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与潘岳的四次“交锋”

西晋人文极盛，“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说广为流传。其中潘岳与陆机总被文学史放在一起，故有“潘陆”并称。二人文风异趣，评家称“潘江陆海”，不为无由。恰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言：“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

陆机曾为太子洗马，贾谧亦在“东宫积年”。正因此，潘岳代贾谧追忆过往“缱绻东朝”，与陆机“情同友僚”，赠诗的目的显然是为巩固关系。站在中朝的立场，孙吴政权不具合法性，故而潘岳直斥“南吴”乃“僭号称王”，平吴克胜，则“伪孙衔璧”。如此触目的字眼，作为陆逊之孙、陆抗之子的陆机，定然无法忽视，但又不得不承认眼前的既成事实。是以答诗刻意绕开“僭”“伪”之说，先将魏、晋嬗替归结为“天厌霸德”，“天命”既已转移到晋，所以“陈留（曹奂）归蕃，我皇（司马炎）登禅”，蜀汉与孙吴也随之来归，即“庸、岷稽颡，三江改献”是也。世人尽知，司马昭灭蜀在前、司马炎即位在后，也就是说，应是“庸岷稽颡”在前、“我皇登禅”在后。陆机有意错乱时间顺序，一定程度淡化了“三江改献”的屈辱。

潘岳代贾谧所作赠诗，将陆机比为来自“海隅”“南冈”的“长离”（灵鸟）“朱鸾”，分明还是在身份上作文章。此后，潘岳虽用大段笔墨称美陆机“播名上京”后的仕宦经历，但值得玩味的是，此番认可其实带有微妙的限定，即诗中“在南称甘，度北则橙”一语。这句古谚世所共知，原意是说南方的“橘”移植到北方会变成“枳”。站在陆机的角度，即使潘岳最终以“崇子锋颖，不颓不崩”这等赞语，释放了友善信号，但古老的谚语仿佛提醒他：北人对南人始终无法放下轻蔑之心。鉴于此，陆机答诗才会说：“惟汉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从地域、物产角度正面回击。他自视应为“万邦作咏”的“南金”，而非如对方所称“甘”“橙”之类“曾不踰境”的物什。陆机并未因由“南”入“北”而自掉身价，反倒在“度北”之后，“南金”的份量甚至会引发北方文坛的“三张减价”。（这组赠答诗，朱晓海先生已有相当精湛的论述，见氏撰《潘岳论》，载《燕京学报》新十五期，第156-157页。）

元康六年，潘岳出任著作郎，至八年（298年），因妻丧离职。也就在此年，陆机出补著作郎，宿命般地接替了潘岳的职位。这恰好与“安仁来，陆便起去”的逸闻相呼应，不同的是潘岳走、陆机便来。潘岳为亡妻作的《哀永逝文》应撰于此时；接任著作郎的陆机，得以进入秘阁，读到曹操《遗令》，于是写下《吊魏武帝文》。这一年的潘、陆，只是擦身而过，未曾正面对垒，却近乎同时写出关于“死亡”的动人篇章，可以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交锋”。

“死亡”是潘岳最擅长的文学主题。《文选》“赋”“诗”二类均有“哀伤”之目，潘岳的手笔赫然在列；此外，与“死亡”相关的《选》“文”之中，潘文居“哀”“诔”之最。就在充斥着“吊祭悲哀”（萧统《文选序》）的应用文类中，安仁的《哀永逝文》与士衡的《吊魏武帝文》一并获得昭明太子青眼。

潘、陆二文异趣，从哀、吊对象即可察知：《哀永逝文》写新丧之妻，《吊魏武帝文》则因早作尘土的曹操而作。伤至亲十分平常，吊古人稍显难得，是以陆机在序中特意假设有客发问：

临丧殡而后悲，睹陈根而绝哭。今乃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意者无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识情之可无乎？

通常而言，“丧殡”之时才会教人“悲”“哭”。感知死亡需要在场，书写死亡亦当如之。在《哀永逝文》中，作者几乎再现了从出殡到下葬的全过程，正因在场，情感才足够真切。曹操早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就已薨逝，处于“百年之际”“无情之地”的后人，本不应哀伤。陆机之所以“伤怀”，原因在于：即使像魏武帝这样有“回天倒日之力”“济世夷难之智”，“格乎上下”“光于四表”的大人物，最终也不过“藏于区区之木”“翳乎蕞尔之土”，难逃一死。

大人物不但会死，且死前的情状也不免难堪。陆机读到的魏武《遗令》，除却“经国之略”“隆家之训”，还有“爱子托人”“分香卖履”之类琐屑家务，而曹操希望将自己的衣裘“别为一藏”，死后竟遭瓜分。世人眼中的大人物，到头来竟这般“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眷恋尘世，无法忘情。

较之魏武帝，潘岳的妻子只是一个小人物，小到唯有通过潘氏留下的诗文，才能窥见其身影与芳名（《离合诗》）。在她身后，“悲”“号”“哀”“哭”不仅贯穿于丧葬过程中，也在潘岳的文学世界永恒回响。如果说陆机要探讨的是死亡之“理”，即人终有一死，大人物亦莫能外；那么潘岳要抒写的无疑是死亡之“情”，哪怕是小人物的死，也会令至亲长怀哀思。小人物有其“大”，大人物有其“小”，这或可成为“机、岳之文永异”，二者却又齐名的绝佳佐证。

文学之外，陆机、潘岳在史学上也有交手。当时朝廷欲修国史，就《晋书》该如何限断，即本朝的“历史起点”问题两次展开讨论。起初，荀勖、王瓉分别提出“正始”和“嘉平”两种起年方式；晋惠帝时，此一话题再引热议，贾谧又提出“泰始为断”之说（《晋书·贾谧传》）。唐修《晋书·潘岳传》直言不讳地说：“（贾）谧《晋书》断限，亦岳之辞也”，意即所谓“泰始”起年说为潘岳出谋划策。

其时，陆机也参与了《晋书》限断的讨论。王隐《晋书》即见此事，《初学记》也留存片言，其文曰：

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

另据干宝《晋纪》载：“贾谧请束皙为著作佐郎，难陆机《晋书》限断。”陆机对《晋书》限断的全部意见，现今已无法获知，不过既然贾谧派出当时的著名学者束皙与之辩难，便可知他与台前的束皙、幕后的潘岳看法相左。按照陆机所说，身为西晋“三祖”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尚未篡位，“实终为臣”，史家理应为其作“传”；而以后世追尊的角度论之，他们已然等同帝王，其传又可称“纪”。“纪”“传”名、实的两难，既凸显了“三祖”身份的暧昧，也折射出《晋书》限断的尴尬。正始元年（240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成为唯一的辅政大臣，随后改元“嘉平”，标志着司马氏已独揽大权。所以无论起年自“正始”还是“嘉平”，都好似预先将仍是臣子的帝王野心昭告天下；“泰始”起年，则从司马炎正式登基算起，才不至于扯下历史的遮羞布。潘岳与陆机，一个依附典午，一个出身“胜国”，天然的立场使二人根本殊途。

潘岳身为贾氏党羽，唐修《晋书》本传罗列其人数条“罪状”，最严重的一条指控当属：“构愍怀（司马遹）之文，岳之辞也。”元康九年（299年），贾后设计废除太子司马遹，先诈称惠帝身体抱恙，呼太子入朝，而后将其灌醉，诱使他抄写咒骂帝后的祷神文。这份构陷文书即由潘岳草拟，其辞云：“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晋书·愍怀太子传》）措辞不但与潘岳个人文风大相径庭，也殊非正常状态下司马遹可能的表达，荒唐错乱，倒是颇合醉酒的情态，足见代笔之妥帖。

永康元年（300年），贾氏一党被诛，潘岳、石崇等人也“白首同所归”（潘岳《金谷集作诗》）。此前惨遭贾后毒害的司马遹，得以恢复“太子”身份，获得“愍怀”的谥号。当时有两位作手，代表官方为太子撰写“诔颂”，其中一位便是陆机。在愍怀太子遭诬被害与死后复位的政治风云中，潘岳与陆机又一次宿命般地相衔：前者的手笔导致太子之“死”，太子之“死”竟又成为后者执笔的动因。陆机以诔文为愍怀洗冤，直斥贾后“如何晨牝，秽我朝听”，此时已随贾氏同入鬼录的潘岳，倘若地下有知，会否再次执笔与之争胜？毕竟举世皆知，安仁“巧于叙悲”（《文心雕龙·诔碑》），最擅哀、诔。

史称陆机有“豫诛贾谧”之功，不过几年光景，却在成都王司马颖麾下不幸枉死。《南史》记载谢灵运问谢晦“潘、陆与贾充优劣”，此番设问乍看古怪。如果说贾充代表着权力，潘与陆只是权力操控的两支笔，笔与笔之间才分辨孰优孰劣。不过“趋利”的安仁也好，“邀竞”的士衡也罢，二人屡次“交锋”的背后，总有一只权力的大手。

此前，吴国西陵守将步阐投降晋朝，陆机之父陆抗出兵讨伐，晋朝与陆氏对阵的将领为杨肇，亦即潘岳岳父。这场战役的胜败，对陆、杨、潘三族的未来影响深重。牵动陆机、潘岳命运的齿轮，或许在西陵交战之际就已开始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