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宫新语丨贾薇：讳祭如思——紫禁城东西六宫女性空间的私密祭奠、信仰及其陈设

本文原载于《紫禁城》2025年1月号，85-98页，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作者按：此文为探讨东西六宫女性空间内私密祭奠行为及陈设的第三篇文章，前两篇分别为《情笃难寄——紫禁城西六宫女性空间的私密祭奠、信仰及其陈设》（刊于《紫禁城》2024年第9期，139-154页，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893386）与《由情及权——紫禁城东六宫女性空间的私密祭奠、信仰及其陈设》（刊于《紫禁城》2024年第11期，134-147页，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375165）。上述两篇文章从实例层面梳理了该祭奠空间在东西六宫内的分布及演变。此篇则主要从理论角度探讨了东西六宫女性空间祭奠行为的诞生与发展、祭奠空间的构成与框架。从长春宫孝贤皇后影堂的“隆重出世”，到逊清承乾宫隆裕皇太后祭奠空间的简单陈置，祭奠行为在百年间的起止，似乎也可被视为儒家诗教“发乎情止乎礼”的体现。

紫禁城的东西六宫，属外官不可涉足之地，是供后妃生活居住的女性私密空间。对于其内部的陈设及功能的划分，以及在此区域内所发生的祭祀行为，皆鲜有学者问津。

在东西六宫内发生的设影堂祭奠行为，可被视为一种私密的、家族式的活动。它既是思念的寄托、皇权正统的彰显，同时也是女性先祖对于后代的垂范以及女性后代对于女性先祖的瞻仰。

紫禁城的东西六宫

乾清宫以北，坤宁宫两侧分列着紫禁城的东西六宫。[清代，东六宫指承乾宫、景仁宫、钟粹宫、景阳宫、永和宫、延禧宫，西六宫指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咸福宫、长春宫及启祥宫（后更名太极殿）]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因孝庄文皇后去世尚不足半载，故康熙皇帝玄烨“不忍过慈宁宫，故从启祥门行走”。（启祥门为养心殿后东西向长街的一道门，迈入此道门后即进入西六宫区域。若不入此门，则必向南行至隆宗门外慈宁宫附近，故康熙皇帝有此言）是时，其言“此系宫禁之地，外官无由得知”（1）。可见，启祥门以内的区域属外官不可涉足之地，是一个较为私密的空间。目前已有多位学者对此区域进行过整体讨论，但其研究皆侧重外檐建筑层面的考察，而鲜有对其中陈设及功能划分的著述。在此区域内所发生的祭祀行为，更是鲜有学者问津。（对东西六宫区域进行过整体讨论的学者及其文章有：周苏琴《试析紫禁城东西六宫的平面布局》，《华中建筑》1990年第3期；茹兢华《东西六宫的内外檐装修》，《紫禁城》1984年第1期；李雪《紫禁城东西六宫影壁浅谈》，《紫禁城》2021年第8期；曹振伟《紫禁城东、西六宫脊部彩画调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0期）

目前可见的主要相关研究有陆于平发表的文章，此文就清代皇后及皇太后的信仰问题进行了小规模讨论，但文本更多是从男性话语体系出发，是具有政治色彩的书写。（2）同时，对生育信仰（皇太后与皇后对生育的需求存在着差异。诞育皇嗣既源于父权社会对继承财富的需求，反之亦为女性巩固其母族及自身地位的一种手段。因此，在绝大多数时期，争取皇嗣可被视为是后妃在后宫中生存且获取权利最为重要的途径）、情感寄托方面，已故皇帝的遗孀与居于东西六宫内的后妃群体（清晚期出现了太后、太妃仍居东西六宫的特殊案例。此处“居于东西六宫内的后妃”专指在位皇帝的后妃），具有天然的分歧，并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此外，徐广源（3）、王伊悠（4）等学者曾有笔墨涉及后宫供设御容之事，可惜并未进行深入挖掘。

紫禁城的乾清宫区域（标红框处）及东西六宫（标绿框处）

紫禁城内的女性空间

女性空间，为女性可支配或影响的客观范围。本文所探讨的女性空间，主要指东西六宫内实际为后妃生活居住的宫殿。严格意义上讲，紫禁城东西六宫并非一个完全属于女性的空间。至少在清代，东西六宫并非完全用于后妃的寝居：如清初景阳宫被改辟为藏书处并于后殿悬挂御书房匾；雍正时期永寿宫被辟为皇帝暂居之处（5）；启祥宫（清代晚期更名为太极殿）曾长期为内务府如意馆、玉作等作的办公之处；乾隆皇帝去世后，嘉庆皇帝曾在咸福宫苫次及暂居（6）；道光年间延禧宫罹回禄之灾后，于宣统元年改建“水族馆”（7）。

附：档案记载的启祥宫为内务府如意馆、玉作办公之处

乾隆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崔总廖保持来司库郎正培押帖一件，内开为本日太监毛团传旨，西洋人王志诚、画画人张维邦等着在启祥宫行走，各自画油画几张，钦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九》“乾隆四年·如意馆”，页172）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接得崔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本月二十三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启祥宫预备油画柾子二幅，着郎世宁画油画，钦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二十一》“乾隆二十一年·如意馆”，页717）

乾隆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司库世秀、太监高玉等传旨，周鲲着仍在启祥宫行走，钦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十一》“乾隆十一年·记事录”，页389）

乾隆十一年“十六日，副崔总六十七持来司库郎正培押帖一件，内开为二月初五日，太监胡世杰传旨，新来画画人曹夔音往启祥宫行走，着画宣纸山水一张，钦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十四》“乾隆十一年·如意馆”，页415）

乾隆四年二月“初三日奉旨将六块温都里那石之内重二十斤十三两一块照里边水晶四喜有盖双环瓶样做一件，令好手玉匠二名进启祥宫成做”。（《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九》“乾隆四年·玉作”，页95）。

乾隆十三年“三月（启祥宫）十八日，七品首领萨木哈传旨，着新来的玉匠顾观光、金振着在启祥宫行走，钦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十六》“乾隆十三年·启祥宫”，页246）

紫禁城内从清初至逊清时期，绝大多数时间为女性所居住的、可以被定义为女性空间的宫殿并不多。即使是长春宫、钟粹宫等长期为后妃所居住的空间，亦不免受到男性统治者话语权的制约与干预（8），其内发生的祭奠行为亦在男性统治者的默许之下。这些女性空间的实际范围或许仅囿于一座院落或一间宫室，但其内部却暗流涌动着与男性话语权的博弈：一种“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张力。居于深宫的女性们始终试图在这一空间内更多呈现符合其当下身份的诉求，如对生育的渴望——既符合男性统治者的意愿，又是可助其奠定地位的归宿。同时某些真情实感也通过物质媒介呈现在其中，比如夫妻伉俪深情与“孝”在婆媳这一特殊关系中的表达等。

女性空间内的祭祀空间——影堂

悬挂人物画像的行为，早期常见于佛寺之中。（9）自唐玄宗始，便有于别殿悬挂祖宗御容的礼制，宋代称之为神御殿，元代则曰影堂。（《元史·祭祀志》：“原神御殿旧称影堂，所奉祖宗御容。”）至清代，悬挂于祭祀空间的帝后画像常被称为御容，且通常为帝后的朝服像。清因明制，祭祖于太庙，又先后在紫禁城内外建奉先殿与寿皇殿等祭祀场所。从现存史料看来，东西六宫内亦存在具有相近职能的空间，区别在于此处奉祀的对象仅为女性。此区域之“影堂”在地理位置上更为隐蔽，史书对此记载亦也更为隐晦。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纯皇后升遐。为悼念亡妻，乾隆皇帝遂辟长春宫为影堂。（10）此殿深处后宫，参与祭奠的人群较为简单（皇帝、皇子及后宫女眷），亦无礼部提供的仪注。因此在这些女性居所发生的祭奠行为可被视为一种隐秘私人的、更为家族式的活动，本文称之为“私密祭奠”。

上：乾隆皇帝像、孝贤纯皇后像；下：长春宫旧影

于别殿悬挂祖宗御容的礼制始于唐代

唐玄宗于别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谒。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庙之礼。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国学整理社，1936年，页339

长春宫作为已逝皇后的故居，整体构成一个关于“遗念”（逝者的遗物，可被视为生者追思逝者的一种媒介）的象征。小至奁具，大至整个建筑空间，都是孝贤皇后留给乾隆皇帝的遗念。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长春宫的祭祀对象逐渐增多，从悬挂孝贤纯皇后的御容开始，相继悬挂了更多乾隆皇帝已逝妃嫔的画像。乾隆皇帝退位后，东西六宫中设立“影堂”祭奠已逝女性的私密活动似乎暂歇。但种种证据表明，后来嘉庆皇帝为其生母在储秀宫亦设立过“影堂”（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曾颁上谕“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贵妃，着赠为孝仪皇后”），而此时的“影堂”规模缩减至一间，且不再同时于一宫之内祭祀多为皇妣。此后，为具有皇后身份的爱妻与母亲在其故居设立私密礼仪的空间成为一种传统，并一直隐匿在东西六宫内部。

这里有两个较为特殊的例子——孝全成皇后及孝哲毅皇后的影堂。孝全成皇后影堂延续时间之长与传承相对清晰的情况为本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作为最得道光皇帝宠爱的皇后（11）、咸丰皇帝的生母，孝全皇后的影堂与遗念虽几度迁移，但对其御容及遗念的私密祭奠活动却一直延续至溥仪出宫前夕。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的承乾宫东佛堂报告来看（12），孝全成皇后影堂的空间设置实际上已超越了“瞻礼”的范畴，而具备一条“生-死-往生”的过渡逻辑。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于光绪初年去世，此时她并无丈夫与子女可为其供设“影堂”。而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的结果来看，翊坤宫确实奉有孝哲毅皇后的影堂（13），其设立应出于两宫太后之意。这说明至同光时期，为已逝皇后陈设影堂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但不见于明文的惯例，这与民国时期内廷为隆裕皇后设置影堂的情况相类似。（14）另一方面，孝哲毅皇后影堂的设立，也成为紫禁城东西六宫内“婆婆”为“儿媳”建立影堂的一个特例。

孝全成皇后画像

清人画旻宁喜溢秋庭图轴

自孝仪纯皇后开始，东西六宫的影堂均设立在各处宫殿的佛堂中（东西六宫内的宗教或祭祀活动往往在一个空间内进行，这一空间一般为一殿之暖阁，档案中常统称其为佛堂）；甚至在之后的文书记载中，统称这一空间为佛堂（钟粹宫配殿应是为祭奠孝贞显皇后与隆裕皇后而后辟的空间，但档案中亦以佛堂称之）。这个围绕着女性展开的私密祭奠空间，已渐渐与佛堂融合为一体。佛堂的职能不再仅满足使用者对宗教信仰的礼拜，影堂与遗念的加入使原始纯粹的佛堂又具有了祭奠祖先、表彰孝道的职能。不论从其空间陈设的丰富性来看，还是从其空间所具有的意义来看，影堂已不仅为悬“影”之堂，而是继续发展成了类似于寿皇殿神龛的祭祀礼仪空间。长春宫作为最早的影堂，其本身自成孝贤皇后的“遗念”；而此后，遗念之物则取而代之，成为“影堂”这一私密祭祀空间内陈设的重要一类，甚至与其并立。

遗念龛为供奉遗念物的神龛，其旁边常陈设金塔。（据寿皇殿陈设档，寿皇殿神龛内不仅陈设大行皇帝皇后的生活用品，并各配有金塔）由于金塔内常常存贮逝者的发甲或印信，因此档案中也会称其为发塔或金塔龛。（15）其为逝者与生者的情感纽带。同时，佛堂内陈设的经书及造像，一方面满足了寝宫居者（生者）的诉求与信仰，一方面又为影堂所供逝者提供了渡往彼界的手段与通道。从现有史料来看，东西六宫内部分影堂在特定的日期会伴有唪经的活动。（16）因此，不论从宗教仪式与空间陈设的关系来看，还是内部区域的转折接洽，似乎都暗含了超度逝者的主观意志，彼此错综复杂却密切相关。

影堂的位置，通常为逝者生前的居所。随着不同供奉对象生前所居位置的变迁，东西六宫内的影堂具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发展链条。自乾隆朝至逊清，东西六宫的影堂基本是自西六宫向东六宫发展的，先后在长春宫-储秀宫（即翊坤宫。光绪九年翊坤宫储秀宫改建工程竣工后，翊坤宫实际成为了储秀宫的前殿）-钟粹宫-承乾宫设立。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清中期的皇后多居西六宫、清晚期的皇后多居东六宫；另一方面或许也是西六宫空间不断被“挤兑”的必然结果。经咸丰九年（17）及光绪九年（1883年）的改造，西六宫实际仅存长春宫与储秀宫两处可供后妃居住的宫殿。（咸丰九年，启祥宫与长春宫合为一个四进院落，启祥宫成为长春宫的附属建筑并更名为太极殿；光绪十年，效仿长春宫之制，翊坤宫后殿改为穿堂，名体和殿，翊坤宫与储秀宫合并为一个四进院落，统称储秀宫）

附：清代皇后们的居所

清高宗（乾隆皇帝）皇后孝贤纯皇后曾居储秀宫及长春宫，继后那拉氏居翊坤宫，孝仪纯皇后旧居储秀宫；

清仁宗（嘉庆皇帝）皇后孝淑睿皇后及孝和睿皇后均曾居储秀宫；

清宣宗（道光皇帝）第二任皇后孝慎成皇后曾居储秀宫，第三任皇后孝全成皇后居钟粹宫；

清文宗（咸丰皇帝）皇后孝贞显皇后（慈安皇太后）居钟粹宫，孝钦显皇后（慈禧皇太后）居储秀宫；

清穆宗（同治皇帝）的皇后孝哲毅皇后居储秀宫；

清德宗（光绪皇帝）的皇后孝定景皇后入宫后居钟粹宫。

有趣的是，虽然位置一再改变，但在东西六宫中发生的私密祭奠行为却逐渐成为一种定例。乾隆朝对孝贤皇后进行私密祭奠的空间布局与陈设，及其所形成的围绕着“御容”“遗念”应运而生的诸如“供桌”“供碗”等祭奠元素，为后世在女性空间内奉祀已逝皇后提供了一个范本。女性空间内私密祭奠发生的场所，通常为已逝女性生前的寝宫（这里并非指其所居住的某一间屋室，而是指其所住屋子所在的整个宫殿），且大多为其初入宫时所居寝宫。为其设立“影堂”或“遗念龛”的人最初往往为其丈夫或儿子，但随着晚清垂帘听政制度的产生，权利逐渐向女性偏离，便陆续出现女性为女性设置影堂的情况。（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孝哲毅皇后、孝定景皇后的影堂均应属此类。虽然在名义上以上影堂或为嗣皇帝所为，但从实际下旨的人来看，则应为实际掌握权利的皇太后或太妃所为）

影堂的陈设、空间构成与瞻礼者

御容与遗念，均为连接生者怀念追思与逝者已故事实的物质媒介，但这一纽带随着被唤起对象在亲缘上的疏远而日益衰微。类似于“祧庙”制度，一些亲缘较远的没有子嗣的皇后逐渐淡出了后宫影堂。这与乾隆皇帝将长春宫影堂还原寝宫的举措同理，都是生者居住空间与对逝者追忆的博弈。至溥仪时期，仍被东西六宫奉祀的女性有孝全成皇后、孝贞显皇后（慈安太后）、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孝哲毅皇后、孝定景皇后（隆裕太后）。从五服制度的角度看，孝全成皇后为溥仪的曾祖母，孝贞显皇后与孝钦显皇后则为其祖母，孝哲毅与孝定景皇后为其母。实际上，所处同一近缘位置的祖母却享受着不同重视程度的祭奠礼仪——在东西六宫内发生的祭祀中，对孝钦显皇后祭奠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对孝贞显皇后的祭奠活动；孝哲毅皇后与孝定景皇后亦然——似乎更为“正统”的孝哲毅皇后却明显没有孝定景皇后受人重视。（（从北京《益世报》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四日第七版《神武门内火警》的报道来看，孝定景皇后的祭奠空间是有宫人上香奉祀的。同时，从两者的建置来看，翊坤宫西暖阁内陈置简陋，物品数量甚至不如经历过回禄之灾后的孝定景皇后影堂）这说明对逝者祭奠的礼遇受制于其生前的实际权威以及错综复杂的人脉网络。孝全成皇后被如此长期、隆重地祭奠，与其儿媳叶赫那拉氏的久居权威是不无关系的。（虽然对孝全成皇后的祭奠活动历经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但孝全成皇后的儿媳叶赫那拉氏却自同治至光绪年间掌握了国家的实际权柄。因此从女性的角度考虑，家庭代际仅为婆媳这两代人）

慈禧皇太后画像

附：清代后宫奉祀女性神主的迁祧未遵循五服制度

迁祧：对神主的迁移。

五服制度：根据服丧之人与逝者亲缘、尊卑等关系而形成的礼仪规范，由近及远共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五个等级。

由于神主不断增多，祭祀空间逐渐不敷使用，因此需要将一部分神主迁至他处供奉祭祀。迁祧对象往往需考虑多重因素，五服亲疏便是其中一个方面。但对后宫奉祀女性神主的迁祧，似乎并未遵循传统的五服制度。如孝纯仪皇后为咸丰皇帝的祖母，但在咸丰二年即被迁祧（《道光二十年立惇本殿东佛堂供奉遗念》，《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三十一，第288页）；再如孝贞显皇后为光绪皇帝名义上的母亲，但在光绪十五年即被迁祧（第一历史档案馆，05-13-002-000290-0098，为孝贞显皇后圣容由钟粹宫东配殿舁请于寿皇殿大柜尊藏所需龙亭饬匠送交转知会銮仪卫派尉敬谨抬进事致内务府，工部，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六）。

从空间构成来看，最初长春宫影堂与遗念为一个整体空间，影堂甚至被包裹在整个“遗念”之中。嘉庆时期，随着皇后影堂规模的缩小，影堂被融入至佛堂的空间内，遗念或附属于影堂，或为独立空间。但从现存档案来看，最终呈现的孝全成皇后之祭奠空间被分为了三个区域，即以御容为中心的影堂、以女性神明为祭奠对象的信仰空间，以及以“遗念”为缘起的宗教空间。（18）而在孝钦显皇后与孝哲毅皇后的私密祭奠空间内，却似乎没有奉祀女性神明的地方，仅以御容与遗念为核心。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应从两方面进行分条缕析：一为奉祀对象本身在祭奠时的现实意义表现在哪，以及需要考虑某一种形式的祭奠空间或为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空间嵌套的结果。

孝全成皇后死于皇后之位，其子奕詝继承大统，其儿媳叶赫那拉氏更实际掌握权利直至清末，因此其在皇位继承与血脉延续上，对于当时的后宫主位慈禧皇太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故其祭奠空间内又可嵌套以碧霞元君为主、体现繁衍诉求的神明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笔者仅见到咸丰皇帝西狩时随奉其母亲遗念的档案记载，并未见其他皇后的影堂或遗念龛随围的记录。咸丰皇帝对于其母亲孝全皇后的情感是极为重视而诚挚的）同时，孝全成皇后的祭奠空间亦经历了多次搬迁与多位帝王及后宫主位的祭奠活动，因此孝全成皇后的祭奠空间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变化并趋向完善的过程，其为多个时期陈设叠加的结果，且最终达到了一个由生者至逝者、再经由神灵携领至彼岸的超度模式。慈禧以太皇太后的身份驾崩，虽然同治皇帝对于其政治生涯是十分关键的存在，但孝钦显皇后（慈禧）实际已僭越后宫主位所能得到的权利，成为彼时大清的真正统治者。而孝哲毅皇后与孝定景皇后并无子嗣，因此在对生者祭奠的语境下，更强调其“祖”之重，尤其是孝哲毅皇后影堂的设立，更近乎为延续一种制度而存在（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现已公开的档案中，尚未见到祭奠孝哲毅皇后的记录），故御容与遗念支撑了此二者的整个祭奠空间（在孝哲毅皇后与孝定景皇后的祭奠空间内甚至鲜有无量寿佛与经书陈置）。当然，孝定景皇后的例子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东西六宫女性的空间内，御容才是祭奠环节最重要最必不可少的元素。

隆裕太后出殡纸人骑马像

瞻礼者的人员构成可谓是复杂的，其与逝者的伦理关系可以是夫妻，可以是母子与母女，可以是婆媳，或者血缘更远的子孙后代。从祭奠的仪式来看，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五服内之后辈女性成员与嗣皇帝均可以参与的仪式{如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六日《承乾宫等处遣皇后亲诣行礼等行程单》（05-13-002-000342-0007）：“皇后诣孝全成皇后御容前拈香行礼，瑾妃、荣寿固伦公主随从行礼毕。”又如宣统三年《隆裕皇太后率皇帝诣孝钦显皇后御容前并德宗景皇帝圣容前行释服礼等事宜行程单》（05-13-002-000377-0008）记载，瑾太妃与溥仪可在孝钦显皇后影前行释服礼，但遗念龛前则仅隆裕皇太后一人拈香行礼}，另一种则为后宫主位或皇帝或嗣皇帝对已逝皇后进行的私密祭奠，档案中一般称其为“拈香”。生者对于逝者的追思，最初源自真挚纯粹的私人情感，后来逐渐倾向于对政治、地位等方面的考量。这是一种人情走向制度的演变，亦是内廷规则日益僵化的表现。因此，东西六宫内祭祀女性主位可被视为一种发生在宫廷内部、产生在男权话语构架下且错综复杂的现象——既是思念的寄托、皇权正统的彰显；同时也是女性先祖对于后代的垂范以及女性后代对于女性先祖的瞻仰（目前未发现对后宫主位女性的神格化，但无疑被祭奠的女性拥有着后宫女性所向往的地位与权力）。

（本成果得到故宫博物院“英才计划”和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学术故宫万科公益基金会专项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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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三四“康熙二十七年三月”

（2） Luk Yu-Ping. “Qing Empresses as Religious Patrons and Practitioners”, in Daisy Yiyou Wang and Jan Stuart eds., Empresse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 1644-1912. Salem: Peabody Essex Museum and Washington DC: Freer|Sackle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8. 110-127.

（3）徐广源《清帝圣容供奉制度初探》，戴逸主编《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页360。

（4）Daisy Yiyou Wang, “Deciphering Portraits of Qing Empresses”, in Empresse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 1644-1912, eds. Daisy Yiyou Wang and Jan Stuart（Salem, MA: Peabody Essex Museum; Washington DC：Freer|Sackle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8）, 91

（5） “初二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上谕，养心殿后永寿宫照朕所住宫殿款式收拾，朕住永寿宫后翊坤宫亦收拾给妃嫔住，尔俱画样呈览，钦此。”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五》（后文简称“总汇”）“雍正九年·记事录”，页42

（6）《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清仁宗》卷四：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是日，上居咸福官（宫）苫次”，并于同年十月“上自咸福宫移居养心殿”。又《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清仁宗》卷二十二记：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上居咸福宫”。

（7）万依《故宫辞典》，紫禁城出版社，2016年，页45。

（8）晚清政治权柄向女性转移，慈禧太后在一定程度上已呈现了帝王化的趋势。如在其五旬万寿之际仿照咸丰皇帝改造长春宫的做法将储秀宫亦改为前朝后寝的帝王模式，又如其于六旬大寿之际迁居乾隆皇帝退位后所居之宁寿宫等行为，均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了男性统治者的做法。但其赋予自己的形象始终是女性形象。详见Yuhang，Li.“Painting Empress Dowager Cixi as Guanyin for Missionaries’ Eyes”,Orientations vol.40,No.6(November/December 2018):50-61。

（9）武怀军《影堂源流考论》，《文史哲》2020年第4期，页150~164、168。

（10）这一行为的内因源自弘历与富察氏结发夫妻的缱绻之情，以及面对发妻薨逝乾隆皇帝难以排遣的沉痛哀思。参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下·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二月”。

（11）孝穆皇后及孝慎皇后仅得到铜镀金塔的待遇（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活计档》胶片18。）

（12）《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编·第三册》卷一“承乾宫”。

（13）《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三编·第三册》卷一“翊坤宫储秀宫”。

（14）隆裕皇后于1913年去世，此时溥仪年幼，诸事宜由摄政王定夺。此时为隆裕皇后建立影堂的动机既不出于夫妇之爱，亦非源于孝悌，应更多是出于一种对惯常做法的延续。

（15）孝全成皇后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一日去世，当月二十五日道光皇帝便下旨为其制作“金塔龛”。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活计档》胶片21。

（16）孝贤纯皇后丧仪中，唪经时影堂仍未建置完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5-0092-018-020，《奏为大行皇后大事长春宫念经事》，总管内务府，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五日），但从钟粹宫孝全成皇后影堂设立及礼仪的情况来看，部分影堂在设立后亦会举行定期的唪经仪式。

（17）1859年。参见刘畅、王时伟《从现存图样资料看清代晚期长春宫改造工程》，《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页13。

（18）贾薇《由情及权——紫禁城东六宫女性空间的私密祭奠、信仰及其陈设》，《紫禁城》2024年第11期，页13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