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作为近代开端的奇迹之年？

疏离与接近

1517年发生的事件距离我们已长达500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十分陌生的1517年，但有些当时的情景在今天看来又似曾相识。今天的我们已无法想象基督商人和占领者们发现的新世界、新空间在那时的面貌，同样陌生的还有当时的欧洲。无论是对欧洲还是对新世界，我们都需要以一种近似于人种学研究的方式去探索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条件，理解他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以及如何感知。尤其令我们感到陌生的是，宗教那囊括一切、吞没一切的力量，以及人们无论受过教育与否，都以魔幻的方式、从宇宙论的角度解释世界上的现象。在过去几百年，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的观念、体验和理解越来越世俗化。无论是个体，还是政治、社会，我们都认为可以从自然规律的角度给予理性解释，人类可以加以干预和操控。我们绝不会想到地外力量直接发生作用。历史事件也不再有魔幻的面纱，没有耶稣基督的力量，我们会分析其内在的固有逻辑，例如动机、利益、因果联系、长期影响等，常常某一历史事件的长远影响与最初发起者的意愿相悖。

不陌生的是500年前的世界也并不太平，充满暴力，例如1516年至1517年土耳其苏丹塞利姆攻占叙利亚和埃及；不久之后受尽屈辱的阿兹特克贵族在“血染之夜”对西班牙人的进攻，以及科尔特斯随后的血腥报复；最后，欧洲也是如此，1517年诞生的教派敌对导致基督教在后续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自我毁灭，并伴随着恐怖袭击、肆无忌惮的谋杀，以及对异见人士的残忍迫害。回顾如此这般的历史背景，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暴力冲突，例如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水火不容，由此产生的宗教暴力冲突不仅震惊世界，更像是昨日重现。如此看来，贝加莫鬼战引起的惊惧可能比路德让人释怀的自由呼声更接近当下的社会心理。

政治的力量

设若从更长远的维度思考，就会发现1517年的内政外交政策直至今天影响仍存。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入主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哈布斯堡家族世界性帝国崛起，近代欧洲权力架构基本形成，并囊括了土耳其这个非基督教国家。与此同时，政治和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加速，早期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诞生。这两种发展趋势都源自欧洲，但从一开始就远超欧洲的范畴。这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将给直到今天的世界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和个体的生活带来种种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因为“国家”和“权力格局”的概念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向全球拓展，直到世界所有地方所有的政权结构和彼此间的关系都置身在这两个概念的范畴之下。直到21世纪的今天，社会才开始逐渐转型，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中产生的秩序结构遭到质疑。在国家内部，独立主权的表现形式越来越灵活；在国家间，近代形成的国际体系日益受到国际法之外的非国家行为体冲击。

在16世纪初的几十年，早期现代国家的形成到达顶峰，其标志特征就是“主权”这一概念集合了迄今为止的一切统治权，并将这集合起来的统治权交由君主一人掌握。同时，这也意味着传统政权内部结构的剧变。教会、贵族、城市等各阶层分级参与执政的格局退居次要甚至被彻底推翻。这一发展态势始于15世纪，在西班牙查理的祖父母天主教双王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时期尤甚。16世纪早期，这一进程面临两种去路，要么继续发展并不断整合更多力量，要么允许普通民众参与执政并将集权的势头打破。矛盾对冲的结果是社会结构严重动摇，这种局面最先出现在1517年之后的西班牙，新政府一经成立便立即侵损了惯行的地方法规。

同样，国家间关系和欧洲政治格局也充满张力，近东和北非亦成为权力争夺的舞台。像对内整饬纲纪一样，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五世对外动作频频，数年间将他继承下来的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哈布斯堡、勃艮第家族的政治遗产打造为覆盖欧洲大部分区域，甚至势力延伸至美洲殖民地的哈布斯堡王朝。它主导了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力量博弈近百年，其间一直有其他国家站出来挑战这一主导地位，最初是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在16世纪末是荷兰和英国。在欧洲大陆的东南部和地中海沿岸，查理五世力抗土耳其，形成了基督教的哈布斯堡和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二分天下的格局。这两大早期现代国家的双雄对峙影响的远不止欧洲，因为伴随着他们的力量角逐，来自东亚殖民地的货物贸易路线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此后长达150年的时间里，尽管势力范围的交界处间或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土耳其基本保持均势。当西班牙17世纪中期越来越脱离欧洲内部事务，转而将目光重心投向大西洋西岸时，奥地利主导的哈布斯堡王朝扛起大旗一步步将东方的土耳其击退。但是直到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才彻底瓦解，这一历史事件造成的地区局势失控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和北非乃至欧洲东南部都依然可见。

与军事和政治博弈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宗教：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开罗，其苏丹宣布建立象征伊斯兰教最高统治权威的哈里发。这在世界史上的转折意义与宗教改革不相上下。因为它巩固了以土耳其为首的逊尼派势力，他们从此掌握了伊斯兰教的真正解释权，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约束境内的什叶派。与什叶派波斯人的地缘冲突也赋予了土耳其哈里发特别的合法性。继任的苏莱曼大帝享受着这伊斯兰教的最高荣耀和心安理得的合法地位，并在与欧洲基督徒的对抗中将自己打造成末日统治者，与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平起平坐。

要厘清1517年在近东的世界史意义，只需做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在奥斯曼土耳其包围开罗的同时，葡萄牙的一支舰队突袭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目的是将该市和周边区域纳入葡萄牙的控制。我们想象一下，倘或这次行动成功，那么阿拉伯半岛这一重要贸易区位将落入欧洲人的手里，通向穆斯林圣城的钥匙就会掌握在欧洲的手中。那么阿拉伯半岛及圣地的庇护者将不是土耳其的穆斯林，而是欧洲的基督徒。这无疑会改写近代史的发展轨迹，今天近东和欧洲的权力和宗教格局也将大为不同。

占领开罗对于伊斯兰文明的意义就像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之于基督教世界的意义。今天，这两个历史事件又引发了新的讨论。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庆祝活动将以《九十五条论纲》发行及其后的500年影响为中心。全世界的新教徒和西方文明将回顾过去500年的发展历程，寻找他们共同的精神根脉。与此相比，奥斯曼土耳其帝国500年前结束阿巴斯哈里发统治的精神基础几乎完全消失，然而仍有人庆祝这一历史事件，不是以文化纪念的方式，而是通过宗教激进主义的暴力行动。1517年，土耳其推翻阿巴斯哈里发的地方就是当代“伊斯兰国”活动的区域，他们的目标正是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唤醒政教一体的哈里发国统治。

与上述内政外交事件紧密相关，同样重要且预示未来的第三件大事是欧洲对外扩张主导权的更替。1517年，探索并占领新世界的光环还笼罩在葡萄牙王国头上，让我们回忆一下来到罗马的新公民——大象哈诺和犀牛奥德赛，它们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赠给罗马教皇的礼物。但在16世纪20年代结束时，葡萄牙里斯本贸易中心的地位已日渐式微。随着1517年秋王位继承的顺利完成，西班牙果断抓住葡萄牙发展停滞的机会，一跃成为欧洲海外殖民的龙头老大。对外扩张的心脏地带和早期现代世界贸易的中心进而从里斯本迅速转移到安达卢西亚的港口城市塞维利亚，这也具有世界史意义。因为这是欧洲将重心从亚洲转向美洲的开端，这一重心转移的趋势在余下的整个16世纪表现得越发明显，且葡萄牙居于更加不利的处境。在查理五世1556年退位后，儿子菲利普二世和弟弟斐迪南分别继承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属地，海外扩张便不再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事业，而属于哈布斯堡西班牙支系。德国也只是间接地、很边缘化地参与了近代早期的殖民扩张。

现实世界的变化让人们对于国家和社会良治的思考也发生变化。托马斯·莫尔以新发现的岛屿为灵感，用乌托邦的另一种图景反衬欧洲的混乱僵局。自此近代出现了独立于历史现实的乌托邦式秩序思想，直至今天仍生动地存在于政治理论中。但这种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并没有对当时的政治现实产生作用，正如同一时间哥白尼对于货币价值问题所做的分析。波兰和普鲁士之后出台的货币政策也没有参考哥白尼的分析和观点。这一理论随后被人淡忘，直到几十年后英国的格雷欣再度提出。

拉斯卡萨斯关于人权和自然权利的思考尽管没有被遗忘，一直存在于欧洲法律哲学中，逐渐成为人们行动的伦理和法学基础，但也并未影响殖民活动的继续开展，甚至无法阻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伊拉斯谟轰动一时的《和平的控诉》也难免终被忽视的命运，战争的力量是伦理道德的呼号难以驯服的。正相反，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和平有充分的理由大声控诉。近代早期简直可以说是系统性好战主义的年代。人文主义者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础的和平主义不符合战事主导的时代潮流。直到我们所在的今天，伊拉斯谟不合时宜的思想才找到了用武之地。他的乌托邦式的建议和理想虽然在16世纪前30年无法实现，但今天却成为教会和国家制定政治方针的准绳，至少在欧洲是这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对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比对路德或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更熟悉，因为后两者更注重划清教派信仰的界线，由此也更多地谈及战争而非和平。

不能忽视的是，让欧洲人的世界观变得多元，从而推动自由发展和世俗化进程的并不是伊拉斯谟，而是路德，他刚好与伊拉斯谟相反，认为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是一场大骗局，愿意为了实现宗教自由而放弃统一，孜孜不倦追求宗教真理。尽管推动欧洲世俗化并非路德的初衷，但正是他释放了社会变革的关键活力，使欧洲得以有今日的面貌。

以宗教和魔幻诠释世界

如果纵观世界历史，我们能发现拉丁—基督教欧洲对恰当的人神关系的探索，与同时期其他文明对世界的宗教性解释，有奇妙的相似性。当时的人是以一种在我们今天看来实难理解的正经态度，有时甚至近乎痴迷地在各种信号中揣测上帝或神祇的旨意，并从中找到对人类个体和集体生活的指引，避免身前身后招致祸端。用路德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都在寻找仁慈的上帝”。

无论是在贝加莫、墨西哥还是中国，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当前的事件受到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左右，赋予它们某种隐含的意义。路德在施托滕海姆郊外遭遇的雷电驱使他寻找圣安娜的庇护，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路德的世界观。即便在开启宗教改革的转折之后，路德也未脱离启蒙运动前的非理性状态。除了上帝，魔鬼、撒旦、女巫也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始终坚信，在1505年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上帝向他发出了呼唤。只是1517年之后他对上帝的信息有了新的解读，认为上帝不再指引他在修道院中寻求救赎，而是让他发现教廷的弊端和歧路，让他通过走歧路时的巨大陌生感，发掘通向救赎的真正正确道路，即恩典。他后来觉得当初向圣安娜寻求庇护也是上帝冥冥之中有意为之。他在回顾当初的错误时写道“安娜的意思是‘通过恩典’”，希伯来语中Channah/Hanna隐含的意思就是恩典。

宗教改革并没有改变人们以魔幻的眼光解读现象和事件的做法。即使是从赎罪券批判中诞生的福音教派也仍然保有这种魔幻思想且遍布全球，例如17世纪末在新教北美所发生的臭名昭著的塞勒姆女巫审判。宗教改革只是在对世界的祛魅，以及在向我们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理性、科学地解释世界这一范式转变的漫长过程中，做出了间接的贡献。路德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与莱辛（Lessing）及其“戒指寓言”之间的差距几乎可以用光年来衡量。对他们而言，犹太人像女巫一样是魔鬼力量的化身，将使基督徒偏离救赎的正道，基督徒必须彻底将他们消灭。

就在欧洲基督教世界因罗马和维滕贝格闹得不可开交时，中美洲的文明也经历着相似的危机。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发言的半个世纪后，西班牙人攻入阿兹特克人的圣城和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在新世界，决定社会和文明冲突是缓和还是激化的最终也还是宗教。就像路德认为暴风雨是上帝的呼唤，阿兹特克人也有自己解读天象的一套体系。他们对科尔特斯的队伍充满敬畏，几乎要俯首称臣，这并不是因为国王蒙特祖玛和贵族们惊恐于西班牙人的铁质武器、枪械、大炮和战马——他们是多么英勇无畏，不害怕这些陌生事物，不久之后的神庙血战就是最好的证明。

阿兹特克人信奉的宗教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是对神的信仰弱化了他们原本强大的斗争意志，让他们的统治者过分友好地对待登岛的陌生人。正是因为这样，科尔特斯才能肆无忌惮地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早在西班牙人到来的几年前，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就开始让阿兹特克的国王、贵族和民众感到不安，就像贝加莫的天军之战让从农民到市民到教皇的全体基督徒战栗一样。更何况按照阿兹特克人的历法，西班牙人到达的那一年正好是上古时代离开的祭司国王回归的一年。蒙特祖玛因而认为西班牙人是来自东方的神，他应臣服于他们，以避免给子民带来灾祸。1520年5月23日，西班牙人袭击了庆祝托什卡特尔节的无辜百姓，当阿兹特克人终于意识到热情好客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是威胁其存在时，捍卫本土宗教的强烈意识又驱使阿兹特克人重新拿起武器迎战。

尽管阿兹特克人有着不一样的文化和信仰，但就像基督教世界一样，在他们的宫廷，人们追求的也无外乎是救赎。但与欧洲或者路德所追求的不同，阿兹特克人考虑的不是死后被判决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们关注的是神给予人们现世的善报或由于人们不服从而降下的恶报。当墨西哥乃至整个中美、南美都臣服西班牙人后，基督教的神祇观念化解了当地人对上帝怒火的恐惧，因而他们不再需要人祭。这也是被征服地区快速且长久地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前提，尽管本地的一些咒术仪式依然零星存在。

在东方，葡萄牙使节和中国宫廷官员打交道时，宗教及世界观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世界和神灵遵循永恒不变的运转规律，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受到这不变规律的主宰。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出现所谓神的问题或因此像路德一样请求上帝恩典。在中国，一切新事物都需要符合或屈从于永恒不变的宇宙运行规律，所以当葡萄牙的世界观和宗教与中国本土的世界观不兼容的时候，外来的陌生事物必须被攘弃。

几个世纪之后，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区才开始逐渐以科学的方法揭开世界的神秘面纱，这时超自然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失去了吸引力。这一论述适用于对魔法的迷信，也适用于建立在彼岸基础上的神学，来世在今天的神学中几乎不再扮演什么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生活从此轻松百倍，在人们心中威胁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加。500年前，人们将希望寄托于彼岸，希望在那里找到安慰和救赎，从此抛下一切烦恼。而今天的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现代人一方面亲手锻造了丢勒式的世界末日景象，一方面又努力像在乌托邦中那样约束不公、暴力、贪婪，而这些丑恶的现象又来自人类本身。

宗教改革的觉醒，教派的势不两立，社会的多元化和世俗化

与中国人相对封闭的宇宙观或美洲印第安人集体服从祭司对神灵旨意的解释不同，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从一开始就对改革和转型持开放态度。这赋予它一种调节和应对的能力，或者通过改变来介入外在世界，或者接受外在的变革潮流，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在16世纪，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两项原则：其一是对神圣文本进行科学尤其是语文学研究和处理，包括通过历史批判的方法探讨文本接受的历史；其二是由“新虔敬运动”或神秘主义的虔诚中发展出来的灵性生活，建立在个人的神圣体验之上，虽高度重视教会的集体意义，但仍将个体及个人的灵魂救赎置于核心位置。几个世纪以来找寻上帝的努力和世俗人士的虔诚态度使欧洲基督徒面对教会的管控和约束时，依然能承担起独立寻找上帝和救赎的责任。

所以教皇们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压基督教世界的改革萌芽，但无法将其完全扼杀。打开改革突破口的是维滕贝格修士路德。他将两种变革的潮流，即学术性和精神性的加以融合。他将此前相对模糊的改革诉求集中在核心问题上，即上帝的恩典，这是其大获成功的关键。罗马教会从此丧失了覆盖整个欧洲的宗教解释权和统治权。新教的神学观点在很短时间内使得教皇和神父在欧洲大片地区失去了合法性。路德振臂高呼每一个受过洗礼的人都是自己的神父。宗教改革的三个“唯独论”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向每一个基督徒开启了通向永恒救赎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不需要神父和圣人上传下达。“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这三个“唯独”好比神学界的哥白尼转折，让上帝与人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尽管新教神学体系直到1520年《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书》《论基督徒的自由》三部改革著作诞生才算正式创立，但真正改变基督教世界风向标的事件是在1517年10月31日，一股势如破竹的变革浪潮席卷欧洲，决定了欧洲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发展方向，其外溢效应甚至延伸到遥远的异国。事实上，对赎罪券的抗议并不必然导致教会分裂。路德宗和天主教会晚近发表的《称信称义联合声明》表示，即便是宗教改革派最核心的观点也并没有分裂教会的意思。分裂和敌对是一系列决策和错误决策造成的。路德成为破除旧体制的改革者，而在罗马的改革派则致力于稳定现有的教会体系，福音教改革派对应的是罗马教会致力于革新的改革派，尽管双方针锋相对，但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路德越是激烈地攻击以教皇为首的罗马教廷，罗马改革派就越是要坚定地通过在新成立的修会中倡导虔诚信仰来巩固教皇的地位。在此过程中诞生的天主教教派有戴蒂尼会和不久之后的耶稣会。在之后召开的特伦托大公会议上，罗马改革派公布了自己的改革方案，作为对维滕贝格挑战的回应。如此反反复复到16世纪中期就形成了教会内部的敌对局面，进而影响了欧洲近代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虽然想走中间路线，却不得不在越来越激烈的斗争中选边站队，哪怕只是做做样子。

推动欧洲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并不是路德的神学本身，而是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引发的教派分裂。与以往反罗马教廷的种种尝试不同，宗教改革最终得以站稳脚跟，获得胜利，从此欧洲基督教不再是一个单一教会的集体，而是在内部产生了多个信仰的分支，例如罗马天主教、路德教、其他改革派和英国圣公会。对基督教而言，这种分裂局面直到今天都是令人心痛的。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角度看，它为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为现代多元文明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宗教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即神圣与世俗、宗教与社会、教会和政治相交织的局面。尽管路德本身是支持政教一体的，认为世俗世界应当与宗教生活保持一致，他也不愿看到城市、领主邦国和民族国家里同时存在不同的信仰流派。但正是因为他的宗教改革成功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以及教皇的统治地位，人与人之间共存的基础变得不再单一，越来越多样，世俗化的进程才得以启动。

这种世界观的多样性是宗教改革中相互角力的任何一个教派都不愿看见的。每一个教派都声称只有自己掌握唯一真理。每一个教派都要求“保有正确信仰的”国家机构运用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手段捍卫其地位。宗教是社会凝聚的黏合剂，没有宗教，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就无法实现。在帝国法学家亨宁·阿尼萨乌斯（Henning Arnisaeus）看来，这句无上准则不仅适用于德国，更适用于所有基督教国家，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通向宽容、多元和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道路因而注定伴随着派系敌对、仇恨、鄙视和血腥暴力。1517年后不久，欧洲迎来长达150年的动荡，根本原因就是不同世界观冲突对抗，其暴力性不亚于今天宗教激进主义者对敌对势力的袭击、暗杀和倾轧。只是当时使用的武器和手段在今天看来并不完美，有时甚至是徒手肉搏。但从长期看，暴力也倒逼决策者采取措施维护和平、促进和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欧洲不在宗教和国家战争的混沌中覆灭。

17世纪中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遏制并最终结束了宗教信仰的极端斗争。这还要感谢自古罗马以来就一直发挥作用的法治力量，既包括世俗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律，也包括教会法。即便在教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中立的教会法也一直指引着各派的法学家们寻找逃离乱斗的出路，避免文明生活毁于一旦。但同时，也是各宗教派系本身依靠心灵的虔诚和对和平的渴慕，最终化解了教条战线上的僵持局面，实现了和解。路德的神学体系区分了人类统治的世俗国家和上帝统治的宗教国家的概念，前者只适用世俗统治工具，后者只适用宗教准则。如此一来，后来的新教徒们就更容易接受宗教真理在世俗的国家和社会中应当不分派别，保持中立。当然，大部分的天主教国家君主也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只有教皇反对这种和平，原因可能并不出于宗教立场，而是因为教皇直至19世纪仍作为世俗和宗教世界双重领袖的惯性。

多种信仰和平共存的大门由此打开，且不仅局限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这样一来，主张和平的人文主义观点再次浮出水面，受到重视。和平的观点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产生，但在随后的教派分裂中不得不隐秘起来，屈尊于非主流的地位。现在，它们一步步进入公众的视野，与不久之后再次受到人们重视的犹太人一起推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多元、自由和包容。

全球化中的欧洲

站在全球历史的角度，我们能发现欧洲中心史观容易忽视的另一种变化。1517年10月31日后，罗马几年之内丧失的势力范围不仅通过占领者在新世界的传教得到了弥补，而且新获得的基督教区域和信徒甚至比其在欧洲失去的还要多。《九十五条论纲》引发欧洲教会和宗教分化，与此同时在中美洲，新的基督教取代了旧的本土宗教，西班牙人完全掌握了当地的宗教统治权，将基督教变为西班牙散布在半个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单一合法宗教，这一局面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人神庙废墟上，一座壮观的哥特式天主教堂“玛利亚升天教堂”拔地而起，象征着旧政权的倾覆、新统治的开始。短短几年时间，美洲文明的内核就被彻底掏空摧毁，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基督徒的传教狂热。与传教的力量相匹配的还有一种早期的自然和人权精神，驱使这些基督徒改变在他们看来残酷的祭祀活动，让原住民摒弃未开化的蒙昧传统。

海外拓殖活动赋予了教皇和圣城罗马新的全球角色，这一改变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意义。圣彼得广场上贝尔尼尼的雕塑群“世界舞台”原就是为了彰显教皇作为世界基督教国家统治者的无上地位而建，尽管这一论断从未与实际相符。我们当然承认宗教改革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和影响，但覆盖全球的罗马教廷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比新教长好几个世纪，即使是现在也更具影响力。针对马克斯·韦伯称新教是现代化主要推动力的评价，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相对的论点：（文艺复兴教皇）治下的罗马教廷通过十字军东征的经验、对蒙古的探察、向东的意大利贸易政策，以及向西的传教活动或伊比利亚势力的新航路探索等为建立世界性教会所作的布局，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可能比宗教改革更加举足轻重，尽管存在数不清的局限、损失和问题”。

无论人们偏向于上述哪一种对教会历史和宗教社会学的评判，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宗教改革、天主教的革新和由此产生的教派分化都不是引发欧洲社会根本性变革的唯一因素。15世纪中期，欧洲就已觉醒，主要的动力来自崇古的思潮、航海大发现及新知识的传播。因而宗教改革前后的几十年同时也是欧洲知识觉醒的几十年，后者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不亚于宗教改革掀起的信仰革命。此外，1517年，欧洲人开始与中美洲和远东的国度打交道，赫伯斯坦出使“陌生的午夜之地”俄罗斯，再次密切了域外同欧洲的联系，进一步增加了欧洲人对世界的了解。所以这种将欧洲历史推向近现代的知识浪潮不单是欧洲的知识，而且也是古典欧洲学问和新世界知识的结合，后者来自欧洲之外的四面八方，这些新的见闻纷纷涌向不久之后将被冠名为“旧世界”的欧洲。

15世纪，第一批海员一步步踏上探索新世界的征程。16世纪初，新的航海发现尽管没有在欧洲引发特别强烈的震动，但随着1517年西班牙占领者登上尤卡坦半岛，通向中南美洲文明的大门被撬开，欧洲人第一次了解到，原来在远离欧洲的陌生国土上还存在着与欧洲社会制度、政治结构和开化程度不相上下的高度文明，那里的奇珍异宝让欧洲人大开眼界。而宗教则迅速让欧洲人找回了优越感，印第安本土宗教的蒙昧和野蛮，尤其是血腥人祭仪式均是欧洲早在古代就已摆脱的文化糟粕。只有在遥远的东方，欧洲人遭到了屈辱的对待，神秘的中央之国认为这些外来人低自己一等，拒绝与他们建立定期的往来关系。

复兴古典、发现新知让欧洲掀起了一股搜集寻觅、归纳整理、解释定义的浪潮，这也催生了近代科学文化的理性观念。继人文主义的哲学、语文学突飞猛进后，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丈量世界成为欧洲人新的热情所在。那些陌生的人种、国家、山川、湖泊、动植物都是探索的对象。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研究在大学里蔚然成风，与之相关的独立学科逐渐形成。那些从域外传入的新世界知识和见闻立刻被用于系统性、理论性的研究，并逐渐被纳入欧洲原有的知识体系，既能为统治阶层治国理政所用，也能便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长远来看，它推动了“世界的祛魅”和与之相统一的欧洲社会世俗化进程。

在17世纪，继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欧洲北部信仰新教的海洋大国成为对外拓殖的新力量，除开展海外经营和建设活动外，他们也在孜孜不倦地加深对世界的了解。为首的最先是荷兰人。当奥兰治亲王拿骚-锡根的约翰·莫里茨在1630年前后扬帆大西洋，作为著名的荷兰西印度公司掌门人前去接管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时，驱动他的首先是对知识的渴望。“到达地球最远端”是他的座右铭。与之相比，贸易公司的商业利益几乎都居于次要地位了。他对这个陌生国度的好奇心几乎遍布动物学、植物学、人种学等每一个领域，当地的风土人情与欧洲那般不同。为此，他专门雇用了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记录和描画当地的地理和动植物情况，让传回欧洲的新知识是有根有据的。当莫里茨奉诏回国时，他的团队带回了成卷的油画、素描、精确至分秒的记录以及一大批动植物珍奇标本，将之献给大学供学者进行科学研究。这些关于域外人种、动植物、地理风貌的宝贵材料为荷兰，尤其是荷兰莱顿大学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19世纪，乔治·福斯特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将再度发扬欧洲人在近代早期对知识上下求索的文化传统，并将其推至新的高潮。

500年之后

我们不能说1517年10月31日是一个在世界历史上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日子。这一天毕竟开启了欧洲神学界一切的根本性变革，触发了欧洲国家、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连带反应，并与同一时期古典文明再发现和新世界知识的传播一道，对整个世界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在全球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有来自教会传统势力的反抗，但宗教改革倒逼了基督教世界认真审视《圣经》的源头文献，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这一股劲头自此再未消退。人们对《圣经》的理解不再是一成不变，其神学解释也不再是神圣不可撼动的。这毫无疑问是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结果，在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中方才得到具体的体现。例如阿尔卡拉大学出版的多语种《圣经》，伊拉斯谟的和平思想，路德的现代基督教。同时，这种适应调整和变革的力量也加速了欧洲的世俗化进程。革新后的基督教本身就已成为推动世俗化的力量之一，它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通过自我否定或降低宗教的地位，而是学会在世俗世界中摆正和保存自己的位置并发挥作用。

变革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辐射当然也不是循着单行道进行的，断然不是世界的“欧洲化”。研究欧洲对外扩张的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赖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用所谓全球历史“兼收并蓄”（Aneignung）的概念来解释“世界的臣服”（Unterwerfung der Welt）。他认为一个文化圈在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与其他的文化圈碰撞、借鉴、融合。这是一个过去及现在都在进行的过程，同时也是双向对等展开的。最后外来的文化不再是异质的，而是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所以1517年震惊欧洲的亚洲犀牛早已成为欧洲的犀牛，经由丢勒天才的描绘和艺术性的加工，融入了欧洲文化和知识的宇宙。同样，修士路德在10月31日掀起的变革思潮也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不是通过臣服或复制的形式，而是以汲取和融合的方式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在这样一种全球史观的汲取论中，我们应当摒除经常与路德和宗教改革一并提及的所谓“西方价值”。应当着重强调的是，全球范围内文化间相互汲取吸纳的过程早已开始，某些价值早已不是欧洲独有，而变成人性和自由观念的普遍价值。在这样的观点指引下，也许我们有希望通过汲取的过程制止宗教激进主义的危险暴力，就如1517年基督教各派彼此仇视和敌对的局面到17世纪中期终于得以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