认称，第104师团中后备役士兵占十分之七，而预备役仅占十分之三，一般下级干部及将校亦多为预备役、后备役。
他的这一说法与其个人经历印证了此前的一般看法。1938年8月1日时，日军的中国派遣军中仅有11.3%为现役士兵（1935年到1937年入伍），此外，22.6%为预备役士兵（1930年到1934年入伍），45.2%为后备役士兵（1920年到1929年入伍），20.9%为补充役士兵（1925年到1937年入伍，“均未受过训练或训练程度不高，主要在运输和后勤部队里服役”）。可见此时大部分的侵华日军都年龄偏大，甚而有许多已经拖家带口了，自然士气不高，纪律废弛。
涩谷利一郎被俘时（撤退时因足痛落伍被俘）身上仍然穿着夏天的军服。他说，这件衣服是去年夏天入伍时发给的，到中国后并未再发冬天的军服，“虽天寒风紧，亦得忍耐”。他的籍贯为日本神户，去年十月由中国东北来到广东，今年四月在广东被俘。根据他的经历可知，他并未被发给冬天的军服的确不当，可见此时日军的困窘。当然就物质上的紧缺这一点而言，中国军队更加严重，也坚持下来了。结合他所携带的装备（如下图所示）可见，即便他未发给冬天的军服，中日两军在物质上的巨大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
日军单兵服装、装备统计
类似之前的供述，涩谷利一郎亦指出“一般国民对战争咸怀恐怖情绪，尤惧被征入伍，间亦有逃兵或反战分子被警视厅查举逮捕入狱者，但此种人属极少数耳。不过国内农村受战争影响，经济枯竭，濒于破产，工商业亦因而凋敝，物价日益昂贵，购买力渐趋减低，市面遂因之愈形萧条冷淡之现象”。
抗战期间，这类史料数不胜数，由此可见这一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但是，日本国内存在的这一现象在中国不仅有，而且严重得多。因此，这一现象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某一方将迅速失败，日本的战争机器所拥有的巨大韧性与其持久性使得日本可以暂时克服这些困难。不过，这一现象的存在也为日本在后来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埋下了伏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异国他乡作战，疾病给日军带来的困扰。涩谷利一郎“曾目击陆军病院内病人拥挤异常，但战伤者反不多见也”。当然他的观察或有片面之处，他陈述的这一事实主要和部队的驻扎地点与战斗频繁程度相关。
日军士兵年龄、学历、家庭统计
原隶属于第22师团的小林己之七是在浙江武康上柏镇被俘的。他此前奉命前往步哨线监督修筑工事，在回来的路上，行至隐蔽地带被国军潜伏的便衣队俘获，亦即被“抓舌头”了。此次捕获行动，国军具体是派遣少数便衣队潜伏在隐蔽地段，主力则控制占据在重要路段的旁边，将其俘虏后，即用轻机枪在后面掩护而后撤回去。
小林己之七的供述，反映了此时浙西国军游击作战的成效。他指出：“敌对我游击队之廓清问题，目下尚无具体的办法，颇感棘手，盖因居民可化装为游击队，而游击队亦可化装为居民，究竟何者是居民何者是游击队，鱼目混珠，无从识别，是以无法彻底予以扫数肃清之，现唯处于被动地位以应战方式对付之。即我游击队若向之滋扰，敌则起与我周旋。”（笔者注：引文中的“敌”皆指日军。）
但是，即如吴敏超研究员所指出的，“浙西游击战是在抗战初期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酝酿而生的”，因为日军一开始“对于浙西杭嘉湖地区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亦未能建立深入基层的统治”，故而浙西的国军游击作战在抗战初期能取得相当成就。但在1940年以后，随着日伪基层工作的深入和清乡的展开，浙西的游击战终究走向了低潮。
此外，有意思的是，小林己之七并指出“敌鉴于我迫击炮射击精度良好，且威力亦大，故敌将卤获我之迫击炮分配于各联队使用之”。这一说法笔者尚未见到相关史料印证或是抵牾。
该书的附录中，录有当时国军情报人员对日军特务活动比较详细的调查，缕述其组织结构。除了对于日军在租界、沦陷区与国统区的特务活动做一般性的描述以外，还对于其内部矛盾，如陆军、海军之间的矛盾等有所揭露。
如关于兴亚院，该书指出：“最近敌伪为加紧占领区政治工作，企图制造大批汉奸，并澄清各地特务班贪污风气计，特扩大兴亚院组织。将一切特务机关统归其指挥节制。但此事已引起敌驻华各军司令之反对，互相集议，商讨应付办法，并以提出辞职相要挟。而兴亚院亦不表示让步。”
这本书里，无论是国军刺探得的情报，还是缴获的文件、日记，以及记录的口供，未必尽是事实，多少会出现一定出入。但是，即便是与事实产生出入，这一出入的产生及其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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