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1929—2024），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
去年12月15日下午，我和伯伟去江苏省委老年公寓拜望周师母祁杰老师，师母的住所宛如画家的小天地，桌面墙壁摆挂着创作的水墨画和书法条幅，满室生辉！实则更早的两个月前，师母印制了彩色画册活页，已由兴无教授分赠给我们弟子辈。谈话间师母从桌边拿起这本画册，指着最前面的一方不规则椭圆形朱文印章说，这是周先生的格言！师母又亲赠了手绘的团扇，精美的画面上也装点着这方印章。是的，印章正是刻的周勋初先生爱说的一句话：“顺其自然地登攀”，恰如师母郑重点醒的，这句话怎么回味都是不折不扣的人生格言啊！
周先生为学术为事业的一生，亲力实践和体悟了这种人生智慧，尤其是这句话像是从先生的生命中自然而然地流出，如珍珠般闪耀着光芒。先生生前虽没有刻意作出诸如格言的标示，但这句话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意义，也与儒道思想资源有着深邃的关联，作为先生的精神遗产，特别值得学习和继承。
曹虹与周勋初、祁杰夫妇
从左至右：徐兴无、郑玫、曹虹、张伯伟、周勋初
在历史的长河与生命的长河中，碰到命运压力这种事是难以避免的。周先生需要应对的各种艰辛，曾有过比喻和感叹，他说“我这匆匆忙忙的一生，常是处在身不由己的状态”（《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12页），并把为了学术而艰辛备尝的生活形容为“黄连树下弹琴”（同上，283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逢上了“疯狂的年代”，先生说“我们这一辈人前半生就时时感到政治上的巨大压力”，那种非理性的政治压力的渗透性是相当沉重而残酷的。2009年由先生重新校订的《韩非子校注》新版出炉时，先生以“疯狂的年代，理性的思考”为题回顾了《韩非子校注》在“文革”后期编写始末，还特意从自己的实感而推衍到普遍的人生况味，为眼下和将来的年轻人应对现实压力而提供纾解的参照。先生说到：“现在的学生，在校时学习负担重，离校时就业难，因而时常感到有压力，其实处在每个历史阶段的人都会遇到特有的压力。”作为过来人的师长，对后辈的境遇颇表关切，在惠予同理心的抚慰之际，也提示了新的时代环境应当警戒的地方，先生《治学经验谈》第十八讲说到：“应该说，目前年轻学者面临的形势，比之过去已有根本不同。过去的学术资源，分配权都掌握在领导手中，个人少有回旋余地。业务水平较好的人，如果政治上跟不上，容易被人扣上白专帽子，这样更会举步唯艰，如果你对此很执着，风险也就更大，闹得不好还会毁了一生。现在情况不同……不过大家似乎也应警惕。当今社会各种诱惑纷至沓来，学者……可能未到衰老却已销声匿迹。”（同上，421页）如果不是怀抱学术期待“巧用机缘”（同上，271页），《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这两种特殊年代的著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周先生回忆自己在青年时代处于政治干预学术的压抑时代，他说：“我很清楚，自己难当时代宠儿，也不是什么做官的料子，只能是‘顺乎自然，随遇而安’”（同上，422页）。到了晚年也往往在不同场合会用到“顺其自然”这个含有道家底色的语汇。2020年春天，周先生给心脏冠脉术未久的伯伟信中关照他留意身体，说：“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一切都顺其自然度过。”其实是分享经他长久认可的一种有益于生命的原理。先生2000年出版的《无为集》“追念自叙”栏目内有了正式题为《顺其自然地登攀》一文。此文实首发于《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这个题目也用到了2020年他作为江苏省社科名家接受《新华日报》“思想周刊学林版”的采访录（《新华日报》9月22日《周勋初：顺其自然地攀登》）。当然，先生的这本集子以“无为”为题，显然也是源自道家概念。我们知道，老庄思想往往予人以某种消极的印象，庄子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从而“安时而处顺”（《庄子·人间世》）。但先生的事业人生与治学思想中，从道家智慧中作出独特的提炼，也就是说，先生并非消极宿命论，而是主张在认清局限后，以“无为”之心专注于可掌控之事。那么，“无为”的实质是“为而不争”，意即通过某种顺应内在规律的行动，在命运框架内实现最大自由。周先生富于辩证性地感到，有时表面上“逆来顺受”，其所谓“逆”“顺”之间本可转化（同上，278页），也就能有效化解外界的裹挟失衡。这样的修身治学的情志状态与命运环境的协调智慧，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如果说“顺其自然”的“自然”是指事物本然状态和自发秩序，那么“顺”的态度也是能惠益于探索“自然之道”的。这一点曾钻研过老子的韩非亦有揭示，《韩非子解老》曰：“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周先生他们的校注曰：“道的实情，不制作，不显露，柔弱和顺，随时变化，同万物的理相适应。”周先生讲求“顺其自然地登攀”，还可贵在他的治学途程中，始终注意运用符合古文献、古典学内在肌理的治学理念与方法，将富有学术精髓的学术师承弘扬光大，找到并推动切合专业内在发展需求的方向。那么“顺其自然”就能不断导引出“与理相应”的专业性强的成果，岂非对道家“自然观”的妙用！
通过不违背学术规律的行动达到最高效能，这大概是周先生乐于用“无为”、“自然”来表达的一种学术实践上的智慧吧。但应该说，这方面的用心其实与儒家思想也有一定的关联。我们知道，孔子在河边发出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朱熹《集注》分析这个感叹的喻义在于：“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其喻学者当‘盈科而后进’，成章而达也。”所谓“盈科而后进”，虽然指向理学修养次第，但也含有不急于奔流，而是先填平坑洼的策略，喻示对目的的追求尚需自然而合理的积累，不可躐等而进。尤其是朱熹说的“成章而达”，重在一种融会贯通、成于系统之境，实则周先生所向往的“登攀”之境 ，也常常强调要归于系统性的建树。如果说“顺其自然”最要避忌的，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同上，422页），周先生超常的境界在于凭借“融会贯通”，“培育一种宏通的视野”，在学问的积累与创新规模上形成了可观的系统性。他从《高适年谱》开始的对唐代文献的追踪彻究，锐意开拓，成果叠现，令学界惊服，就是例子。他还特别欣赏广岛大学《文选》学那种“整个学统亦卓然树立”的气派。由系统到学统，可见周先生对“成章而达”的古训也有自觉追求。
前不久，看到了吴冠文女史《不京不海集续编编后》中记述章培恒先生在窘迫年代运用“小步快走”法的学术生存策略，如何用“零零碎碎的边角纸”完成了《洪昇年谱》，作为比喻的来源，是1964年去农村搞“四清”时的农家体验，章先生用此法走在雨后田埂路而避免滑倒：“步子不要大，太大后脚跟不上；速度不能慢，慢则前脚滑出，势成劈叉。”（《“眼高手低”与“小步快走”：章培恒先生《不京不海集续编》编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5.2.26）这种逼迫的生存机智也贯通到了特殊年代的治学技法。周先生与章先生友情深厚，想必出于对学术的真诚向往，一代人的精神故事中往往有可以相互辉映的光影。
总之，先生的名言“顺其自然地登攀”，既是特殊年代暗含效力的一条奇策，又是钟山愚公将“身不由己”的外境活成了“游刃有余”的超越人生的亲证，不仅蕴含深通儒道的哲理，而且如同长辈督喻温暖可行。故称之为格言，正见其精能而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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