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化的知识：自由秩序和软力量的使用》（Plowshares into Swords：Weaponized Knowledge, Liberal Order,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直译为《铸犁为剑：武器化的知识、自由秩序和国际联盟》）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埃克布拉德新近的研究成果。本书的核心是一个关于“专家大逃亡”以及“信息大转移”的故事，从一个切面反映出一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国际秩序的演变。
一战结束后，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应运而生，担起了规划、协调和保障未来的世界和平的任务。而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各国获取、分析各种数据和信息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人类处于一个知识剧增的年代，国联就是当时世界上信息汇集与传输的“枢纽”，而一些大国希望通过国联掌控对其有利的“信息秩序”。
自国联成立以来，美国一直跟它保持着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与西奥多·罗斯福等人追求帝国主义扩张、不把国联放在眼中不同，伍德罗·威尔逊上台后较为重视国际合作，拥护国联与集体安全，但是美国参议院始终对以国联为代表的多边主义持排斥态度，导致美国未能正式加入国联。虽然威尔逊的想法没能实现，但其衍生出的“威尔逊主义”则以“人权”“民主”和“自决”等话语为核心，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国家身份:“美国”不仅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且是象征着“自由民主政府”，并作为“世界文明灯塔”的“理念型”国家。正是在威尔逊主义的推动下，美国得以以“反对帝国主义”之名行帝国主义之实，包括通过各种形式对国联提供支持甚至直接参与国联的运转，如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事实上成为国联重要的幕后金主。
20世纪40年初从万国宫转移到美国的专家不胜枚举，仅经济领域的专家就有英国人亚历山大·洛夫迪（Alexander Loveday）、新西兰人约翰·贝尔·康德利夫（John Bell Condliffe）、爱沙尼亚人拉格纳·努尔克塞（Ragnar Nurkse）、澳大利亚人麦克道格尔（Frank Lidgett McDougall）、德国人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出生于沙俄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这个名单还很长。这些专家学者到了美国以后很快给它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国联的工作人员一到普林斯顿，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规划战后重建。战后重建对于国联的流亡者而言是一个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的课题。他们在与国际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想法，有助于美国主导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的重建。”
信息垄断与大国竞争
谈及国联，我们通常能想到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凡尔赛和约》、“九一八”事变、轴心国的扩张等国际问题都在国联得到讨论。而国联在维护和平方面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在一些专业领域取得的成绩。美国对国联的接济正是以承认国联的价值为基础的。“我们可以从‘扬基飞剪’号运来的资源中找到答案。其原因说白了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把信息和知识作为国际事务中的重要‘通货’加以利用。美国为了控制和维护现代国际秩序，正在寻求打造涉及经济、政治等人类各种经验的稳定的‘信息流’。”
经济和金融部门是国联下属的最具影响力的专业部门之一，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笔资助。“美国之所以要保留国联在某些领域的特定能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希望利用它们发动战争以及处理战后事务，同时防止美国真正的或者潜在的敌人掌握这些能力。”换句话说，美国一方面着眼欧洲战场，同时也在布局未来可能与苏联发生的对抗。反观今日，国际政治局面是何其相似。近年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采取“小院高墙”战略，协调其盟友伙伴，防止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产品流向中国。这些举措可以说是出于同种霸权主义心理。
互联互通与全球变革
现代化进程的本质是物质财富和信息知识不断从“少数人”向“多数人”输送的过程。比如，18、19世纪欧洲的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从极少数国王和贵族流向人数更多的资产阶级。进入20世纪，全球范围内涌现出大量新型的治理难题，比如跨国难民、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但是欧洲当时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对抗后，政治经济资源相对集中，个人、企业或国际组织均无法从根本上有力应对这些问题。而且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在一些重要信息数据的获取上存在鸿沟，生活在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与农村居民之间也有巨大的信息差异。国联虽然想平衡这种信息上的不均，但是在当时有限的物质条件和紧张的政治环境下，效果非常有限。
冷战结束后，一度放缓的全球化、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随着互联网削弱了精英对信息的控制，人类的知情权已接近平等，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呈现扁平化的特点。信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它已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主导因素，是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由于信息技术在生产、科研、教育、医疗、管理及家庭中的广泛应用，物质共享、知识共享的范围逐渐扩大，从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只有在这种发达的环境下，联合国从国联继承的信息收集和处理经验才能实现国联当初未竟的理想。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战略收缩
国联的专家到美国避难，既是被动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群秉持国际主义理念的志士仁人被美国新兴的自由主义理念所吸引，而主动参与战后国际体系的规划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意义重大。这些曾经在国联工作的人为联合国谋划蓝图。更重要的是，他们建设性的工作把不同的国家、繁杂的机构整合在一起，以实现新的自由国际秩序。这个新秩序有别于凡尔赛体系，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让各国精英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
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是由美国内战和大萧条等早期危机促生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远见的政策制定者和战略家自二十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个共识，即坚定支持美国在自由国际主义上起到的作用。美国不仅为联合国提供场所，还积极参加大部分国际组织的运作，用美式标准、理念去影响世界。当时美国的“自由灯塔”在意识形态方面大放异彩。而“民主价值观”“自由国际主义”也成了美国拉拢盟友、征伐异己的利器。
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便目睹了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毁约退群”主导了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些都跟美国过去一直提倡的自由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美欧关系也随着特朗普的再次当选陷入新的窘境。本书中所描绘的当年美欧之间的那种温情脉脉、暗通款曲的氛围，已经彻底被冷冰冰的利益、权力、交易所代替。温故而知新。世界从哪里来，将要往何处去，是这本书留给读者的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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