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太阳纪元，终末。
水很冷。
由于缺少日光照耀，最柔软的事物也长出了尖牙，撕咬着化身成美西螈的死神修洛特尔幼嫩的皮肤。
死神恨恨地摆摆浅粉色的尾巴。为了躲避那个蒙着鸟脸的疯子，他已经逃入过玉米地、藏身在龙舌兰间，依靠变身的天赋化成身旁的作物。但是羽蛇神似乎总能看穿他的伪装，誓要完成杀戮，用所有神祇的生命献祭。
跟他不一样，修洛特尔不想轻率地死。他不想把自己的消失当作交换未来希望的筹码。在神的世界里这是可耻的，因为此间诸神应该重义轻利、蔑视死亡。但死神想从这个故事里跑走，跑进一个不需要死掉的故事里。
“他妈的，这张傻脸只会微笑”。风刃切开水面，切下他的头颅时，修洛特尔还在想着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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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与死神
作为没有在学术机构供职的研究者，我常常与学界同好笑称自己是一只野生知识分子、拉封丹寓言里溜出的蝙蝠：非鸟非鼠，享有着职业学者没有的阅读自由与悠然视角，也需要更多的自我证明，才能在学术共同体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严肃地否定了我的玩笑：对他而言，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从事不受任何组织资助的研究，并通过文章积极参与国家事务，体现的是一种重要的独立性。
对于已经获得学术成就和公共影响力的学者而言，这种独立性不仅珍贵，也值得尊敬；但对于更大范围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身份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族群性格、身份认知与不同范围的知识分子群体，往往呈现出相互建构的循环过程：知识分子探究、描述与总结人群文化特性，而他们的思想产品又在更长的时间线和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塑造着面对的人群。这种身份的诅咒在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灌溉中逐渐壮大成为一个群体的文化图腾，继而又影响着更多后来者。
此类图腾标记了学派、社会群体，甚至扩大到民族国家或更大范围。当我们透过经过翻译乃至转译的学术作品去了解他者时，这些图腾就成为路标和灯塔，将探索者带到被苦心打造的意象之境中，去接受一套套典型叙事。
“我们血管里印第安人的血越多，死亡的吸引力就越大”；“墨西哥人对死亡的漠视，由其对生命的漠视而来”……这些“蔑视死亡的墨西哥人”说辞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典型叙事。然而修洛特尔逃避求生的传说与思想界赋予的“民族性”之间，产生了一丝微妙的缝隙。很难判断这个缝隙，与罗赫尔·巴尔特拉找到的社会学缝隙有多大程度的重合；但能够确定，在这里，历史文本、神话表现与相关学术论述没有做到真实对应。
在传说中，修洛特尔最终化为了一只美西螈。而“美西螈”和它背后的一系列意象，就像是一面矗立在特诺奇蒂特兰古城上的图腾大纛，标记着墨西哥人应当具备的形象。而对它的讨论，正是罗赫尔·巴尔特拉在《忧郁的牢笼：墨西哥人的身份与异变》中的核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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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巴黎植物园。
胡里奥·科塔萨尔隔着透明玻璃幕墙，和水族箱里面的美西螈对视。
虽然那张面孔只会呆板地微笑，但科塔萨尔知道自己对面的其实是阿方索·雷耶斯。
因为哲学家金色的双眸在对他传递着信息：
“我的头颅是印第安人的，可脑灰质却来自欧洲。我是一只混血两栖动物。
“而你也是一只混血两栖动物。”
等科塔萨尔缓过神来，对面竟变成了一张长满胡须的熟悉面孔——自己居然被换入了水族箱中。
“不要紧，你在外面吧，”科塔萨尔心道，“外面是一个更大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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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西螈开始
我欣赏罗赫尔·巴尔特拉的探讨，更喜欢的是他对议题的选择。“民族性”是任何当代文化思想群体都无比钟爱的议题，存在着跨越学科的广泛视角以及其他议题无可比拟的现实性。总结陈述如《菊与刀》，群像访谈如《大分裂》，以及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本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的多部佳作，成为了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重要倚仗，也反哺了对当代国际事务中一些现象的解释。
拉丁美洲由于其知识群体的复杂背景，这方面的研究则更为具体而丰富。曾经有学者列出书单，建议将《忧郁的牢笼》与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萨穆埃尔·拉莫斯（Samuel Ramos）有关民族性的著作合并阅读，以便更好地了解“墨西哥民族性”和“墨西哥学者对于民族性的态度”。
但是这部书的出发点，与《孤独的迷宫》和《面具与乌托邦》迥然不同，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持相反的意见与批判的态度。我更愿意相信巴尔特拉在墨西哥版序言中所表示的，一位左派知识分子对“民族性”叙事（或更直接地说，霸权叙事）的祛魅和解构的探索：
有关“墨西哥性”的意象并不是大众意识的反映（将这种意识假设为一种单一、同质化的实体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想法是由知识精英提炼出来的，但我不会只把它们当作意识形态表达来处理，而主要将其归作霸权文化所制造的神话。
不同于内容排布与论述中的浪漫主义，以整书而言，巴尔特拉在严肃而谨慎地面对着这一问题：墨西哥民族性的建构者们是谁，或者说他们应当是谁？如果这些诠释者确实具有天然合法性，他们的论述就一定是符合实际的吗？
美西螈就在这一刻出现了。和科塔萨尔一起，展开了一场对拉美文学读者而言熟悉又陌生的魔幻对话。从美西螈阿方索·雷耶斯开口讲话开始，科塔萨尔的小说原著被巴氏借用，呈现出了全书第一次异变，也给我初始的翻译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和乐趣。在两位杰出的驻法记者帮助下，我复原了巴黎大清真寺附近的地形地貌，将这场虚拟的跨物种对谈还原到巴尔特拉期待的“真实”之中。
从美西螈开始的外延探索，带来了这部作品的第二个特点——堪称独特的内容排布。作为墨西哥人类学与社会学界久负盛名的知识分子，巴尔特拉已经摆脱了学者写作的一贯模式，转向了富于文学创造性的学理表达。他在奇数章引入了十数个有关美西螈的文学作品、民族神话与博物掌故，在偶数章展开对于墨西哥“民族性叙事”的研究与批判。这种阴阳嵌合的表述方式，让这部作品在严肃讨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结构上的音乐性。这也使得翻译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场在不同场合进行的、风格迥异却又存在连续性的对话，从美西螈开始，至现代社会中的墨西哥人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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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墨西哥城一家乌有的咖啡店。
“您相信，”埃米利奥·乌兰加扶了扶眼镜，“墨西哥人由于自卑被判断为无能；而我的判断则完全相反，是由于无能而呈现出自卑。”
对面的萨穆埃尔·拉莫斯有些不快：“请注意，‘无能’源于自身，而‘自卑’来自外在世界的评判，从而扭曲了价值观。我们在墨西哥人身上看到的正是这种价值的紊乱，就像你的想法，是不是在无意识中回避‘自卑’呢？”
“与其说自卑，不如说孤独。”奥克塔维奥·帕斯放下装着欧洽塔的杯子，“感到孤独不是感到低劣，而是感到不同。”
“亲爱的诗人，您错了，”拉莫斯强调，“您在墨西哥人面具的背后找到了孤独，可如果您观察得更仔细，会发现这种孤独并非自愿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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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诚打造的牢笼
与拉美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类似，墨西哥拥有大量世界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学者表达政治意见的比例和频率都非常可观。如果再将容留流亡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的传统计算在内，墨西哥可称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也包括巴尔特拉本人，其双亲均为加泰罗尼亚流亡者）。从这一部书内，我们就可以读到数十位对墨西哥民族性议题阐述过意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呈现了丰富广阔的思想来源。
但同时在本书的视域下，墨西哥政治权力的掌控者、墨西哥知识群体、普通墨西哥民众在这种叙事中也存在着灾难性的历史性割裂。如今，在墨西哥城古城区的北端有一座享有盛誉的“三文化广场”，在一座广场的范围内可以同时遇见前哥伦布时期的原住民文化、殖民时期文化以及现代墨西哥文化遗迹，完美地诠释了这个混血国家的文化基因。思想界的显学普遍认为这三个时期的文化在当代得到充分融合，形成了当代墨西哥的民族文化。
显然巴尔特拉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这与我在墨所见所学可作印证：三种文化的印记并不能像光线一样均匀地投射到每个墨西哥人的观念中。尽管在很多意义上，由于知识分子的苦心经营，墨西哥平民往往被灌输自己拥有或应该拥有怎样的民族性格、优点与劣根性，但日常生活表现中，常常观察不到那些虚无缥缈的民族性格普遍存在的证据。
在巴氏的论述中，民族性格的探讨转变为民族主义叙事的牢笼，是一个漫长的充斥着权力的阴谋、或傲慢或真诚的诠释，带给作为接受者的墨西哥民众品类丰富、口气笃定、有各路权威背书的洗脑套餐。为此，他在书中设计了一次核心知识分子的咖啡馆对谈（本书第十章），探讨墨西哥人的形象、墨西哥人的共性与个性，以及“墨西哥人的哲学”存在的可能性和可能意义。在其中，他也借着旅墨西班牙哲学家何塞·高斯（José Gaos）之口，讲出了这件事的荒谬性：
不存在“一种”墨西哥人，而只存在地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意义上不同的墨西哥人——高原或海边的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克里奥尔人或梅斯蒂索人；殖民地时期的、墨西哥独立时期的、墨西哥革命时期的或与我们同时代的人；流浪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农民……所以“墨西哥人的哲学”并非在发展其他哲学，如果有的话，也是任意选取的某些墨西哥人的哲学……
这种质疑，在哲学上无疑是根本性的。高斯的话语可以当作结论，而对该结论的论证，以及对于其影响的研判，贯穿了整个《忧郁的牢笼》。对于诠释合法性的问题，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客观而言，巴尔特拉与他的墨西哥同侪权利平等；但同样的思想土壤与相似的使命感，给他们带来的是相异甚至相反的理念。
在翻译涉及几十位墨西哥学者的相关论述时，也让我回忆起多年来涉及墨西哥民族性议题的阅读。在本土性意识之外，墨西哥知识分子身份背景与学术背景国际化程度极高，也让他们在这个老问题上总能引入新学派、新理论，像是秀美聪慧的牡丹鹦鹉，极力收集外来所有的羽毛、亮片和鲜花嫩枝，打造最美丽的窝巢。
在巴氏的梳理下可以见到，研究者固然并非都是善意的（混杂着人种学的歧视与殖民主义的傲慢）。但仍然有许多当代文化人心怀赤诚，尽力对墨西哥性中“原始的天堂”、自卑与忧郁等问题进行观察评述以期启迪国民，但却终究铸成一座围困民族火焰的思想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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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汉坎丁弗拉斯从后门进入，搅乱了思想者们的沙龙。
正在发言的是安东尼奥·卡索：“似乎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联系，在两族混血之后，优点各自保留，缺点却合而为一。”
邋遢的流浪汉嘿嘿笑了：“您几位要感谢墨西哥人的毫无价值，不然‘墨西哥性’早就被白人们抢光了。”
导师巴斯孔塞洛斯紧皱眉头：“怎么没有优点？我们混血而生，是宇宙的种族，是代表未来的种族，将会建立光辉灿烂的混合文明！”
坎丁弗拉斯耸耸肩：“在我这儿，所有的想法都值得被尊重，无论是小主意还是蠢想法。”
最庄重的墨西哥人和最戏谑的墨西哥人对视无言。最终，墙角的西班牙人打破了沉默。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说道：
“也许墨西哥性一直在流动，而不是一种定论。墨西哥人是墨西哥居民和墨西哥环境的聚合。如果没有置身其中，墨西哥性也无从寻踪。”
坎丁弗拉斯浮夸地点头：“这才是关键。要是你们听不懂，我也不会向你们解释，那是那些‘明白人’的任务。如果他们真的如自己想的，真正了解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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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枷锁，自由的夜燕
墨西哥知识群体，尤其是近代墨西哥知识群体，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群有知识的普通墨西哥人”，这一现象也并非孤例。由于殖民历史的存在，墨西哥人虽在人种上实现了“宇宙种族化”，形成了中国读者印象中的“现代墨西哥人”群体，但财富、知识和社会资源的不平衡，也对知识分子的出身背景造成了自然筛选。
这就是我谈及的，三文化的印记并不像自然光线一样普照墨西哥，定义者（知识群体）与被定义者（普通民众）也并非完全对标。巴尔特拉的担忧，一部分也自此而来。巴尔特拉对于“野蛮”“忧郁”和墨西哥政治权力的研究，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这几项元素的结合，也成为了贯穿作者这部代表作的主线。
坎丁弗拉斯式的废话文学，无论是其他学者眼里的批判与解构，或是巴氏判断中将政治蛊惑的合法化，都指向了相似的方向：威权。威权者是民族性叙事中不显露名字的参与者，也是最有力量的参与者。一种成形的民族主义叙事，无论是乡村的伊甸园还是城市的流浪汉，乃至本书中的美西螈范式，都可以被引导和转变成一种掩盖现实问题的政治文化——这次呈现的是“革命民族主义”。
“墨西哥人被驱逐出了民族文化”，墨西哥知识界打造出了供权力驱使的文化弗兰肯斯坦。巴尔特拉的视角与论证充满了破坏力，试图将思想界前人与同时代人精心建筑的理论大厦一击而溃。民族性和民族哲学研究依然散发着迷人魅力，但在《忧郁的牢笼》加持之下，也隐隐透出危险的气息。
这种尝试是否是有价值的？作为译者，在与作者漫长的笔谈中，我得到了自己的结论。如果可以暂时搁置墨西哥知识界对于民族性的论述孰高孰低，对于一个“墨西哥人”而言，或许打破樊笼、不归属任何定义，真正像蝙蝠一样在黑夜中自由飞翔，才能远离修洛特尔的隐喻，靠近克察尔科亚特尔的传说。
（本文系《忧郁的牢笼：墨西哥人的身份与异变》一书“译后记”，本次刊发时又做了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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