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温泉都因为缺乏有吸引力且有效的替代选项而大获其利，可如果常规医疗真能把人治好呢？如果城里的医院和诊所不再是“坟墓的接待室”而成了健康与长寿的中继站呢？从长远看，生物和医学取得的持续不断的突破确实会动摇温泉长久以来所宣称的包治百病的万能中心的地位。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半个世纪中，也就是大温泉的巅峰时代，常规医疗的新冲击实际上却助力了疗养地蓬勃发展，它刺激了温泉再度关注并强化治疗本身，这一尝试表明温泉想像其他那些保健机构一样变得“科学”，与时俱进。
危机：医学科学化对温泉疗养的冲击
1882年，柏林大学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教授发现了结核杆菌，最终为真正有效地治疗结核病铺平了道路（而在此过程中，疗养地的吸入治疗室以及达沃斯——托马斯·曼在《魔山》中描绘的休养地的原型——这些高海拔空气休养地的受欢迎程度也极大地被削弱了。）科赫同时还分离出了导致霍乱的水媒杆菌，这种疾病曾周期性地在疗养地肆虐。那些拒不承认科赫发现了在水中传播的致命细菌的温泉医生，徒劳地希望在科赫的死对头巴伐利亚的麦克斯·佩滕科弗（Max Pettenkoffer）那儿找到支持。为贬低科赫的理论，佩滕科弗从这位柏林大学教授的实验室搞到一份染了霍乱的水样本，鲁莽地把它一饮而尽，结果自己染上了病毒，险些丧命。在法国，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通过其在细菌学上的开创性工作为微生物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时间推移，类似巴氏消毒法和疫苗接种等预防措施将被证明是会取代旧医学措施——对传染性疾病实施为时已晚的手术干预——的最佳新医学措施。
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
如果能证明手术干预的确是治疗疾病或伤患的必要选项，那它最好也应在最适宜的卫生条件下进行，可这却从未实现过，直到另一位医学先驱——英国的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将巴斯德的观点运用到他自己的外科手术领域，强调无菌的手术环境。李斯特告诫外科医师，他们不但要洗手（一个激进的理念），还要用石碳酸对手术器械和伤口进行消毒。
就像科赫的传染病微生物理论一样，李斯特对消毒的倡导在早期遭到了其同行的抵制，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医学蒙昧主义的一位悲惨受害者是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eld），他最终并非死于一个精神失常的刺客向他胸口射出的子弹，而是死于那些对约瑟夫·李斯特的新观念嗤之以鼻的医生脏兮兮的手指造成的蔓延全身的感染。不过，到世纪之交，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医院都采用了李斯特的方法，从而把这些在此前一直臭气熏天、疾病丛生的机构变成了（通常来说）更加安全的治疗场所。
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发生在疼痛管理领域。19世纪，尤其是在下半叶，人类在与疼痛——包括经常出现在医疗手术中的难以忍受的疼痛——的长期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提到手术引起的疼痛，大家只需回想一下英国小说家弗朗西斯·伯尼（Frances Burney）在1811年进行的乳房切除术便可知一二，那场手术只用了红酒作麻醉剂。对这段悲惨的经历，这个可怜女人写道：“当可怕的钢刀刺入乳房——切穿静脉、动脉、肌肉、神经——无须任何指令告诉我不用压抑哭声，我便抑制不住地哭泣。在整个切除过程中，我不停地放声尖叫——让我几乎感到惊奇的是，这声音居然没有萦绕在我耳边！——那种痛苦太折磨人了。”）19世纪后期，鸦片是首选的止痛剂，因其神奇的自然特性，伟大的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将其誉为“上帝自己的药物”（God’s own medicine）。在试验了从吗啡到海洛因的各种化学提纯后，人们一开始认为鸦片不会令人上瘾，因而广泛使用鸦片。另一种新面世的“神奇”药物是可卡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年轻医生称赞它在各方面都安全有益。弗洛伊德对可卡因极度痴迷，以至于他开出大量处方用可卡因治疗疼痛和焦虑，甚至他自己也频繁使用可卡因来建立自信（尤其是在与他的未婚妻云雨之时），他在初次服用可卡因后惊呼：“根本没什么可烦恼的！”弗洛伊德对这件事的看法随着其病人和他自己深陷毒瘾而改变了。不过，这些新药物显而易见的阴暗面不应当遮蔽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构成了更大范围的医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革命正改变着人们在患病和受伤时看待卫生保健和治疗方案的方式。
在欧洲，特别是中欧，在这个科赫、巴斯德、李斯特和弗洛伊德的时代，在主要城市的医疗中心工作的内外科医生都经历过数年的大学学习、临床培训，并取得了行业惯用资质。这本身便是一种革命。以德国为例，直至19世纪70年代，整个地区还没有普遍认可的医学教育课程。在德意志各邦，对开业医师类别的划分不同，差异很大，主流的划分方式是内科医生（Ärzte）与外科医生（Wundärzte）。在大多数德国医院，医务人员主要由外科医生组成，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接受过学术训练。因此，当时医生的社会声誉很低——当然，这与后来医生所享有的崇高地位相去甚远。
到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随着一轮自发的职业化过程，德国医生迅速实现了从徒有其名的理发师到尊贵的科学人的转变。1873年，德国医生创立了他们自己的专业协会“德国医学会”（German Medical Association，GMA），该协会整合了过去存在于各邦及各地区的组织。GMA迅即着手在德意志帝国建立统一的医师培训和发牌许可标准。借鉴其美国同行——美国医学会——的做法，GMA起草了一份医学伦理与行为规范准则，其目的与其说是保护大众，不如说是将经过大学训练的医务人员与像乡村草药医生、助产士和按摩师一类杂七杂八的辅助医疗从业者明确区分开来。引人关注的是，GMA的准则中包括不得打广告，不得进行免费或减价治疗，不得开具有专利药品的处方，以及（最重要的）禁止公开批评其他医生的行为。对于其嘲笑的“江湖郎中”（Kurpfuscherei），GMA也承诺会打击其信用并最终完全铲除这些顽固残余。
这场反对“江湖郎中”的运动是否意味着大温泉的医疗从业者也会被卷入其中呢？一些温泉医生的确是这么想的，因而被迫采取守势。更具体而言，在这一急剧变动的传统医疗图景下，那些主要疗养地及其医护人员又当如何应对他们行业面临的层出不穷的挑战呢？
应对：温泉地的新疗法与“科学化”
起初，他们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着19世纪渐入尾声，较大的中欧疗养地越来越多地向私人诊所敞开大门，那里可以提供最先进的常规医学治疗及手术。巴登-巴登再度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当地于1892年批准成立“弗雷/吉尔伯特诊所”（Frey/Gilbert Klinik），该机构的专长之一是放射学，这是一门随着德国人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发现电磁辐射（X光）而新兴的医学科学。（顺带一提，弗雷/吉尔伯特诊所在巴登-巴登存在至今日，如今它的名称是“弗朗茨·丹格勒医生内科与骨科诊所”，一家能同时提供水疗护理，以及最新式的除皱、运动医学、内科治疗的高端企业。）另一个加入巴登-巴登“医疗图景”的是私立的霍恩布里克疗养院（Sanatorium Höhenblick），该疗养院的专长是治疗风湿病（同样，它也仍然在继续运营，不过如今是巴登-符腾堡州立呼吸系统疾病研究所的一个分支机构）。毋庸置疑，德国与哈布斯堡帝国的其他主要疗养地很快便开始热情效仿巴登-巴登，对私人诊所敞开大门。
除了私人诊所，市立医院也成了大温泉的医疗基础设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一如城市墓园，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建筑往往位于核心温泉“疗养区”之外，以分散普通温泉访客的注意力或者避免使他们感到不适。
渐渐地，在中欧的优良温泉随时待命的医生在诊断各式各样的疾病时，一改往日懈怠懒散之态，因为他们与其同侪一样都在大学医院和主要城市的诊所接受过严苛的新式训练，德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于19世纪70年代出台法律，要求所有温泉都必须在经过大学训练的医生的管控下，依照“科学”原则运营。事实上，许多年轻温泉医生会在疗养地的季节性工作与维也纳、布拉格或柏林的大学医院初级教职间分配时间，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医师并未将他们的暑期工作视为“真正的”工作之外的消遣，他们把大城市的——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那些过去通常和当地矿泉毫无关系的新疗法与新应用”带至了温泉地，从而把温泉地“变成了当时医学风尚的大型实验室，同时，他们还开发了多种的创新”。疗养地非常适合充当这类实验室，因为与普通城市或小型城镇空间不同，疗养地环境相对封闭，病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能够得到温泉医生的定期检测——如果并非总能成功控制的话。
也不是所有“科学的”温泉医生都是在医学学术领域卖力往上爬的年轻奋斗者，约瑟夫·西根（Josef Seegan）是现代浴疗学（balneology）的早期专家，也是一本颇有影响力的教科书《一般与特殊健康指导手册》（Handbuch der allgemeinen und speziellen Heilquellenlehre）的作者，1854—1884年的30年间，他每年冬季学期都在维也纳大学开设一门与水疗相关的常规课程。在同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根会前往卡尔斯巴德过暑假，他在靠近镇中心的老街（AlteWiese）附近运营着一家繁忙的医疗诊所。除了水疗，西根还是公认的糖尿病等代谢疾病专家，他坚持认为卡尔斯巴德的水能治疗糖尿病，而且他已经严密地分析过那里的水的确切化学成分。卡尔斯巴德的水的主要成分——芒硝（Glaubersalz）——在他看来对人体的新陈代谢有重要且可控的影响。
卡罗维发利（旧称卡尔斯巴德，是著名的温泉小镇）的秋天
大温泉的科学现代化并不局限于主要的温泉设施以及/或相关的照护服务和娱乐行业。尽管新建的浴场建筑都有着不加掩饰的历史主义风格的外观，但温泉小镇还是热切地拥抱都市规划和卫生方面的最新进展：从市政照明、污水处理系统，再到水净化设施和为防止传染病进行的食品监察。温泉小镇也到处是记录着事物轨迹的小物件——其本身可谓是一种“世纪末”的迷恋物（自然，这种迷恋至今仍陪伴着我们）。在写到马里昂巴德——尽管此类观察也适用于其他疗养地——时，历史学家米尔贾姆·扎多夫（Mirjam Zado_x001D_）提及了众多创新，包括“气象观测柱、液体比重计、介绍当地泉水矿物质含量的信息亭、体重秤（对于在意重量的马里昂巴德，这尤其重要）、数不清的时钟（利于疗养客在不同的治疗项目间及时切换，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英式抽水马桶、小便池以及厕所）”。新近的德国厕所底部会配备小型搁板，便于人们在冲厕所前打量、观察排泄物。
尽管有了这些现代创新，可疗养胜地还是遭到学院派医生和评论家的轻蔑奚落，他们揭穿了这些地方是前科学时代的残余——那里所谓的“治疗”不过是“迷信和一厢情愿”的作用。如此粗鲁而不屑一顾的态度已然威胁到温泉医疗化计划的本质，迫使许多疗养地医生公开摆出斗争姿态。在这个温泉医疗机构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温泉医生们的激烈反击为我们了解疗养地医生此刻的自我认知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窗口。
转型：现代社会的疗愈之所
维也纳医生威廉·温特尼茨（WilhelmWinternitz）通常被称为（尤其被他自己）“科学水疗之父”，温特尼茨承认，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入该领域时，水疗在“正统医学眼中没有价值”。但温特尼茨坚持认为，这些年来，他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医师已经极大完善了水疗学科。他们如今能够以可测量的方式证明各种疗愈泉水对“心脏、血管以及皮肤、神经系统和肺部的血液循环”的确切效果。他声称可以通过冷水疗法改变动脉内的张力水平，从而影响血液循环。温特尼茨还开发了一系列“冷却装置”，比如“冷却帽、胸口软管、直肠和阴道冷却器”，以及令人望而生畏的“极寒器”（Psychrophor）——一种有助于强健泌尿系统的水冷式导管。除了温泉方面的工作，温特尼茨于1865年在维也纳森林创立了自己的“水疗研究所”（Wasserheilinstitut），1862年，他还在新开业的维也纳家庭综合诊所（Allgemeine Wiener Polyklinik）设立了一个水疗点。
与温特尼茨一样，1889年和1890年在巴特洪堡执业的海因里希·威尔医生（Dr. Heinrich Will）承认对于矿泉的医疗效用存在各种“科学争议”。他伤心地发现，某些同时期的评论家认为这些水有益健康的特性是“有缺陷的”，只是“一大堆应当归入迷信垃圾堆的幻想”。
威尔医生证实，此类批评在近几年有增多之势（他是于1880年写下这番话的）：“没有哪个时代能比现在创获更丰，这个时代用从物理学和化学那里得来的最新科学见解作武装，用无情的手术刀划破了许多悦人的偏见。”但威尔接着表示，现代科学真正的新发现在于，如今它已经能够为“各式水疗的功效提供一个真实有形的依据，而在过去，这些功效一直被视为上帝的奥秘”。与此同时，威尔告诫道：“作为医学理性主义者，我们一定不能犯下过于常见的错误，即在理性之路上走得太远，以至于它变得不再理性。”他还说：“不要放弃古老的观察与经验，仅仅因为在此时此刻，事物的内部运作机制还不为我们所了解，且无法用严格的理性主义对其加以说明。”但最重要的是，威尔建议，温泉医生必须让他们的病人彻底明白，他们的水疗法并非什么如同神迹般美妙的天赐礼物，因而可以不需要遵从医嘱和禁令。
虽然威尔医生承认温泉的一些秘密或许仍无法被科学所探明，但温泉医生们更加典型的姿态则是宣称，温泉水与其他任何治疗物一样，其功效早就被化学研究彻底剖析和证实过了。1880年，卡尔斯巴德一位名叫J.克劳斯（J. Kraus）的“顾问医生”发表了一份有关当地的水的详尽分析报告，该报告详细说明了特定的水中成分对人体各器官及生理功能的具体影响。例如，关于胃肠道“运动”，克劳斯自信地推定，在摄取水后的较短时间内，卡尔斯巴德的水“会催生一个或数个与肠胃胀气相似的流体运动，疗者放出的屁会散发一种强烈的硫化氢气味（这可能是好事一桩）。此种状态下的排泄物，特别是在治疗早期，呈现深棕色，有时则是绿色，这是黏稠的胆汁分泌增多造成的”。
有些疗养地医生还提出一种观点，即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充满了紧张、焦虑和压力，因此长时间的温泉疗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对于受众面更为广泛的疗养客群体来说，这一需求也愈加迫切。1909年，一位来自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的医生弗里德里希·黑尔茨（Friedrich Hirsch）写道：“就在早些时候，一场洗浴之旅还是‘上流阶层’的特权［……］如今，（对于职业阶层人士来说）每年花上数周时间进行康复理疗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职场对工作效率要求的提高，对创造力以及神经系统的极限考验，令一段时间的休养和康复比以前更有必要了。”
毫不奇怪，越来越多的温泉医生开始将现代心理疾病视为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德国，威斯巴登成了精神崩溃者的“中心”：人们可以去那儿治疗神经危机和其他被统称为（用当时的说法）“神经衰弱”的情绪病。1901年，一位英国游客直截了当地说：“威斯巴登，意味着给神经症受害者带去解脱。”就威斯巴登这样的疗养地而言，神经疾病的一项主要优势在于它们不仅发病更为频繁，也几乎没有容易被拒之门外或引发争议的那种明显的肌体表征（它十分类似今天的神经衰弱症之一：慢性疲劳症侯群）。造访威斯巴登的英国访客苦笑着指出：“即便对于体格最健壮的人，神经衰弱也并非什么不可想象的病痛，而假使你郑重声明自己得了这种毛病，也不是所有医生都能确诊得了的。‘所以威斯巴登正是我所需要的地方，不是吗，医生先生？’”1890年，另一个在波西米亚温泉四处转悠的英国人注意到，在卡尔斯巴德、马里昂巴德和费兰兹贝德（Franzensbad），医生会要求他们高度紧张、极度忙碌的病人，将其激动的脑筋专注在目的明确的积极治疗方案上，他们必须“抑制一切精神上的焦虑以及事务性的思索”——这样一项杜绝干扰分心的规定十分类似今天某些保健中心严格禁止智能手机和iPad的规定。
事实上，在“世纪末”时期，前往温泉治疗“神经衰弱”的患者的痛苦程度很可能和那些痛风患者是一样的。至少，这是人们从法国旅行作家、小说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1901年那本关于这一主题的讽刺文学作品中得出的印象。那本名为《一个神经衰弱者的二十一天》（Les Vingt et un Jours d’un neurasthénique）的自传体小说记录了一名大城市知识分子在一座不知名的阿尔卑斯山温泉小镇经受的折磨。怀揣着伍迪·艾伦的预期（“和自然在一起我永不孤独”），主人公乔治·瓦瑟尔（Georges Vasseur）牢骚满腹地声讨户外的恐怖——所有那些高耸的山峰、幽暗的湖泊和无尽的树木！虽然瓦瑟尔的疗养同伴们来自世界各地，却出奇一致地长得土气、丑陋、肥胖。“在所有这些丑陋的面孔与松弛的肚子间，我甚至都没有经历过看到漂亮脸蛋或苗条身材时的那种惊奇！”瓦瑟尔叫嚷道。
不过，对世纪之交的温泉——无论是阿尔卑斯山还是其他地方的——表露出厌恶的米尔博确实像个异类。当时，包括大城市居民在内的涌入疗养地的疗养客人数年年创新高，不仅如此，他们似乎还郑重其事地看待当地医生制定的那些严格的规章制度。这些规定要求疗养客在自由时间只能进行最低限度的消遣，因此，医疗化的温泉到了夜晚要比过去沉闷安静得多。疗养客虽然还会去歌剧院和剧场，但这些地方到晚上9点都会早早关门，为的是让客人们能在这之后不久安然上床就寝。在一部以卡尔斯巴德为背景的小说《他们的银婚之旅》（Their Silver Wedding Journey，1899年）中，美国作家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把此类“德国顶级疗养胜地”的夜晚描绘得像只有图书管理员才会喜欢的地方：“到了9点钟，一切都安静下来，在这死寂的时刻，连车轮声都听不到了；老街上，有人蹑手蹑脚地行走，对那些刚从歌剧院出来步伐不是那么小心的人，发出低声的警告。悬在小溪之上的凉亭有如马路对面那些在白天提供食物的餐馆一般黑黢黢、悄无声息。整个地方与其他午夜的城市一样凄凉冷清。”
晚上9点便降临的午夜似乎不像成功的秘诀，但显然它确实就是。在这一时期，中欧所有大型疗养地不但扩大了它们的病人基数，其内部员工数量也剧增。人们对温泉医生——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感觉自己面临困境——的需求甚殷。威斯巴登，精神病患的圣地，那里的人均医生保有量号称比任何其他德国城市都多，它还吸引了大批退休人员，他们中许多都是忠实的温泉爱好者，威斯巴登也由此斩获“养老金之都”（Pensionopolis）的称号（顺带一提，这是它与巴登-巴登的区别之一）。毫无疑问，温泉地适时的医疗化是这一成功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由此类举措和其他创新，古老的中欧大温泉显示出在不彻底颠覆自身的情况下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最终，温泉地的“首领们”似乎成功内化了朱塞佩·迪·兰佩杜萨（Giuseppe di Lampedusa）在19世纪的伟大小说《豹》（Il Gattopardo）中表达的著名智慧：“变化的目的是不变。”
（本文选摘自《中欧大温泉：一部政治、艺术与疗愈的历史》，[美]大卫·克雷·拉奇著，任逸飞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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