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理想上来说，确实有这个优点。不过，夏马尤认为，无人机在查杀一体的行动中已经转变了战斗原则。在传统战争中，战斗是双方在相互通过伤害对方，来阻止对方对自己的伤害。敌人是在实时执行伤害自己的行为。而在反恐猎捕行动中，无人机的猎杀并不是通过制止正在发生着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是通过预测性预防行为来实施猎捕。无人机通过摄像头以及先进的传感技术进行全方位监控，来侦察、定位猎捕目标。无人机确认恐怖分子的方式不再是指定实名的目标，而是通过“基于活动的情报”的方式来定位。通过观察、收集数据，然后再通过大数据的比对，确认监控对象是否符合恐怖分子的行为模式。只要行为模式异常数据突破了一定的阈值，远在美国的驾驶员就会收到猎杀的指令。
在这种预测性预防的猎捕模式中，人作为一种生命形态，被分解成种种数据特征。这些数据特征的统计模式反过来确定人的身份。然而，统计模式显然不能等同于实质对象。同样的模式可以对应不同的现象。这就使得通过高精确性来避免平民伤亡的理想目标只停留在理论上。在实际行动中，“结果常常是无人机根据对‘行为模式’的判断，在目标是否如我们所想的一样都没有直接确认的情况下，以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盲目发动袭击”（61页）。
反恐战争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得到人们的支持，是因为它要消灭恐怖主义。由于恐怖分子往往采取游击战的方式，这使传统武器和战术很难侦察并消灭恐怖分子。因为游击战主要在地面上采取行动，在空中展开行动的无人机具有了战术上的优越性。这使其非常适合于反恐战争。夏马尤并不赞同无人机实施的猎捕行动真正能够实现反恐战争的最终目的——消除恐怖主义。他认为，我们思考反恐战争的本质时，不应该只是考虑在肉身上消灭恐怖分子，而是要将之看作反叛乱行动。恐怖主义之所以为现代社会所不容，是因为其实质是反现代文明的，不接受基本的人权价值。消灭恐怖分子的肉身固然是反叛乱的重要一环，但更重要的是争取人心。用无人机作战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恐怖手段在作战。恐怖只会造成更多的恐怖。无人机的轰炸只会逼迫普通老百姓倒向极端组织。人们只会用恐怖来对抗帝国的恐怖。无心、不在场的武器永远无法征服人心。
当地时间2025年3月15日，顿涅茨克地区，一名乌克兰士兵在军事演习中举起一架FPV无人机。
二、战斗精神的颠倒
从战斗精神的角度来看，夏马尤认为无人机驾驶员和自杀式袭击者是两个极端，前者遵循生命的自我保全伦理，而后者则崇尚自我牺牲的英雄伦理。然而，在无人机支持者的叙事中，自我牺牲是对生命的亵渎，违背了基本的热爱生命的伦理学。因此，自我牺牲并不是英雄行为，只是不珍惜生命而已。夏马尤认为这一论证并不成立，自我牺牲之所以被认为是英雄的行为，正是出于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死亡的蔑视。对生命越珍惜，就越能体现出对死亡蔑视的可贵。相反，无人机的猎捕行动让驾驶员躲在安全的本国国土，他们不必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就无法正视死亡的恐怖。当像打电子游戏一样按下发射按钮时，他们实际上漠视了目标对象的生命。夏马尤认为，无人机的支持者实际上颠倒了传统的战斗道德原则。为了理想追求而自我牺牲的英雄精神，被重新叙事为道德恐怖的化身。
这种颠倒导致了战斗精神的危机。夏马尤引用毛泽东的辩证法：“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110页）而无人机在猎杀敌人时不需要自我牺牲精神，那么关于牺牲的辩证法就会消解为单纯的自我保存，战斗精神也就消失了。反恐战争成了“无美德的战争”。
不过，无人机的支持者会认为，保存士兵的生命是第一原则，是绝对的国家义务。在这点上，战斗道德是自洽的，应该高于所谓的英雄伦理：“为国捐躯当然是好的，但为国杀敌，并且无需搭上付出生命的沉重代价，就更好了。”（114页）英勇不需要依赖于牺牲。英勇就是根据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无人机驾驶员在猎捕恐怖分子，有着正当理由，当然是英勇的。此外，无论是否身临险境，杀人需要一样的勇气。夏马尤质疑这种论证的有效性。杀人需要勇气，是因为杀戮时要克制住目睹杀戮的恶心感。无人机的猎杀行动让驾驶员免于直面他人的死亡，因此也很难称得上英勇了。
支持无人机猎捕行动的另一个理由是，由于驾驶员可以不需要身临险境，因此可以避免以往士兵战后可能遭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然而，这些支持者对于无人机驾驶员是否会面临PTSD，却是暧昧的。一方面，很多调查表明，无人机驾驶员在执行猎捕行动时，就像玩游戏一样；另一方面，又认为驾驶员们跟亲身上战场的士兵一样，要承受杀戮的压力，同样需要战场士兵所具有的战斗精神。夏马尤认为，无人机驾驶员或许真的会面临不符合传统PTSD界定的战斗压力，但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也支持无人机猎捕行动是一种“不明暴力”。
此外，无人机的猎杀实现了行动与现象学同一性的割裂。由于猎杀是发生在远离驾驶员的战场上的，驾驶员在本国安全区域内，因为没有身临战场，也就不会有对战场的亲身感知。这就不需要直面死亡的惨烈与恐惧，这使驾驶员出现了认知失调：在和平环境中执行最暴力的杀戮行动。这使得一方面驾驶员和普通平民对远程战场的感知薄弱，另一方面又让身在战场的平民感受更恐怖、更残酷的暴力行为。夏马尤认为，这导致了一种新型的人民与国家关系——民主军国主义。
三、民主军国主义
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说法，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权利，其中首要的是自己的生命权。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国家的庇护，从而让渡自己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使自己臣服于国家，“我保护你，因此你必须臣服于我”。然而，战争却让社会契约论陷入悖谬。战争是人民挺身而出，保护国家。国家与人民保护-受保护的关系，在战争中颠倒了，“你必须臣服于我，使我得到保护”。这种颠倒使得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在战争时变得特别脆弱。民主政体的共和国在开战时，需要征得人民的同意；而人民会非常认真地考虑自己人身安全与国家行动之间的关系，对开战会变得非常谨慎小心。因此，民主制度会最大限度地约束战争行为，进而带来和平。然而，夏马尤认为，无人机的出现使这种民主和平主义面临危机。
无人机使不对称的战争成为远程狩猎游戏，“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开战，就好像决定一项消遣”。也就是说，当国家的决策者在决定开战时，组成国家的人民不再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权来保卫国家。战争时人民与国家的悖谬关系消失了。战争的代价单方面地转移到了敌对国，国家也摆脱了动员战斗人员的束缚：“打仗就像是去狩猎一样，就像失去参加一次娱乐聚会一样。”（209页）无人机开启的远程战争就形成了一种新型政治形态——民主军国主义。在这种新型态中，战争对于国内人们来说变得像远方的故事一样，遥不可及。人们的生命权也不再受到威胁，因此也就失去了对战争的发言权。
即便民主军国主义看起来是由远程战争带来的新形态，但夏马尤却看到了它与传统殖民主义的继承关系。遥远的殖民地只会给宗主国带来荣耀和资源，而对殖民地土著带来的暴力却只是遥远的故事。
夏马尤是在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撰写的《反思无人机》。伴随着美军2021年8月20日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塔利班再次执掌政权，这场历时二十年的反恐战争留下了荒谬的现实。从背景上来说，这本书是过时的。然而，其探讨的战争哲学主题，却持久存在。尤其是，过去十几年无人装备更快速、多样化的发展，已经更广泛地应用于战场，夏马尤的这本书更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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