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因何诞生在成都？

章夫所著《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简称《千年交子》）近日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本书的序及后记。

我以为，某种程度上讲，过去那种“宏大叙事写作”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批判并没有使它成为一种过时之物，而是使叙述变得更有意识。

不可否认，今天世界潮流之下的全球历史，需要有一个大视野，人类历史长河中，国家也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章夫在本书中将最后的部分留给了“千年来的世界”，也是我最为欣赏的原因。

三、用什么样的方法，真正打通“任督二脉”？

传统意义上的任督二脉，在中医诊脉与道家导引养生上相当重要。我这里想要说的是，如何在历史资料和历史认知中，做到一脉相连、真正打通。也就是如何既做到“通识性”又做到“专业性”。

首先，要培养讲故事的能力。交子，作为一种千年前的货币单位，如何将这个一般读者可能感觉晦涩难懂的东西写得鲜活而好看，考验作者讲故事能力和语言功夫。作者比较巧妙地避开了相关生涩的经济学术语，通过三个历史切片——楮树，天圣元年，英格兰银行天井里的两棵桑树。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切入并升华开来，从而将这个久远而枯燥的历史元素鲜活而生动起来。

其次，要有宽广的视野与胸襟。作者站在成都却又跳出成都，乃至跳出中国用全球的眼光看待交子，用故事去分析其中的取舍与得失，来龙与去脉，无形间就显示出作者在题材审视与把握上的视野与胸襟。书中，作者十分聪明地用时间切片的方式来表达，以时间为轴，将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人和事串联在一起，就有了一些逻辑和关联。有的时候，历史需要用长镜头与变焦镜去多层次观察的。只有“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地去观察，才能发现一些整体性的规律。

再次，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储备。我们一些专业人士往往只具备了专业知识，把书“读”进去了，往往没有“走”出来——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只有“身入”才能“深入”，也只有“深入”才能找准事物的规律性，只有“浅出”才能将一些高深的道理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字。往往看上去波澜不惊不动声色的文字，其实写作难度很大，这也是“把厚书读薄”的功夫所在。

历史是一汪大海，只有把自己放到大海里，才会体味到其中的渺小与乐趣，也只有在大海里都可以真切感受到辽阔与博大，在审视一事一物后，你就会以不一样的胸襟与方式，去研判那些史料与选题。

祝愿章夫带给我们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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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拓宽的天与地（章夫）

《千年交子》是我写得比较费力的一本书，题材早就想好了，一直迟迟难以入手。

直到交子即将迎来千年佳期时，没有退路了，才不得不动笔。我从不是一个偷懒的人，虽然准备了很久，但真正进入正题写起来，还是有些畏难情绪，关键时刻甚至有一种“写不下去”的感觉。

近些年来，写了一些涉历史符号和成都符号的文字，原本以为可以很轻松地驾驭这个题材，没想到事涉其中，还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状态，之前是从未有过的。

我的历史写作有一个习惯，有了心得和灵感之后，以主题将一些感兴趣的章节，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变成文字，写好后存放在电脑里。我的电脑就像主妇的冰箱一样，各种不同的格子存放什么样的东西，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哪些该冷藏哪些该冷冻，也各有安排。等到了时候，想吃中餐还是西餐，从格子里将事先藏好的“预制菜”拿将出来，解冻之后，再慢慢搭配，调制出自己认为还不算倒胃口的东西。

这有一点像那个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先摸到的是大腿，就画一个大腿，后摸到鼻子，又画一个鼻子……之后，再根据肌理找整个大象的轮廓。

我固执地认为，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每一个人都有其自我的方法，怎么舒服怎么来，迎合读者的同时无形中也引导读者，再错也错不到哪里去。

学者刘瑜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去分析某些历史事件并不难，难的是把无数历史事件和人物给整合起来，把“历史故事”构思成好看的“理论故事”。对此我深有同感，这些年我走过的路数，基本上也是这样的。

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史识”。

应该说，《千年交子》的一些片断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成稿了，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珠子，只不过没有想好找到一根线来把这些珠子“串”起来，所以它们就一直躺在属于自己的格子里，等待调配。

或许当年精力充沛，前不久翻看电脑，我甚至还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存放在格子里的陈年老物，有的至今还没派上用场，也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面世的那一天了。有这个“大冰箱”保鲜，还好，我的眼里它们一定不会超过保质期。

家里有几台不同年代的电脑，都存放着一批属于不同年代的文字，估计等我闲下来的时候，系统整理那些躺在“格子里”的文字时，可能彼此都有些陌生了，但一定会很亲切，毕竟青睐过。

交子这个题材，很早就在我的视野范围。起先只想到了写交子与成都，顶多旁及到大宋时代。那时的眼里，交子只不过是时局倒逼的产物，昙花一现罢了。后世赋予它身上的那些“大词”，我以为都是一些幻想出来的哗众取宠之辞，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直面历史，交子虽是世界上最早承载的纸币，但直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我们不还是在使用“袁大头”（以袁世凯为头像的银元）嘛？也就是说，真正的纸币在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全面使用开来，也不过百余年。

那，交子的意义何在？

为什么纸币等到民国才迟迟全面登场？我的理解，盖因社会的信用体系不完善所致。如果人们不相信它，信任网络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再精美、花哨的纸币也只是废纸一张，不管用的。

美国人查尔斯·蒂利在《信任与统治》一书中这样给信任网络定义，“由共同的纽带，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群组成的一个网络，网络成员共同承担一些重大而长期的事业。”

这种信任网络，就是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共同事业”，所坚守的“契约精神”。

“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交子的公信力，来源于北宋时成都地区特定时期的信任网络。交子未能存续下来，恰恰正是这种“契约精神”的缺失——因为，家天下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我们还没来得及形成“共同”的共识。

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的东西很难有突破。如果勉强写下去，就太像一个中规中矩的历史题材了，从历史到历史，不但有局限性，自己也会少了许多激情与乐趣。

还不如再去博物馆找感觉。

我一头扎进了成都的博物馆。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成都茂盛地生长着数百家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这让人很受用。博物馆真是个好东西，我经常徘徊于此，久久不愿出来。

博物馆是一个气场，也是一个世界。一件件可以触摸的古老而鲜活的文物面前，你真的可以与先贤隔空对话，那些文物有如他们的肌肤，你所接收到的信息和受到的刺激与冲击，是图片和视频远远无法比拟的。

我常常凝神于某一件文物出神，思绪很容易跟随这件文物回到它活着的时代，想象着天际边一幅幅鲜活而生动的画面……那种穿越、意境特别美好。

这是一种参禅。如果不身临其境深度参悟，很难体味到其中的意趣。

于交子这个题材而言，特别要感谢位于成都城南交子公园里的交子金融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不大却很专业，只需几个展厅，就将交子的历史过往前世今生，交代得十分到位，给了我很大的启迪。

我对交子的整体把握，多是在这里找到的。

瀑布之所以壮观，是因为没有退路。

于是又推倒重来，将思维铺开，梳理出大概脉络和框架后，通过交子这个特殊的“金融符号”，放大到时代——社会——政治中去考量，这样的交子才是立体的、多元的、可知可感的、超越交子的、有温度且理性的……总之，试图跳出单纯的经济现象和历史现象去把握这个题材，用全新的思维逻辑去解构这本书。

严格而言，我眼里的“交子”，只不过是一个引子。人文、地理、社会、历史、经济等诸学科，通过这个引子穿针引线，叠加与赋能，引导我在更广阔的领域去捕捉去挖掘去审视去研判。

不管壮观与否，当这些文字出现在你面前之后，我已经没有了评判的资格，更没了退路。

“人其实很矮小，是因书垫高的”。我不知道这句话最初是谁说出来的，我只知道我的好友海泉经常用这话调侃我。一脸坏笑的他，每每向外人介绍我时，都意在突出他自认为得意的同一句话，“他著作等身，是因为个子不高”。

其实，此时想到这句话，不是想证明我出了多少书，是想说明我读过的书，是可以给自己增添一些底气的。这些年来，阅读，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我一定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人。善于学习，不耻下问，不仅是数十年记者生涯养成的习惯，也成为我读书过程中的一大嗜好。

我们这代人所说的读书，一定是可以拿在手上有存在感的纸质书。把玩于手指间的纸书，带给我很多乐趣。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当心里空荡荡的时候，就转向书本要动能。于是乎，静下来读书，有目的地读书便成为自然。

我有一个习惯，每每碰到一本心仪的书，便会不自觉地拿起一支笔，阅到深处，不自觉地画上几笔，要么是此时心境所感，要么是书中佳句所动。我以为，一个会读书的人，他手里一定会拿一支笔，把一些困惑、一些所得都填写在空白处。我们可能不是太在意，一本好的书一定留有很多空白处，是因为阅读者在阅读一本好书的时候，会将很多情感表达出来，行文于书中，跟作者产生一种特殊的对话与共鸣。

在成都，随时会有一种想拿一本书的冲动。我，就是那样的人。

甲辰龙年春节，我几乎没有休息，一直将书和电脑伴随左右。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域，往来于墨香与节日之间。回想起来，这样的休闲日子很受用，既刺激也难忘。把春节全部的温馨时光交给了交子，真的成了我心中的“娇子”了，全心感受那种痛并快乐的牵挂与享受。

也不失为一种修行。

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个人，著名历史学家谭继和先生。

很意外也很感动的是，八秩之龄的谭先生乐意为序。半年前，当我以一个晚辈的身份，十分忐忑地给他电话时，没想到他几乎没有任何含糊，一个“好啊”就轻飘飘地答应了。之所以“十分忐忑”，一是想到他的年事渐高，怕他已经封笔；二是因为“序的模样”。我知道他对巴蜀历史研究颇深，因为我的文字风格原因，也不希望序言是教科书般的正经模样。

电话里交流时，我不断向他请教，反复说明“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图书”。没想到数年未见，依然耳聪目明的他，“十分敏感”地听出了我的诉求，谦逊地说“我可以试一试”。

我将书稿发给他后，他保证“抽出时间，一个月完稿”。我知道，他释放出的这些信息，是想充分向我明示，他还没有“老”。

谭老眼里，我写的那些也配叫做历史的文字，会是一个怎样的面目？在我的眼里，历史是人学也是文学，既然这样，就应该有多种表达方式，使其不断向新。但，一个在历史世界里爬梳一生的八旬老人面前，他心里的历史世界观早已成型，你还要班门弄斧去卖弄你的历史观？所以，我心里真的没底。

他能够为交子写一些话，于我而言当然很开心。令我意外的是，已经八秩之躯，谭老的思维越来“越轻盈”，他的文字也越来越“随时代”，他看待世界阅读历史的眼光和对后学的殷殷之情，令我辈感动莫名感慨万端。相信诸君已经从他的序言中领教过了，在此无须我再多言说。

谁说白发绕顶的谭老老矣？他的睿智一直行进在年轻的轨道上。

我的眼里，历史像一幅气势磅礴的浩帙长卷，它的可圈可点，在于一往无前、无私无畏的生动笔墨，更在于那些波诡云谲的怪笔、柳暗花明的曲笔、旁逸斜出的神笔，它们突如其来，却酣畅淋漓。按照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只是穿上了炫目的外衣而已。历史书写者所能做到的最好状态，就是把最接近的当下，写成最真实的历史；反过来说，也是把最真实的历史，写成最接近的当下。

为了弥补相关知识的不足，我决定扬长避短。除了坚持一贯的表达之外，还是一味地力争坚持写故事，将那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统统融入各式各样的故事中去。因为我知道，读者为了轻松地阅读，精彩的故事是最好的“佐料”。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很多现实的问号应该让历史的答案拉伸，新闻如果做到最深处，其实是在探究历史。“放弃大时代的幻想，选择小时代的日常”的历史学者王笛也认为，做学问，最大的乐趣是洞见和通透，前者决定了深度，后者意味着开阔。我深以为然。

透过《千年交子》的读与写，我知道，是交子拓展了我思维的瓶颈，也是交子拓宽了我心中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