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羞耻是一种个体情感，而何种行为令人感到羞耻则取决于一个社会群体的价值规范。通过研究不同时期人们的羞耻体验，可以广泛揭示不同社会群体的伦理规范、社会联结机制等许多问题，还可以揭示这些规范与机制的古今之变。又如，爱情是人类一种永恒的情感。但人们如何看待爱情，是在爱情中追求心心相通，相信人可以在爱情中得到拯救？还是将爱情视为一种与革命相关的、源自阶级感情和志同道合的结合？抑或认为爱情可以服从于人际关系网络或商业物质逻辑？这些看法就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伦理和社会规范。
情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借鉴社会学方法，研究情感如何被社会构建，个体如何根据社会环境、社会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去压制某些情感，以适应社会规范的要求。彼得·斯特恩斯和卡罗尔·斯特恩斯夫妇创造了emotionology这个术语，为情感史研究开辟了这个新的方向。Emotionology意指“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中的典型群体对人的基本情感和情感表达所持的态度或标准；以及制度反映和鼓励这些表现在人们行为中的态度的方式”。这一概念区分了社会的情感表达规范与人们的真实情感。Emotionology关心的与其说是人们的真实情感，不如说是社会文化怎样管理和塑造人们的情感。斯特恩斯夫妇关于“愤怒史”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崇尚的理性主义对情感的规训。他们对“羞耻史”的研究，广泛讨论了前现代社会中羞耻对于维系社会等级秩序、建立身份认同的作用，并提出了“随着更多现代条件和制度的出现，羞耻感会怎样发展”这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情感史还借鉴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情感的文化差异，认为情感取决于语言、文化习俗、期许和道德信念的形塑，每种文化都拥有关于情感表达的特定规则。情感史还向语言学和文学、艺术寻求帮助，研究情感表达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微妙变化。这些方法的借鉴都是要研究情感的社会性与历史性。
二、情感史是否动摇了历史学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情感史却强调情感的历史作用，这是否动摇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这也是一种对情感史常有的质疑。事实上，唯物史观并不是要求人们取消对情感和观念的研究，并将一切精神领域的活动直接还原为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而是要求人们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情感史恰恰是要描述特定时代人们的情感表达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观察这些表达形式与关系的历史变化，并追问导致这些历史变化的原因，包括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
王晴佳教授在书中指出，情感史的出现与社会史的蓬勃开展有很大关系。正式提出 “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概念的学者，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他在《感受性与历史学——如何复原过去的情感生活？》（1941年）一文中提出，对人的基本情感及其方式开展一种广泛的集体调查研究。吕西安·费弗尔并不是要历史学家去分析彼得大帝、拿破仑等大人物的恐惧、愤怒、喜悦和苦恼，或利用神经科学研究大脑和身体机能从而揭示情感产生的生理奥秘。他重视情感，是因为情感具有感染性，它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能导致集体行动。强调情感作为一种引发集体行动的力量，提示人们关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和意识形态运作中的情感因素，关注政治如何调动人的情感、欲望和身心，而传统的实证史学可能忽略或低估了这个因素。
情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及人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情感当中蕴含着价值判断，在无意识深处反映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个时代的集体情感，反映着一种被时代和历史塑造的集体无意识。年鉴学派倡导“心态史”研究，正是要研究那种沉淀在人们无意识当中的社会结构。在阐述情感史研究方法时，吕西安·费弗尔谈到“心态的考量”，这种考量就是把一个时代的生存条件与该时代人们的观念联系起来。他说：在人类的社会史中，有某些时期、某类情感倾向“在频度和激烈程度上压倒和它对立的另一类倾向，如残忍压倒怜悯，恨压倒爱吗？……历史上有过智力生活占优势的时期接替情感生活特别发达的时期的情况吗？为什么接替？怎样接替？这回提出的才是真正的问题。”这就是说，情感史要阐释一种关于情感在历史中变化的因果关系，从而为人们理解特定时期的情感形式及其历史变化提供一种解释。
可见，情感史重视社会、历史、文化、以及种种客观力量对情感的塑造，并不必然反映一种唯心史观，更不会动摇历史学的科学性。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情感史的兴起，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脑神经学、生命科学等）及其它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结合的结果，事实上促进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为考察社会变动的宏大叙事，增加了新的视角。
三、对“自我”的探求，对“差异”的重视
意识到情感的历史能动性，意识到情感与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等历史力量的关系，极大扩充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情感史将研究中心由社会和国家转移到对人本身（身体、情感、心理、生理）的认知，这一“由内而外，内外结合的历史学形式”，对于理解人的“自我”，开辟了崭新的天地。本书认为，尽管历史学自古以来皆描述人的活动，但对于人的“自我”却没有进行深入探求。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分析社会结构如何制约人的活动方面已取得显著进步，现在需要的是深入展开对于“自我”本身的探求。当今情感史的兴盛及其巨大的吸引力，正是因为它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深入全面的探索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贡献。”
情感史关注“自我”的复杂构成和内在深度，关注差异性的身体/生活经验，探讨各种制度、规范、知识对身体/情感的规训，对身份的建构，关心人的平等自由与全面解放。这些特点促成了情感史与性别史的融合。“性别史与情感史的交融”也是本书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性别史聚焦女性的社会位置和经验，拒绝普遍主义叙事，挑战了康德以降的启蒙主义对理性、自律、自由的根本看法，认为一切普遍主义的真理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反映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的经验。
启蒙理性要求人类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挣脱激情的支配，女性主义者则反问：“勇气究竟从何而来，它在个人生活中碰到了什么冲突，什么因素干扰它的实现？”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中的不偏倚性是通过排除那些与特定利益、需要和具体身份相联系的人而获得的”，它假设一种“公民的同质性”，把与“理性公民”模型不相符的个人和群体从公共领域中排除出去。这种普遍主义背后正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群体对其他弱势群体所施行的霸权主义。
女性主义的情感史研究，反映了情感史研究一个比较激进的方向。有女性主义学者宣称：“为了改变特定政治，女性主义者在情感上被打动，认同为女性主义者。正是情感问题——痛苦、愤怒、激情、快乐——赋予了女性主义生命。”女性主义的知识主张不是揭示“客观真相”，而是揭示被压抑、被忽视的“真相”，以生活经验来挑战规范、准则和常态。在与情感史结合的方向上，“女性主义理论最有成效的探索可能不是情感如何支配、管理和限制个体主体，而是情感为超越已知和假设的思考（和感受）提供的可能性。”女性主义知识是关于如何想象事物可能会有所不同的知识，这种想象力是以情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最后，情感史作为一种比较前沿的西方史学思潮，其产生和发展有着内在于西方历史的知识/社会语境，中国学者的情感史研究，不能仅仅作为一种西方知识的衍生和移植，而应充分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用以研究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本书收录了三篇研究顾颉刚的长文，分别从心理、性格角度和父子情感角度，考察顾颉刚的“疑古史学”；从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角度反观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反思情感对于顾颉刚思想发展和学术路径形成的能动作用，这是将情感视角引入传统学术史研究，回应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重大问题的一种大胆尝试。
王晴佳教授还强调，情感史只是众多史学理论方法中的一种。它与重视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的传统史学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作为一种关注主体内心世界和身体/情绪领域的研究视野，情感史的兴起与其说是历史学的“情感转向”，不如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和方法。它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理解。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情感经验。这些情感经验的历史能动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情感史将研究视角从社会、政治转向心灵、情绪，将人看作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关注人的主体状态和时代的精神结构，研究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对于理解中国人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身心体验和感性实践，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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