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全球化：《全球化简史》如是说

2025年1月，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上任伊始，特朗普继续推动激进政策，为了美国一己之私利，对一些贸易伙伴国，包括盟国发起关税战。对特朗普的举措，相关国家纷纷采取反制措施。设想一下，如果继续加剧下去，看得到的前景是，各个国家只能闭关锁国，全球贸易受阻，全球化将遭遇有史以来的最大挫折。全球化还能拯救吗？在此背景下，阅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专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的《全球化简史》（英文2020年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9月中文版）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萨克斯以《全球化简史》这本书“揭示长期以来全球相互联系的经验，以及全球化在塑造我们人类和生活中的作用”。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正确选择，如遭挫折，定要拯救。

由是观之，萨克斯的七阶段之分，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文明圈的分合扩展过程。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在想象中，进化中的一群又一群的人类都存在于一个圈状结构中，也就是文明圈。由于人的远行能力的不足，山脉、海洋、沙漠等自然障碍限制了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导致了文明的相对孤立发展。萨克斯的七个阶段，从石器到虚拟数据的使用，恰恰都与人的空间能力的扩展有关，虚拟数据最具空间跨越能力，因而其力量最为强大。

旧石器时代的人性全球化可能性在于：在后来孤立的人群之前，已经形成了共同发生的早期人类和共同人性。萨克斯援用了E.O.威尔逊的看法，自然选择赋予了人类行为的特征，包括语言和群体内的合作，这有助于保护营地。与其他类人猿不同的是，智人变成了完全群居的高度社会化的物种，群体内的社会性与对群体外的攻击性相辅相成。团体内部的合作是因群落之间的战争而产生的。因此，团体合作，更大的大脑，更多的肉食消费，以及以营地为基础的狩猎社会的共同作用，使我们独特的人性得以形成。

旧石器时代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从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创造了最早的文化，发明了语言，建立了部落，增强了控制自然的能力，这在狩猎的进步、工具制造的进步和艺术的发明中得到了证明。人类适应了极其多样化的栖息地和气候区，并在迁移过程中随身携带了他们的发明，包括技术和制度。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简略的说法而已，但由于立足于人类的同一起点，还是可以成为进一步讨论并验证的有意义的观点。

在传统全球化理论中，全球化现象只限制于工业革命以后，但是，在萨克斯的理论框架中，即使在所谓“古典时代”，如1096年-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1217年-1258年的蒙古帝国西征，客观上都使得欧亚大陆在互相接近，欧亚不同的文明在互相影响，规模上确实是全球化的，因此，不进行全球化视野的研究是有缺陷的。

对有效拯救的回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不是人类意识的突破性产物，而是一系列人类实践运动及其功能的产物，萨克斯在《全球化简史》中，分析了地理、技术与制度三大要素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新石器时代的革命，马匹在帝国崛起中的作用，大型帝国在古典时代的扩张，从欧洲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海路发现后，全球帝国的崛起和工业时代的开启，对全球化快速推进，这与唯物史观没有冲突。

对于全球化数字时代中的中国，《全球化简史》给予了正面的肯定：

“按照邓小平的开放市场的明智决策和他著名的非意识形态方法论‘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在近35年的时间里（从1980年到2015年），GDP实现了每年大约10%的增长，每年以10%的增长速度，结果是每7年就翻一番。在过去的35年里，这意味着增长了5倍，或者说累计增长了2×2×2×2×2=32倍。事实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8%，因此累计增长了26倍，这是一个非凡的成果。”

萨克斯认为，中国会继续保持活力和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已经由一个进口技术国家，变成了一个主要的自主创新和出口国。

但是，当下的全球化正在遭遇挫折。萨克斯总结进入数字时代的三大风险：

第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和不确定性；第二，具有毁灭性的全球环境危机；第三，战争，这个世界已经武装到牙齿。在这个背景之下，“向数字时代的过渡可能会再次引发冲突，其中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这说明，无论是一般的危机还是特殊的危机，中国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萨克斯自己在进行一些努力，他与他人共同领导了一项跨信仰的努力，以寻找全球可持续发展行动的共同基础。寄希望于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和宗教实践者，以及世俗哲学家，寻找可持续发展行动的道德准则，结果是确定了世界上所有宗教信仰共有的三条道德戒律：

第一条是金科玉律，即互惠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黄金法则在孔子和耶稣的教导中，在印度文献中，在康德的论述中，都可以找到。

第二条原则是对穷人的怜悯，即对社会中最贫穷的成员给予应有的注意。用联合国的话说，这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第三条箴言是保护造物主——我们自己和其他数百万物种赖以生存的地球。

坦率地说，这三条道德戒律了无新意，提出者多了去了，问题是如何有效成为真正的共识。萨克斯说，“如果没有政治的阻碍，这些原则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全球共同计划的基石。”也就是拯救濒危的全球化，问题就出在“政治的阻碍”。

应该说，确立全球化的方法论地位是有助于克服“政治的阻碍”的。承认全球化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也就承认全球化带有“自然历史过程”性质。如此就很难设想某些政治领导人能够以主观意志去阻止全球化，短期内可以以“国家安全”或者本国利益之类的理由去阻挡别国企业向本土的扩展，但你不可能挡住所有国家和企业的行为。由市场、资源、利润决定的利益摆在那里，人人都看得到，长此下去，本国的工商业甚至科技部门一定会打破阻力而重新走向世界。历史可以证明的是，任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挡都只能是短期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正如萨克斯所说，“全球化的各个时代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增强了我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已经学会了全球化思考。通过了解我们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观点，我们也可以把握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这样，我们也可以找到一条共享繁荣与和平之路。”

问题是，“把握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与“共享繁荣与和平之路”何在呢？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回答。202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重要文献，正式从党和国家的层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发展赤字和治理难题，人类社会迫切需要树立新的发展观，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着眼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开辟了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发展新道路。”

按萨克斯说，“如果没有政治的阻碍，这些原则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全球共同计划的基石。”如何克服政治的阻碍？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推进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也不是谋求在世界建设统一的行为体，更不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而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当我们把中国方案与《全球化简史》对接起来时，当然有理由对世界全球化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