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特朗普总统1月23日签署的行政命令和《1992年约翰逊·肯尼迪总统遇刺记录法案》的法理依据，美国国家档案馆计划联合有关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解密与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前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有关的系列文件。美国东部时间3月18日上午白宫公开了约80000页、1123份与肯尼迪遇刺案有关的解密文件，相关文件全文上网，任何人均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下载、浏览，此举旋即引发全美乃至全球舆论关注。
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肯尼迪遇刺档案主页
作为一战后就以所谓“自由主义利维坦”闻名的美国，“多元化”和“公开性”一直以来是其对外战略的重要施策工具和所谓“软实力”来源，美国政府向来注重利用有目的性地适度档案解密来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塑造自身伟岸形象，但相关档案解密亦长期构成美国内部不同政治力量进行权势斗争的重要政治工具，情报制定及解密相关情报的档案解密化过程，充满“政治化”（politicalization）目的。对于后者，美国开明派政治力量和社会人士一般借助1966年国会通过的《信息自由法案》（FOIA），通过法律诉讼、依法索取等渠道引导乃至迫使有关部门解密特定领域的档案，其目的往往是为了揭示美国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阴暗面，如美国海外隐蔽行动、极端残酷的核战争计划等，美国行政部门都严加审查相关档案解密请求，最终释放的解密档案往往删减严重、数量也很有限。
相形之下，此番特朗普政府主动解密海量、高密级、未删减、电子化的肯尼迪总统遇刺档案，在当代美国政治史上很是罕见，特朗普本人强调，白宫不会就解密档案提供具体的解释和摘要，完全凭借读者自行阅读后形成价值判断；从战略高度上讲，这是特朗普行政当局推动“特朗普革命”、强大白宫行政权威、推动美国对外战略节制主义转型、打压美国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重要抓手，在舆论上亦配合着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国内改革，预示着特朗普-万斯团队的对内对外战略革命可能更具尺度、更具威力。
随机下载的一页相关档案
总统与中央情报局等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恩怨
长期以来，美国是政府部门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很低的所谓“小政府”国家，一战、二战此类号称洲际战争烈度的霸权转移战争根本改变了美国国家面貌，以1947年《国家安全法》为牵引，国防部、中情局、战略空军等国家安全部门迅速壮大，仅用十年时间不到便在1950年代末便成长为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和美国政治的所谓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由此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国家安全经费最巨、安全雇佣人员最多、安全研究最昌盛、安全复合体影响力最强的所谓“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国家安全权势集团将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外战略形塑成狼奔豕突、不懂节制、左支右绌的十字军圣战状态，美国由此成长为当代罗马，相关态势引发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安，其著名的《告别演说》提出需要警惕国家安全权势集团日益深重的不良影响。
例如，冷战中前期的漫长岁月中，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直接否决总统在内的最高民选官员对于核战争计划需要有限化、人道化的指示，战略空军司令李梅甚至敢于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高潮期间当着众人的面嘲笑肯尼迪怯懦如鼠；作为美国第三文官的国务卿甚至不清楚美国核战争计划的详情；战略空军及中情局敢于在古巴导弹危机美苏紧张和谈的微妙阶段，试图通过诱使苏军击落美国军机从而破坏美苏秘密和谈。凡此种种，长期以来国家安全权势集团围绕经费开支、战争计划、海外颠覆、安全战略制定等重大事项，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改革者形成严重掣肘和威胁。譬如，基辛格和肯尼迪都是主张收缩美国海外军事存在和战略义务、讲求不同文明和平共存的战略节制主义者，他们就均被国家安全权势集团所攻讦和污名。
对肯尼迪极为不敬的战略空军司令李梅（最左侧插兜者）
以此番特朗普政府解密相关档案所直接冲击的中情局为例，其长期掌握数量颇多的私属武装力量，海量经费花销又难以全面审计，加之中情局主官不受竞争性多党政治影响而一般源于上届政府任命，这就使得中情局强化了自身根深蒂固的小圈子部门利益和部门文化，对于总统的政治忠诚程度很有限，成为势能强大的“独立王国”，就很多国家安全决策同总统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志爆发严重抵牾。其中突出案例便是中情局就是要在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宣誓就职之前的17日，违背新任总统意志，授意刚果（金）军阀莫伊兹·冲伯非法杀害刚果（金）民选总统帕特里斯·卢蒙巴，肯尼迪则是在6个月后通过驻联合国大使才知晓卢蒙巴已经被杀。对此，包括乔治·凯南在内的美国著名开明派政治家很早便呼吁对中情局在内的国家安全权势集团进行全面的权利限制和制度钳制，避免相关集团做大从而绑架美国的对外战略。正因为此，长期以来研究者一般将肯尼迪遇刺同中情局等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相联系，将肯尼迪遇刺同所谓深层政府（Deep State）中的一部分力量旋即选择大规模升级越南战争及全球冷战相联系。
为制衡中情局，一般的总统会叠床架屋地构建新的行政单位（如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来增加自身权力、稀释中情局的权力，并对中情局高官进行窃听和提防，且弱化中情局长在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权力地位；但此次特朗普政府主动解密揭示国家安全权势集团如何涉入肯尼迪遇刺，以及肯尼迪遇刺前后美国越战战略及冷战战略巨变的相关系列档案，根本上反映出现今以特朗普总统为核心的行政最高当局，同中情局等为代表的、特朗普口中所谓“华盛顿沼泽”（Swamp）和政治建制派（Political Establishment）之间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特朗普执政团队显然做好了推动美国内政外交持续重大变化的系统性战略考量，堪比1961年敢于大规模削减中情局经费、试图约束中情局非法行径的肯尼迪内阁，吊诡的是，二人也均遭遇过身份严重存疑的人士刺杀。
特朗普政府解密的海量档案有何新意、暴露了哪些讯息？
根据数十年来学术界跟踪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以及特朗普政府相关解密档案所初步释放的讯息和导向，有关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案可以进一步形成并巩固如下推论，相关推论显著不同于当年美国最高法院沃伦大法官调查组得出的定论，暴露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那些为人所不熟知的重大秘闻，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和相关国家安全权势集团同当年肯尼迪同相关权势集团一样，具有重大的原则冲突和利益抵牾：
第一，从战略上看，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后，白宫新旧两任政府对古巴、越南及南部非洲在内的全球南方事务的应对姿态发生根本变化。根据解密史料得知，肯尼迪在遇刺前的10月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中，正式决策从南越撤兵1000人，拉开美国抽身越南内战事务的帷幕，相关决策在《第111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AM 111）中成为初步国策；但肯尼迪遇刺后，新任约翰逊政府即刻改变上述指令，决意为对抗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而增兵越南。
历史研究还证明，1964年8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的授权约翰逊总统对北越使用武力的“东京湾决议案”，是由白宫春天就秘密撰写好的，而整个夏天美国海空军一直侵扰北越领海、炮击其海岸目标，执意寻衅滋事，就是要迫使北越开第一枪从而为升级战争做好准备。而8月初爆发的所谓北越鱼雷艇攻击美军侵扰北越领海的驱逐舰的相关事件，被证明纯属子虚乌有，北越鱼雷艇始终避免同美军直接交战。凡此种种，肯尼迪遇刺同美国内部相关力量选择扩大越南战争、抵御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关联甚重。
不仅如此，肯尼迪遇刺前表现出缓和美国同古巴关系的浓烈意愿，为此他多次否决中情局为入侵古巴而制造借口（譬如“北方丛林”计划，其中包括栽赃古巴，制造古巴击落美国民航客机等突发事件），他还对中情局和相关利益集团违背其意愿而发动入侵古巴的“猪湾登陆”深感不满，接连削减中情局预算。正因为此，“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奥斯瓦尔德被塑造为苏共及古巴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潜伏者，目的就是借此破坏美古关系的缓和趋势。
部分解密档案目录
通过纵览3月18日特朗普政府解密的1123份档案，虽然其中仅为单页且价值有限的史料占比不少，但其中亦涉及不少肯尼迪总统1961年夏天关于推动加勒比海等地区和平和美苏战略缓和具体规划的相关史料，包括最高决策层如何将相关和平议程和战略规划发送至各主要使馆的秘密电文；同时亦解密了为数不少的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政府任内中情局随后数年持续扩大侵略古巴、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相关隐蔽行动（Covert Action）和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的秘密、机密文件，相关文件涉及到复杂的美古关系变化以及苏联叛逃者提供的有关苏联对古巴战略影响程度几何等重要内容。
上述档案解密思路显然是为凸显肯尼迪正因为拥抱和平、抵制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冒险行为而遭遇刺杀的。而特朗普第一任期得以自矜的外交战略遗产便包括积极缓和美朝关系、打压军方攻灭伊朗的冲动、平复俄罗斯的怨气并关切其安全焦虑，但司法部会同中情局有关力量则在特朗普胜选前后及执政初期利用“通俄门”事件向白宫严重发难，引发特朗普巨大愤慨。截至目前可以粗略发现，特朗普团队对外战略讲求节制和审慎的相关特点，同肯尼迪内阁的对外战略思路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故而相关史料解密是特朗普团队“托古讽今”、借助声望极高的肯尼迪总统为自身赢得合法性的一大重要举措。
第二，从档案解密后最终呈现的文本来看，此次批量释放的1123份档案的具体内容没有遭到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系统的所谓“卫生处理”和明显涂抹，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档案解密的风格，但同时解密档案所释放的核心讯息也相对有限，体现出白宫相对更多地就肯尼迪遇刺真相务虚而非务实。特朗普对外强调此批档案厚达“80000页”，显然具有噱头和夸张的意味，意在向自身信众和选举票仓宣导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不堪和丑陋，进而实现政治动员和政治整肃目的。因为即便是对于美国国防部长这样的内阁官员，美国政府都会为其编撰上千页、基于解密史料而形成的逻辑严密、自成体系的个人档案集，但美国历届政府却从未如此系统编撰条理明晰的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后史料集。特朗普政府此番解密海量且上下页并不联系、混杂一起的“档案包”，反映出白宫现主人就肯尼迪遇刺案其实仍旧不愿多言。
一般来说，虽然美国国家档案馆系统基于《信息自由法案》和公民申请，会定期解密一些重要史料，但往往越是核心的史料在最终解密之前就越是遭到行政当局的严重涂抹，很多核心讯息在解密后已经被涂白而无法看到。比如2024年拜登政府任内解密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卡特政府国家安全政策卷》便在相关国家安全权势集团拖延九年后方才解密，不少核心讯息遭到删减，显著降低了史料价值。相形之下，特朗普政府此番档案解密仍旧颇具刀刃向内的“公开性”威力，是其基于档案解密和史料释放赢取政治斗争的关键抓手。从遇刺案审理及细节上看，目前学界研究发现沃伦调查组的既有结论矛盾重重，相关解密档案可以增加对官方调查结论加以质疑的有效材料支撑：相关推论包括但不限于，奥斯瓦尔德被沃伦调查委员会有意塑造成是苏共及古共的同情者；一颗子弹，造成两个人的七处伤口，不符合弹道学原理，且子弹损毁的程度不对；弹道学证据显示，总统的脖伤和胸后伤不是一枚子弹造成的，肯尼迪车队前面有枪手，枪手不只有奥斯瓦尔德一个人；枪上没有奥斯瓦尔德的指纹；在阁楼一楼遭遇奥斯瓦尔德的女职工的证言被销毁；急救肯尼迪的医生曾被联邦特工威胁；在华盛顿负责肯尼迪尸检的医生很低级，是海军初级医生，但明明华府当时有不少顶级病理学家和验尸官，却不为约翰逊政府所用；按照既有证据链条，美国绝大多数法庭及陪审团都不会判奥斯瓦尔德有罪，等等。
鉴于此轮档案解密高达1123份，学界对其加以详细解读并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产品还需不少时日，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举措反映和激化的美国政治斗争与政治极化现象必将更加严重。在这背后是可称之为所谓“特朗普革命”且为人所低估的美国行政当局新的大战略规划及系统实践。
揭示肯尼迪遇刺秘闻的重要纪录片《重检肯尼迪》，由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摄
特朗普-万斯团队解密相关档案的现实目的与“特朗普革命”
其一，特朗普致力于通过档案解密和所谓“公开性”利器，打击中情局、司法部、国防部等现存官僚机构中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政治影响力残余，及其部门本位主义的既得利益结构。此举同1980年代末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通过“公开性”对抗官僚阶层既得利益群体具有历史相似性，构成政治领导人赢得绝对忠诚、扩张行政权力、凝聚有效权威的关键抓手。
特朗普此番作为在本质上构成美国档案解密的又一次显著“政治化”过程，只不过这一过程服务于特朗普-万斯决策团队党内及国内政治权威的搭建与巩固。特朗普团队清醒地看到，同一些新兴国家相比，美国行政机构的权力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与权威相对有限，否决型政治深刻削弱了美国的政治势能，美国对内有效改革、对外有效大国战略竞争需要补齐的短板在于有效、稳健、长期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权威的供给。由此历史地看，自1970年代前期尼克松形成所谓“帝王般的总统”权势后，特朗普团队亦有达到乃至超越尼克松权势格局的计划与愿望，进而为其系统性变革美国对内对外战略厘定更为有利的执政环境。
其二，特朗普致力于显著约束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权力释放，避免相关深层国家和权力机构就地区安全、全球战略稳定、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上制造麻烦，进而影响“美国优先”（MAGA）大业行稳致远。上文已述，特朗普第一任期主动缓和美朝关系、掐灭军方攻打伊朗的冲动、积极对俄协调并舒缓莫斯科的安全焦虑；特朗普本人也多次强调，他不想干预中国的内政、不想使得热战和一发不可收拾的核冲突成为美中大国关系的预言；目前特朗普政府抓紧重新接触并联系俄罗斯，尊重俄罗斯的必要安全关切，避免将俄罗斯作为国际社会的贱民而加以排斥和羞辱等重大姿态与表态，均凸显特朗普—万斯团队注重战略节制主义和战略审慎主义的风格与特性。由此学界开始盛传，特朗普外交正在复制当年基辛格的对外战略革命，应当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基辛格认为，任何稳定的外交，都必须有一点19世纪的元素，而19世纪的世界建立在这样一个命题的基础上，那就是国家之间尽管彼此竞争，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并无争议；基辛格尊奉的古典现实主义进一步强调，大国之间需要实现“务实主义的共存”（pragmatic concept of coexistence）之路，核心在于彼此间对于彼此核心利益、历史道路和文明特质予以深刻的理解与尊重。战略地看，特朗普-万斯团队当下对美国后冷战时代对外战略的重大修正，相当程度地类似于基辛格1970年代前期推动的“基辛格革命”，他们共同相信，一个大国“统治一个地方，也就控制了当地的宗教”（cuijust regio, eijus religio），他们共同排斥扩张美国模式的威尔逊十字军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外交。后世对其战略思想的全面评价还需很长时日，但讽刺的是这亦需要后人届时大量解密档案供研究者加以公允和充分地探析。凡此种种，美国在特朗普带领下此番战略节制和战略收缩所形成的系统性国际政治冲击和地缘政治外溢才刚刚起步，白宫当局借助肯尼迪遇刺档案解密所助推的各领域、各层次“特朗普革命”正加速袭来，风起于青萍之末，其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和全球治理冲击还在集聚和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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