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
2024年，“澎湃下午茶/京沪之间”举办过两次有关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研讨会，一次谈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阶段，另一次谈的是科技金融。
2025 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服务能级。证券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2025年，“澎湃下午茶/京沪之间”将围绕证券市场展开讨论。讨论涉及证券市场的历史镜鉴、国际化之路、规则演化等。
2月11日，澎湃新闻旗下智库澎湃研究所专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吴景平从证券市场的历史嬗变、红色金融实践、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关系等维度，回溯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基因与发展逻辑，探讨金融与政治、科技有机融合的历史经验，试图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金融科技创新提供历史镜鉴。
以下为采访摘录。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景平
股份制萌芽：产业近代化催生中国证券市场
澎湃新闻：证券的诞生最初是为了应对远洋航行、贸易的风险。那么，对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是什么动力促使了证券市场的诞生？
吴景平：从华商来看，随着洋务运动兴起，中国的民族资本开始创办企业。这个时期的企业，不再是传统的小作坊，而是逐渐走向规模化、机械化，因此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撑生产和发展。由于早期华商企业的自有资本有限，扩大资金来源最简便的途径就是借鉴西方的公司制和股份制。典型的洋务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等，都是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开始积极思考如何筹集资金，而股份制恰恰是其中一个关键的解决方案。企业实现持续发展需要集众家之力。并且，资本的来源不仅仅依赖于个人关系，而是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规则。因此，推动证券市场诞生的根本动力，其实是产业近代化的需求。
澎湃新闻：中国共产党对证券市场有哪些认识？
吴景平：尽管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已经成立了，但那时它是一个革命政党，社会化的经济活动需要公众广泛、持续地参与，而这只能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实现，比如拥有稳固根据地。在根据地时期，中共在财政和经济领域已经开始探索股份制的思想和实践。虽然当时的“股票”或“债券”概念并不如今天这么明确，债务和股权的界限也并不总是分得很清晰，但基本原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通过这种方式解决资金问题。
当然，一旦采取这种方式，资金的筹集就不再是短期的“应急手段”，而是需要持续的支持。投资者将资本使用权交给你时，就需要为其提供回报，而这种回报可能有多种形式。证券市场的出现，实际上是建立起了一种具有普适性、公有性和社会接受度的融资模式。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不仅是一个资金筹集的问题，更是如何将执政理念与经济现代化、国际化相结合的问题。区别于简单的借贷，经济建设是一个涉及多重力量和因素的交互过程，其中如何协调各方关系，解决复杂的利益冲突，是一个关键问题。
红色金融实践：革命逻辑与市场规则的博弈
澎湃新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经济建设时期都曾用证券服务于革命理想，这一做法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还是有其自身的创造？党如何处理政治使命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吴景平：清末民初，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也将其资金运作方式和投资方式带入中国。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形成具有主要影响，而苏联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革命领域，提倡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目标，通过计划体制推进经济建设。
在这个阶段，革命思维对经济的影响也很大，它提出钱必须归人民所有，如果无法通过传统的市场规则获取资金，革命手段也能让钱归于人民。这种革命逻辑在当时是成立的，但到了建设时期，尤其是在常态化社会中，这种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也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经济的国际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国际性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必须打破国界，实现开放与合作。换言之，中外之间的交流，特别是经济上的交流合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应有之义，目的在于推动中国人民的利益最大化。
如何在这方面做到平衡，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外资与本国投资者的利益诉求虽然在本质上相似，但仍然存在差异。如何让外资投资者感受到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同时又让本国投资者感到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因此要了解历史，通过历史来继续学习。
澎湃新闻：除了在根据地内推行红色金融，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国统区金融市场采取一些行动？
吴景平：在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通过安插一批金融工作者，积极渗透金融体系。举例来说，有留美背景、具有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的冀朝鼎，就曾担任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会秘书长、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同时还是孔祥熙的秘书。
中国共产党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既注重当下，又着眼于长远，早早布局金融领域，广泛开展活动。比如，由于根据地资源匮乏、交通不便，无法独立完成所有物资的生产和采购，因此迫切需要借助金融市场来获取诸如药品、武器装备等重要物资。与此同时，党并没有排斥炒股和投资，而是善于利用金融工具为革命和经济建设提供支持。这种“非典型”金融实践，展现了党在极端环境下对经济工具的灵活运用。
澎湃新闻：在红色金融推行的同一时期，国统区的金融市场更具市场化和国际化特点，尤其是上海在证券交易的使用上较早且集中，但证券交易所最早并非在上海出现，为什么会这样？
吴景平：其实，以西方商人为主的证券交易所早已在中国设立，而华商要成立证券交易所，则需要经过注册、申请、审批和营业执照等一系列手续。可能是这个原因，令北京成为华商最早获批开设证券交易所的地方。然而，我认为早一年晚一年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证券市场条件更完备、更成熟，毕竟只是差了一两年，影响不大。上海早就存在所谓的场外交易，甚至一些交易在茶楼里就完成了，但当时并未形成合法的社会程序。
北京的证券交易所开设较早，但其发展并不顺利。因为它的政治属性过于突出。特别是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换届频繁。16年间，政府经历了30多位内阁总理，政治环境动荡，社会经济也遭受了严重冲击。相对而言，上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较为稳定，吸引资金大规模流入。当时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比如“北四行”（编注：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的合称），都陆续将业务重心和总部迁至上海。由此，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上海证券市场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黄金十年”（1927-1937），成为近代中国市场化与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枢纽。
金融与科技融合引领创新，上海承担重要责任
澎湃新闻：除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议题，放在今天就是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从金融史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的关系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吴景平：民国初期，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北四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和管理者因此也驻在北京，以便于协商和协调政策。上海作为商业金融中心，主要服务于日常的内外贸易和工商实业，提供中小额贷款，资金流动快速但金融影响力有限。
1927年后，随着政局的变化，首都设于南京。上海依然主导商业和进出口贸易，但与南京的人员和信息交流十分便捷。那时，上海的金融界经常向南京的财政部反映诉求，南京的官员也会直接到上海与银行界沟通，“风潮来了，危机来了怎么办？中央的要求是什么？你们有什么困难？”由于两地的距离较近，沟通和掌控都比较方便，上海的商业金融机构更容易获得财政性金融业务的支持。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因此相对和谐，发展也比较顺畅。
现在，北京和上海的关系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牵涉国本问题。上海的资金流动量非常大，要形成较好掌控，超越市场的政治力量必须介入。正如马克思所说，“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上绞架”，这样的极端现象显然不应出现。为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除了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外，政治力量还需要适时主导制定并执行规则，并确保所有参与者都清楚、透明地遵守这些规则，明确赔偿和盈利的界限。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上海的金融经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国家和民族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公安系统的保障，上海的治安如何得到保证？如果清洁工不打扫卫生，办公楼门前堆满垃圾，企业还怎么做生意？金融业不应自视为百业之首，它的存在依赖于实体经济的支撑，应听从党的指引，遵守规章制度，为人民服务，让更多民众从企业发展中受益。
我们谈论上海时，必须放眼全国，甚至全球。只有这样，上海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才能真正显现出来。上海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根源于整个国家的需求。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战略地位是最前沿的，政策常常会在上海进行试验，再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而政治中心的及时指导和支持能够确保上海能够发挥其关键作用。
澎湃新闻：您提到“金融和科创其实是一回事”，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吴景平：要理解这句话，首先需要从货币和货币制度谈起，而货币的演进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发展的过程。在没有货币的时代，人们依靠物物交换，但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剩余产品的增加，简单的使用价值交换无法满足需求，于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应运而生。那么，由什么来充当货币呢？这恰恰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早期，先民使用贝壳、石头作为货币，随着冶金技术和铸造工艺的进步，金属货币开始出现。进入纸币时代后，纸币的设计、油墨、印刷技术以及防伪技术，都与当时的科技水平密切相关。
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更进一步凸显了科技的重要作用。比如，货币交换的行情依赖于电话电报技术进行信息传递，跨区域的市场信息因此得以同步共享。可以说，金融的各项业务和配套设施的运作，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持。
随着交易手段和标准的进步，电子货币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不同国家的电子货币之间如何互动呢？如果仅停留在“一元人民币等于多少美元”的汇率换算层面，显然无法满足全球经济的需求。为了实现更高效的跨国交易，不同国家或经济体之间需要寻找到一种可互通的货币形式。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政治互信和紧密的经济联系，还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打造一个更加便捷、安全、高效，且平衡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届时，国际货币体系将不再受制于美元或SWIFT的限制，跨越这种局限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内部差异性甚至超过整个欧洲，但依然能够在国内使用统一的货币和金融制度。我相信，尽管仍需警惕地缘政治风险，平衡开放与安全，中国依然有条件站在金融创新的前沿，而上海在这一过程中将肩负重要责任。
此外，金融制度创新还需要关注“不平衡性”。例如，央行的数字货币虽然已经开始推行，但考虑到没有智能手机的群体，推行过程仍需谨慎，给他们留出适当的缓冲空间。创新可能会使我们脱离“落后”，跑得很快，但最终我们还是需要停下来，回头看看那些未能跟上的部分。金融创新的目标是既要维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又要推动最前沿的创新，二者缺一不可。
（本文由澎湃新闻副总裁、澎湃研究所所长张俊和澎湃研究所研究一部总监吴英燕采访。实习生孙欣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