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活跃在各种不同领域的历史学家而言，与思想史的距离既紧密又疏远：虽然创造历史的人类离不开思想，但是“思想”如何成为五花八门的“历史”之“史”，却宛如在天光之下茫茫大海上的片片粼光，闪烁不定而难以捕捉。既然任何历史书写都是写作者的某种思想的产物，研究史学史的人难道能够不研究史学的思想史吗？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也是一样，因此就有了政治思想史、经济史、地理思想史……等等研究领域，思想史无处不在。就如芬兰思想史学者马库·赫赫卡宁（Markku Hyrkkänen）的一篇论文《所有的历史或多或少都是思想史：R. G. 柯林伍德对思想史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All History is， More or Less， Intellectual History: R. G. Collingwood’s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January 2009，Intellectual History Review19-2）所指出的：柯林伍德提醒我们，历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形式——这是对柯林伍德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的注解。因此，“作为思想史的XX史”成为在不同的史学领域中时常看到的议题，不同专业的历史学家似乎都要面对如何书写所研究领域中的思想史的议题。可能比认识到人的历史与思想的天然联系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往往在学科研究发展“转向”的关头会特别感受到“思想史”视角的挑战性与动力意义。
因此，沃特莫尔说“思想史在当下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在历史研究发生种种转向（全球转向、跨国转向，以及比较转向、空间转向、视觉转向、国际转向）的今天，思想史家依然站在前沿”。可能也正因为这是一片非常活跃的前沿，他认为如果要“给思想史下一个定义，总是难免有偏颇之虞”（序言，1页）。在第一章“思想史的身份”中，他首先就问“我们如何给思想史下定义呢？”，然后就说有观点认为无法下定义，就连被认为对思想史做出极大贡献的约翰·波考克也不愿确定是否相信有思想史这个领域存在（16页）。沃特莫尔虽然自己不想给出一个思想史的定义，但他还是谈到了在英国第一位担任思想史学科教授的约翰·布罗（John W. Burrow）“为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定义，认为思想史就是恢复‘意义’的过程，亦即‘当过去的人说某些事的时候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以及这些事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同时接着提到了布罗的警告：在通常情况下“学术标签最好是视为方便之计，而不是本质的名称”（17页）。他说这是我们所见的关于思想史的最好的定义。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恢复‘意义’”这个说法，它让我想起近日来突然显得有点凄厉的关于人文学科存在意义的争议之声，恢复“意义”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维度。沃特莫尔更为赞赏的是约翰·布罗使用的隐喻：思想史学者如同一个窃听者，偷听过去的对话；又如同一个译者，充当古今的文化之间的中介；还像是一个探险者，探索那些充满了跟我们不一样的信念和预设的陌生世界（同上）。在古今之间的思想层面上的倾听、传译和在对比中进行探索，这样的思想史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
回到该书“序言”。第一句就是：“这本小书的目的，是让普通读者了解什么是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以及思想史家在做什么。”接下来说“在这本书里，我将会尽量奉献给读者的，是在我眼中进入这一领域所必需的指引”（1页）。结尾又说“本书的目标是成为一本思想史的入门书，同时要厘清思想史与相邻领域之间的关系”（3页）。很显然，作者心中有明确的读者定位，是写给开始学习思想史的普通读者。全书除了序言、导言和结论之外共有六章，各章的题目分别是“思想史的”——“身份”“历史”“方法”“实践”“适用性”“现在与未来”，看起来也是简明、易懂。
但是实际上在书中论述的议题及具体内容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并非那么容易理解，比如即便是在序言中，就已经谈到像“剑桥学派”这个标签在今天已经可以放弃、政治思想史与思想史研究的微妙关系——本书的一位匿名评审人提出该书的标题是否应该叫“什么是政治思想史”？——这样的议题，在导言中的论述就进入有关思想史讨论的各种复杂语境之中。更不用说在各章的论述中，关于约翰·波考克（John G. A. Pocock）、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2013）等人的政治思想变迁的聚焦式论述，紧密结合了他们自身的研究者语境和所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以此来论证思想史研究的难点、疑点、困境和多种可能性，对于没有相关研究背景的读者来说可能不那么容易进入。在这里顺带要说的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在第一章开头谈到思想史这个概念难以下定义的时候，本应同时就解释英语中的两个“思想史”术语（“Intellectual History”与“History of Ideas”）的起源语境、语义区别和在二十世纪学术研究中如何被混用，以及在当今大部分学者已经约定俗成地以“Intellectual History”表述思想史、以“History of Ideas”表述观念史的基本情况。但是沃特莫尔却在第二章“思想史的历史”中才予以论述，而且还是在关于相关术语如何被创造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不是那种比较简明的词源解读。这也再次证实了我的一种阅读经验：在西方学术中，许多导读（Guide）、通识读本（Short Introduction）类著作并没有因为所面向的读者对象而降低了学术门槛，不会忽略或回避论述议题中的问题意识和争议性质。
其实沃特莫尔在序言中也说过，“像本书这种入门性质的介绍，同样不得不说只是笔者的一隅之见”，“所讨论的内容难免会受到我个人研究兴趣的局限”（1页）。谈到个人的研究兴趣，他也介绍了自己的求学与研究背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求学于剑桥大学，教政治思想课程的老师群星璀璨，有约翰·邓恩（ John Dunn ）、马克·戈尔迪（Mark Goldie）、邓肯·福布斯（ Duncan Forbes）、昆廷·斯金纳、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理查德·塔克（ Richard Tuck）等。后来进了哈佛继续念研究生，印象很深的是选了朱迪斯·史珂拉（Judith Shklar， 1928-1992）讲授的“启蒙时期的政治理论”，史珂拉在课上鼓励研究生把历史上的文本跟当下的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研究。他特别想说明的是他进入研究思想史的取径，以及他与“剑桥学派”这个思想史研究群体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沃特莫尔在去年接受“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的采访时也谈过。他想成为一名思想史学者的想法最初是1980年代在剑桥大学听了昆丁·斯金纳的讲座后产生的，以后受到约翰·波考克作品的影响特别大，因此他愿意称自己是一名剑桥思想史学派的“忠实成员”（a fully paid up member）。然后他谈到在《什么是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简论》里专门写过剑桥学派不同分支的关系，特别是比较了斯金纳、波考克和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的观点及影响。他表示自己最感兴趣的是“行动中的思想”（ideas in action）以及历史人物如何回应他们谋求改变或者改革的计划失败时的挫败感（《理查德·沃特默谈启蒙运动的终结》，李诚采访，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05659）。我感到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朱迪斯·史珂拉的影响，虽然沃特莫尔对于史珂拉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看法，但是结合当下政治局势研究思想史的敏锐感觉与问题意识是相同的。
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艾克勒格峭壁上刻有一些文字，此地在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曾经是一个规模很大的采石场，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应该是当年的工匠留下来的。那些刻字有很多是名人的名字，最大的一块石板上刻着的是：“国债八个亿/哦，天佑吾国/乔治三世，威廉·皮特/财力是战争的支柱/陆军元帅惠灵顿/英勇的海军上将纳尔逊。”（导言，1-2页）沃特莫尔的解读发现：这个国家因为国债负累而陷入困境，需要拯救。“天佑吾国”这一引语直接取自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为罗彻斯特大主教弗朗西斯·阿特伯里博士（Francis Atterbury， Bishop of Rochester，1663-1732）所写的墓志铭；“财力是战争的支柱”这一说法可以追溯到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 106-前 43）的演说，后来被许多作者引用过，也曾经被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反驳。那么，“对于艾克勒格峭壁的石匠而言，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社会由于纵欲过度、穷兵黩武、债务日增而导致悲惨结局——在18世纪的文献里，这些也是老生常谈了。”（3页）于是联系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文章《论政府贷款》，当时休谟为欧洲各国债务日增的后果倍感忧虑，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也都知道国债的问题。历史的后见之明往往认为那时“工业革命”已显露出端倪，经济增长快速，社会稳定增强；但是当时的人却感到危机四伏、前途难卜。“因此，石匠的话非常重要，它给我们提供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视角，而这个视角常常被人遗忘。” “理解石匠的话有何意义，让思想史研究的能力得以展现，亦即：它可以揭示出过去的思想、观念或是论点背后所隐藏的东西，由于后代人的放弃或是拒绝，它们被忽视已久了。”（5页）这就是思想史家对失落在历史中的思想的揭示。
当然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在阐释过程中时常会出现含糊、误解和时代倒错。思想史家也因此被认为是以思想掩盖了社会行动的真正根源，因而是误导性的；思想史家被称为是唯心主义者，眼里只有精英和大人物的学究，不能理解社会，除了思想之外不相信偶然因素。作者说：“本书要论证的是，如果针对目前实践中的思想史这一学科，所有这些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11页）对于思想史家来说可能更为尴尬的是面对“真正的”历史学家的时刻，因为对方往往认为思想对于“真实的历史”的要素而言只是附属现象；而且由于思想史家就职于各个文科院系，因此总是需要依据所在学科的主流研究方法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因此能否被历史学同行接受，常常是思想史家要考虑的特殊困境。难怪沃特莫尔要说“本书的目标之一，是界定思想史家所共有的领域，让思想史家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主场团队的一部分。”（11-12页）这就不是说给初学者听的，而是给同行鼓劲，同时也是说给其他历史学家听的；沃特莫尔对唐纳德·凯利观点的评价也好像是说给他们听的：“凯利提出了一个值得赞许的观点，只有在认识到历史上的行动者的可能行动范围受到同时代思想文化的限制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存在。……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可以说理念从高深的柏拉图式高峰“降临”到日常语言的世界。”（30-31页）最后这句话挪用了唐纳德·凯利的一部重要著作的书名《观念的降临：思想史》（The Descent of Ideas： Th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2002），在底下的注释中提到了这部书。
无论从个人研究背景还是以在思想史领域中的重要影响来讲，沃特莫尔在书中对于提出语言语境主义（ linguistic contextualism）的“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汀·斯金纳 、约翰·波考克和约翰·邓恩论述最多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在今天看来语境主义的主张似乎已经并不新鲜，但是细心分辨他们之间的异同——包括他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等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对于斯金纳的论述中特别详细地阐释了他的卓越贡献与存在问题。他们都把文本视作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这里的情境指的是通过语言实践形成的意识形态情境。“斯金纳表示，历史学家的目标是揭示特定文本的作者‘在做什么’，包括作者意图做的事情，以及根据其他作者的反应来判断，他做成了什么事情。斯金纳论文的原始标题——‘政治思想史中经典文本的非重要性’——预示了这种方法的一个预期后果。”（58页）他强调由波考克、邓恩和斯金纳提出的最重要的主张是“作者所使用的语言或话语，即作者在阐述其论点时采纳和使用的一套假设，限制了论点本身”（58-59页）。接着再看看斯金纳在《思想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对两种理解历史文本的方法的批评。第一种方法是将文本的论点与其经济、社会或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斯金纳没有说这种方法是无效的，只是认为光是专注于背景是不行的。在我看来他所批评的这种“背景”方法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拼贴式背景法，并没有对历史背景的“远景、中景和近景等不同层次进行微观、具体的实证研究。 第二种错误的方法就是认为只需要反复地阅读文本就可以弄清楚在任何时间点上、在任何问题上作者说了什么。斯金纳指出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点都是仅仅关注文本本身，这将导致“各种各样的历史谬误”（65页）。应该想到的是，在我们更为熟悉的研究语境中，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对于所谓文本的意义、价值等早有定性的语境中，学者们只能以拼合的背景和细读文本的方法来提出似乎更有学术性的论证。在这种语境中，真刀真枪地追问某一经典文本的作者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文本发表后在当时和后来发生了什么与文本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情等问题，就是对英语世界中所谓的辉格式史学的挑战与批判。那种“辉格式的方法假定历史是进步的，而且是线性发展的，这受到读者的赞扬，因为它们为美化国家的现状提供了合理论证，从而维持了历史学家作为知识分子，有时甚至是公共道德家的角色。”（39页）这里讲的知识分子或许应该理解为带引号的。
我注意到在第二章“思想史的历史”论述“思想史”术语（“Intellectual History”与“History of Ideas”）变迁的时候，作者提到了彼得·戈登（Peter E.Gordon）的观点，但是在此之后就没有谈到彼得·戈登在同一篇论文《思想史中的语境主义及批评》（Contextualism and Criticism in the History of Ideas，2014）中对昆廷·斯金纳提出的部分质疑，这是有点遗憾的。因为在我看来，彼得·戈登并非要全面质疑和推翻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而是质疑“作为关于意义的普遍理论的强语境主义”。戈登的具体观点是：“我并非建议思想史家放弃使用有限意义上的语境主义，即作为一种注意到语境的方法。在这一有限意义上，语境主义是历史理解的重要工具，因为它唤起我们去注意思想在不同的和多样化的环境中所产生的共鸣和影响。……我旨在建议，思想史家不应赞同一种作为整体的、详尽的意义理论的语境主义，也就是说，不应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特定语境可以完全解释一个观念的所有可能性。这种穷尽性的观点取决于一些前提，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前提也是不可靠的。”（达林·M.麦克马洪、塞缪尔·莫恩主编《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张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5页）对“强语境主义”的警惕和反思，这对于初学者来说特别值得思考，在重返历史语境的路径上就应该带有多元视角和保持清醒的条件意识，从而使实践性的和批判性的思想史研究成为可能。
沃特莫尔在序言中就说过，思想史正处在岔路口上，下一步将走向何方，谁也无法预测（4页）。但是无论如何，无需怀疑思想史研究对于理解急速变化的当代生活和世界格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问题只是应该如何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意识和掌握正确的方法。克莱尔·奧法雷尔（CJare O'Farrell）认为福柯的观念史研究对当代历史编纂学有重要贡献，历史学家的工作可以充分运用他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经验的工具，同时更强调的是福柯的观念研究的历史实践“能帮助人们明白他们能够做出选择，而非仅仅让自己俯首帖耳地去践履那些坚固的历史传统或者屈从于不变的制度性结构的重压。……这意味着每个人，无论其处境为何，都有着某些回旋余地。……无论限制为何，处于什么样既定处境下，人们都有能力做出选择”（克莱尔·奧法雷尔《米歇尔·福柯：历史和文化的无意识》，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2013；余伟、何立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34页）。从观念史到思想史的研究都可以从某些方面帮助我们在变幻的现实面前坚守一种信念：无论环境如何变幻，每个人实际上都有无法被彻底剥夺的自由，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时代裂变的危局面前，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重返思想史研究的战场。重返的路径和方法既可以借鉴“剑桥学派”的有效经验，也可以像沃特莫尔也同样认可的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和列奥·施特劳斯那样，虽然他们都没有采用斯金纳的方法，“但他们都能理解历史上的思想，并使其与当前政治建立关联。斯金纳的回应则是，将旧酒装入新瓶并加以利用固然很好，甚至通过阅读古书来反思当前问题也可以带来启发……”（78-79页）
旧酒与新瓶这个比喻不一定很恰当，总之就是“思想史家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当前生活方式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当前对这些价值观的思考方式，是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可能世界时所做的一系列选择的产物。有了这种意识，对于这些价值观及其应如何解释和理解，我们就有可能从任何霸权性的叙述中解放出来”（99页）。难怪在2009年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讨论斯金纳的研讨会上，有人把斯金纳的研究工作概括为“从方法到政治”（同上）， 这是对于重返思想史研究战场的高度评价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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