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大趋势是什么？”这是阿尔伯特·温格——一位年少时在自己的祖国德国爱上了计算机，后来在哈佛大学主修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毕业后成了咨询顾问、企业家、风险投资家，还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了博士学位的知行合一者，经常被他人问到的问题。
这本书就是他的回答。
但现实的另一面是，人类的困扰并未减少。恐怖袭击、局部战争、金融海啸、债务危机、温室效应、新冠疫情、宗教冲突、贫富分化，在在都是证明。世界气象组织报告说，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且是首个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超过1.5摄氏度的年份。而就在这种背景下，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当天就签署行政令，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2025年1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气候变化和不受监管的人工智能扩张是人类面临的两大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应对行动。对于人工智能扩张可能引发的“技术鸿沟”，尤瓦尔·赫拉利在2018年出版的《今日简史》中曾说，到2050年，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阶级——“无用阶级”。因为很多人无论多么努力或聪明，都可能无法在工作中超越人工智能，从而失去工作，变成“无用阶级”。
面对这样的时代，知识界有洞见和建设性的表达，异常重要。温格显然看到了现实的严峻性，他说：“气候危机的严重与迫切程度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认知，这是我们未能投以足够注意力的直接结果”，而注意力之所以不够，又是因为市场无法帮助我们更优地分配注意力，“很多我们应该关注的事项，如寻找人生目标，不存在价格，也无法用价格来衡量……最终还是要由你自己来决定如何对这一存在性问题分配注意力。”
如果只是单个个体的注意力，问题并不大。问题在于，如果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完全由市场主导，很多人就会因为看到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转型中“巨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感到害怕，并选择支持那些主张回归过去的民粹主义政客。在温格看来，这一现象已经遍及全球。
阿尔伯特·温格
温格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由数字技术驱动的知识时代。农业的发展使食物的稀缺问题转变为土地的稀缺问题，工业化使稀缺的焦点从土地转移到了资本（注：本书中“资本”通常指机器和建筑物等物质资本），数字技术则使稀缺问题从资本转移至注意力。与工业机械相比，数字技术具备两大独特属性：计算能力的普适性（有潜力解决任何可解问题）和零边际成本。
这些区分本身并不新鲜。温格的创造性在于，他将知识这一概念置于整个人类发展与转型的关键地位，认为知识对于人类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那些未能产生足够知识来应对自身挑战的文明大多都消失了”；同时，他也阐述了“唯有将扩展后的自由和坚实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安全地从工业时代过渡到知识时代”的道理。
温格认为，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发展出了知识的物种。他对知识的定义是，“知识是记录在某种媒介上，并随着时间而被不断完善的信息”。记录在媒介上，这让知识可以跨时空地共享。知识既包含技术和科学知识，也涵盖了艺术、音乐和文学。温格的乐观主义的来源就在于“人类能创造出解决重大问题所需的知识”。
温格为什么要强调知识和坚实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的结合呢？以“火”这一人类最早掌握的技术为例，既可以取暖和烹饪，也可能焚毁森林和敌方村庄；以互联网为例，既拓宽了自由学习的途径，同时也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仇恨与谎言。为了平稳过渡到知识时代，温格提出，应当扩展三个方面的个人自由：
●经济自由：引入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确保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而不必受到工作循环的束缚；
●信息自由：拓宽信息和计算资源获取的渠道，以免阻碍人们参与数字知识循环；
●心理自由：练习和鼓励正念，通过自我调节改变反应方式，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境时，做出有洞察力且负责任的反应。
温格认为，“扩展这三个方面的自由将使注意力不那么稀缺。经济自由将解放我们当前在可自动化工作中所花费的时间。信息自由将加速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心理自由则使我们在信息泛滥的世界中能够保持理性”。
温格同时强调，“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包括批判性探究精神、民主和责任感的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要能确保知识循环的益处普惠于整个人类，并延伸至其他物种。它们是新时代人文主义的基石，而新时代人文主义是以人类知识的存在和力量为客观基础的。在我们即将通过基因编辑和强化技术创造‘超人类’，以及借助人工智能创造‘新人类’的时刻，重申人文主义显得尤为重要”。他给出的一张全面的价值列表包括：团结、多样性、责任、非暴力、正念、快乐、批判、创新、乐观。
人类正站在创造“超人类”（如通过脑机接口技术而获得能力增强的人类）和“新人类”（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的门槛上。无论是“超人类”还是“新人类”都可能发展成一种超级智能。现实中的人类如何与这两种“人类”相处，是机遇也是挑战。
温格说：“技术本身并不追求为人类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仅仅赋予了我们这样的可能性。选择走向哪一个由新技术创造的可能世界，始终是我们的责任。”
这需要人类寻找正确的监管策略，如同在汽车时代建立起交通规则；也需要基于人文价值观的善意与自觉的选择。后者对于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城市和国家都很重要。
当然，温格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乐观。他相信，“乐观主义远不只是一种个人偏好，它对于人类知识至关重要。创造知识的行动，无论是发明新技术还是创作新歌，本质上都是乐观的表现”。
而假如失去了乐观知识主义和人文价值观，不及时采取那些“足以避免过渡期的破坏性影响”的改变的措施，人类“很可能面临物种毁灭级别的风险”。
本文为《资本之后的世界》的推荐序，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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