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有一则有关破产案件专业服务费的消息被媒体广为报道：截至2025年1月初，加密资产交易平台FTX重整案的服务费已经超过9.48亿美元，而且还会继续增长。
根据媒体援引的法庭记录，其中FTX的法律顾问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 LLP）收入2.486亿美元，财务顾问安迈企业咨询（Alvarez & Marsal）进账3.06亿美元，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咨询的机构收入亦高达1.10亿美元。FTX重整案的首席重组官约翰·雷（John Ray）所在的咨询机构，收入已超过800万美元。
如果报道信息准确，这个数据应该能让FTX破产案的专业服务费进入史上前四。目前为止，专业服务费最高的破产案件分别是：雷曼兄弟破产案，接近60亿美元；波多黎各市政债务重组案，20亿美元；北电网络重整案，20亿美元。按照目前公开信息，普渡药业重整案为9.36亿美元，FTX案已经超出。
这个数据，让世界范围内的同行都艳羡不已，我国当前的管理人报酬整体水平更是难以望其项背。毋庸讳言，美国破产服务行业专业化程度高、市场化程度高，但专业服务费也偏高人所共知，破产法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规制机构也在通过优化破产申请表格、推出中小微企业特殊程序等多方面改革，尽可能减少债权人、债务人对专业人士的依赖。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借鉴其合理部分。
需要特别说明，专业服务费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管理人报酬有较大差别。按照美国破产法，债务人自行经营管理是重整程序的主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债务人可以邀请破产相关专业人士进入公司董事会并担任首席重组官（Chief Restructuring Officer，CRO），负责企业合理利用重整程序来实现特定目标。
另外，在重整程序中，债务人企业的高管、债权人个体、股东个体、官方债权人委员会以及其他非官方债权人委员会、股东委员会等，参与破产程序以及对付破产程序的衍生诉讼，都需要大量专业人士的介入。整体而言，专业服务费的外延远大于我国的管理人报酬，但对于参与破产程序的各方来说，专业服务费更为周延。
真正的市场化破产，需要让破产程序的每一个参与方，包括专业人士在内，都有钱可赚、有利可图，通过破产专业服务发现和产出价值增量，来形成“多赢”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诉诸太多的情怀激励，也不需要虚无缥缈地自我神化。市场化破产的核心，就是让最专业的破产执业者，获得最高、最多的报酬。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不违反职业伦理，及时履行纳税义务，破产服务行业在为市场主体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获得与其服务匹配的报酬就无可厚非。
我国2006年《企业破产法》的一大创新就是建立了管理人制度。在《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尤其是随着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行，破产案件越来越多，破产相关行业也成为专业服务领域最有吸引力的“香饽饽”，成为高水平专业人才的汇聚高地。通过提供管理人服务以及破产相关专业服务，越来越多的破产界同行能够实现专业服务提供与执业收入增长的平衡。
但长期以来，破产法实施中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做法。比如基层法院在个案审判中，基于各种考量，给管理人报酬打折的做法司空见惯，而且打折幅度缺乏统一标准，比较随意。由于法院在管理人名册编制、管理人指定、管理人报酬确定等关键问题上都有绝对话语权，大部分破产执业者基于各种考虑，对管理人报酬打折只能腹诽，不敢明言。
管理人报酬打折的泛滥，逐渐形成一种不健康导向。在部分地方法院举行的管理人招募中，部分管理人拿案心切，为了在竞聘中获得竞争性优势，在竞标文件中对管理人预期报酬部分主动打折、互相压价。这种现象长此以往，不仅扰乱市场秩序，强化逐底竞争，也不利于破产服务市场的繁荣。
当然，会有人援引部分大案管理人报酬动辄几个“小目标”的例子提出反驳。跟绝大部分破产执业者亲自感受到的管理人报酬相比，我国部分破产大案的报酬确实极高。犹记得2018年春节前后，重庆钢铁重整案以8680万元“天价律师费”案在朋友圈刷屏，成功让破产行业出圈。而在那之后，蜚声中外的破产大案越来越多，相关管理人报酬过亿也越来越司空见惯。
这让业界产生一定程度的幻觉。一方面，可能会有人觉得破产行业高度发达，遍地是黄金，破产行业已经进入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管理人报酬太高，不仅需要继续在个案中通过打折予以削减，还需要相关部门予以规制。
但个案中管理人报酬的偏高，并不代表着破产服务行业的普遍景气。按照温州破产法庭方飞潮、张元华、胡聪颖等发表的文章《管理人报酬制度的实践问题与应对》（详见2023年8月17日《人民法院报》），某市两级法院在2016—2022年期间共受理破产案件4369件，管理人报酬超过10万元的只有353件，占比8.1%；无产可破案件为1767件，占比40.4%；管理人报酬在10万元且无补贴的案件数量为2249件，占比51.5%。
也就是说，超过90%的破产案件中管理人报酬低于10万元，甚至一大部分只能靠财政补贴、管理人协会资金池互助等方式，来获得不超过3万元的补贴。就大部分破产执业者的切身体验来说，这种远超出“二八定律”的现象更为真实。而且，考虑到温州破产审判过去十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其他地方的形势可能会更为严峻。
因此，部分破产大案管理人报酬偏高与我国管理人报酬整体偏低的现状，形成鲜明反差。但遗憾的是，舆论关注的更多是部分案件管理人报酬偏高这个事实。近年来，有一种论调认为破产行业管理人报酬太高，需要控制或者降低。绝大部分管理人本来就举步维艰，这种声音的传播，让破产执业者有点寒心。
就我个人观察而言，部分大案要案管理人报酬偏高，与当前的管理人报酬计酬模式的僵化不无关系。当前的管理人报酬计算，是以破产清算程序为基准，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在12%—0.5%的范围内分段确定。这种计酬模式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基本能够激励管理人勤勉履职。
但在重整程序中，这种计酬模式会产生多方面的问题。如果债务人企业规模较大，机械照搬这种计酬模式，势必会导致管理人报酬偏高，但现有规则没有给法院更多的调整空间。另外，重整程序中管理人的核心工作并不是归集财产，而是引导各方形成重整计划，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充分的经验和专业素养，也需要耗费大量看不见的人力精力，这部分付出没法体现在“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中，因此也无法通过现有计酬模式体现。更何况现有计酬模式中，没有充分考虑到破产执业中所有付出，比如取回权人取回财产、担保债权人担保物保管和变现、债转股等等，而这些工作在管理人执业中也属于常规工作之一。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亟待完成的任务，不是简单化地降低管理人报酬，而是通过规则优化，强化债务人、债权人会议等破产程序“核心用户”在管理人报酬确定中的自主权，适度降低法院在管理人报酬确定问题上的权力，引入计时计酬、整体总包等各种更能在专业性、工作量和报酬之间更为平衡的计酬方式，针对具体问题拿出更为切实可行且合理的计酬方案。
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之一，而专业化的破产服务行业正是发挥破产制度作用的核心基础设施。跟先进市场经济体比较，我国破产行业的发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无论是市场规模、专业程度还是专业人士发挥作用的空间，与先进市场经济体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事实上，管理人报酬只是缩影，破产行业真正能否发展跟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市场体量、经济发展周期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各界应该本着促进破产服务行业现代化的目标，通过专业破产服务致力于市场资源的重新配置，共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就其本质而言，破产执业者也是市场主体，也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存活、发展、壮大，也会面临国内外同行的残酷竞争和优胜劣汰。一个高水平破产服务团队的形成，需要在实践中久久为功，苦心修炼，需要高度专注和长时间投入，才能形成较高的理论和实务素养，才能打开解决实践中各种难题的想象力。这些都需要正常的报酬机制予以保障，否则管理人自身可能就会陷入破产的境地。
这两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增速变慢，业界普遍觉得活不好干且钱不好挣，活没少干但事难干成。这种背景下，一些管理人团队不得不转型去做其他业务，一些管理人团队干脆通过裁员、冻结招聘计划等方式千方百计降低运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破产行业更需要呵护，更需要通过积极引导和刺激来强化业界坚持下去的动力。显然，在管理人报酬问题上“开眼看世界”，别让贫穷限制破产界的想象力，会是增强破产行业留住旧人、吸引新人的核心动力。
（作者陈夏红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