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历史学中，重要的潮流之一，是消融历史学与当代科学技术之间的边界，借用当下的科学技术突破来协助历史写作。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 和比尔·盖茨（Bill Gate）合作的大历史项目，尝试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理解自宇宙大爆炸以来的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的历史，并将这种历史提供给公众。这样的写作也唤起了古老的问题，它与之前科学史和医学史的研究有何不同？在大卫·克里斯蒂安叙述宇宙大爆炸时，似乎提供的是一种西方宇宙观念的科学史与多元创世论的结合。历史学家创造了什么新知吗，还是在以一种简化的方式重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家可以在这样的研究中扮演什么角色？2025年12月9日，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全球史知识史——以医学、技术和工艺为中心”工作坊上，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陈昊教授受邀作了“科技变革可以帮助医学史的写作吗？”的演讲，就科技发展的最新手段与成果，从方法、认识和观念等角度对史学书写，尤其是医学史书写的影响作阐述，介绍了目前世界学者的前沿性研究成果与努力方向，这些研究思路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启发性的意义。本文由未羊根据录音整理。
疾病史似乎在其生物性基础上与全球性的历史叙事“自然关联”，病原体显然不会受到人为创造的地区边界和国界的限制，它本身的边界在于其存在的生态系统的边界，而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和物种的流动以及生态系统的错置，则进一步强化了病原体的流动性。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其困境在于究竟该如何揭示和描述这种流动性。正如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史家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言，要追寻疾疫全球流行的历史，我们需要更深刻地思考疾病史家如何设想疾病传递的长距离联系，这种设想的局限是什么，以及如何加以解决，从而避免对疾病传播史及其与全球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史造成简单化理解。这一点，在关于全球化时代之前（或所谓1500年之前）的疾疫流行的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人们会问，在全球化的时代之前是否曾有过疾病大流行？历史学家究竟是用什么样的证据和方法，建立起这种疾疫流行的历史图景？
在寻找现代之前大流行的疾疫时，美国史密斯学院的罗马史家莱斯特·里特尔（Lester Little）曾列出过两个最可能的选项，其一是6世纪暴发的查士丁尼瘟疫（Justinianic Plague），其二则是14世纪的黑死病。据莱斯特·里特尔推测，查士丁尼瘟疫可能是更大范围内的疾疫流行，他得出这一结论受到了汉学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多年前一篇关于唐代人口和疾疫的文章的启发。杜希德通过追溯从6世纪中叶到8世纪晚期在东罗马帝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疾疫，认定唐代记载中的疫病，应该包括有从东罗马传来的鼠疫。这种关注，是尝试将历史上某种具有重要影响的疾病放到“中国”的语境之下，同时在疾病传播的世界地图中拼接上“中国”那块拼图。但是杜希德的论述，却并未被大部分中国医学史的研究者所接受。像范家伟就对此说法保持了怀疑态度，他认为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讨论唐代疾疫是什么传染病，实际上徒劳无功。曹树基和李玉尚也指出，杜希德对中国鼠疫起源的研究本质上是思辨的，或者说是想象的，并非实证。所谓6世纪鼠疫起源论，虽然新鲜，却靠不住。
无论莱斯特·里特尔是否注意到了这些批评，他对上述论断的信心，主要源于考古中的DNA证据。他期待这些证据能够证实杜希德的说法，进而证明6—8世纪的鼠疫是一场全球性大流行的疾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寻找历史中鼠疫DNA证据的努力集中在对考古发现的牙齿进行测试上。因为当鼠疫杆菌（asteurella pestis，又称耶尔森菌氏Yersinia, pestis）杀死一个人时，它会在整个血液中循环，由于完整牙齿的珐琅质可能会在牙髓中保存少量血液，对这些血液进行测试，便有可能帮助研究者在人类遗体中找到鼠疫杆菌。这样的研究方式，出现在对法国16世纪和18世纪的人类遗体的探讨中。研究者发掘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16世纪和18世纪墓葬，这些墓葬的墓主人被认为是死于瘟疫。他们从这些墓葬中找到12颗牙齿（研究者将其称为“瘟疫牙齿”），并用另外一组7颗并非来自死于瘟疫的墓主的牙齿作为对照。测试的结果是，那12颗瘟疫牙齿中有6颗含有纤溶酶原激活剂编码基因的特异序列，而那7颗作为对照组的牙齿里，则没有同样的序列，从而可证明这些墓主人很可能死于鼠疫。
但是随后，关于DNA证据的争论却不断展开。包括遗传物质的降解、收集材料时可能出现的样本污染等问题，都有过持续的论争。在200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前述法国墓葬那一关于“瘟疫牙齿”的研究受到重新检视，结果证实了墓葬中牙齿的鼠疫杆菌DNA的提取、以及基于聚合酶链反应对其DNA进行扩增的结论。然而，当研究者将这样的方法扩展到欧洲五个不同埋葬地点的墓葬时，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些墓主人分别在12世纪到17世纪晚期生活，也都被认为是黑死病的受害者。不过从61个个体的108颗牙齿中提取的DNA里，却并不能扩增出鼠疫杆菌DNA。这令莱斯特·里特尔很是失望。好在另一个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阿斯海姆（Aschheim）的一座6世纪墓葬的例子，又给他带来希望。这座墓里埋葬了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研究者从其中一具遗体上获得了两颗牙齿，从另一具遗体上则获得了四颗，研究者对其中提取的DNA进行分析，恰好能扩增出部分鼠疫杆菌纤溶酶原激活剂编码基因序列。于是对这两具遗体中鼠疫杆菌特异性DNA序列的鉴定，就成为了6世纪鼠疫大流行的DNA证据。莱斯特·里特尔显然深受这个研究的鼓舞，他坚信未来DNA的证据将会证明，在东亚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鼠疫的确曾经在6世纪之后流行过。
2011年，一个跨国的科学家团队在《自然》（Nature）上撰文，宣称他们通过对英国伦敦东史密斯菲尔德墓地（East Smithfield Burial）的46枚牙齿和53块骨头的研究，绘制出了导致1347—1351年黑死病的鼠疫杆菌的基因组草图。这篇文章的贡献不仅限于此，还有两点贡献值得特别重视。第一，他们在文中质疑了6—8世纪鼠疫的病原学，指出如果6—8世纪的疾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那这个变种显然有别于目前所有与人类感染有关的流行菌株，或者这场疾疫本身就是另一种疾病。第二，他们强调，14世纪鼠疫杆菌基因组与现代基因组的比较显示，它们并不具有独特的衍生位置（derived positions），这表明在黑死病期间，疾病传播力和感染率的增加，可能不是由于细菌表型（bacterial phenotype）的不同所造成的。但是按照历史记载等证据，黑死病快速在全欧洲传播，在短短五年之内就夺走了大约3000万人的生命，它的传播率和感染率远远高于当代的腺鼠疫和肺鼠疫。因此在讨论黑死病的大流行时，病原体本身的变化只不过是导致发病率和严重程度变化的一系列因素中的一部分，在众多彼此互动的因素中，宿主群体的遗传学、气候、媒介动力学、社会条件以及与并发疾病的协同作用，都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这里，不妨先从该文的第一个论点展开谈谈。我们暂且不要将其简单地解读为，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不是鼠疫，而中世纪的黑死病才是鼠疫。其实，现有的DNA证据依然需要进一步整合，在欧洲之外的地区对DNA的提取和检测也还很少。急于回到一种“回溯诊断”（retrospective diagnosis）式的判断，可能阻止历史学家进一步从DNA的相关研究中获益。目前，学界对于鼠疫杆菌的基因组研究不仅限于静态的重构，还试图进一步重建鼠疫杆菌作为一个生物体的进化史。这样的工作，目前大部分是基于现代鼠疫杆菌的样本，根据基因变异进行分类和谱系化，人们将现代样本分为不同的类群，从而推断出其系统的进化关系。不同的现代菌株，通常被建构为一个谱系树，成为其中的不同端点，由此推断出的分支，向下连接到一个共同的起源上。
在2013年中国和欧洲科学家联合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既将现代鼠疫杆菌所建构成谱系与中世纪鼠疫杆菌的基因组草图相比较，也将包括中国、蒙古、缅甸等地的鼠疫杆菌样本纳入到研究中。这个研究发现，欧洲黑死病时期的鼠疫杆菌的基因组序列，与现代菌株的谱系树一个“大爆炸”式的分支节点非常相似，遂由此推论，中世纪黑死病的传播与鼠疫杆菌多样性的“大爆炸”同时发生。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试图讨论疾疫的大流行与病菌本身的生物体进化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即，基因组上单个核苷酸的变异及其数量差异意味着什么，这些与疾疫的流行是否有关系等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些变异既不反映突变，也不反映多样性选择，单位时间内的突变数量随疾病的传播历史而变化，疾疫的流行会导致更多的单个核苷酸的变异。关于查士丁尼瘟疫是否是鼠疫的问题，这个研究的作者们则提供了一个新的基因组序列证据，即安哥拉病株。安哥拉病株是一个在1984年或者之前采集的实验室样本，可惜的是，它的所有种源信息都丢失了，因此不知道它是来自人类、啮齿动物还是节肢动物。安哥拉病株被认为是一种古老的病株，介于现代鼠疫杆菌与它无害的土壤细菌祖先（Y. pseudotuberculosis）之间。它的基因组序列测定在2010年发表。在2013年的这篇研究中，作者也将其与现代病株的谱系树进行了比较讨论，认为安哥拉病株可能与从非洲传播到整个欧洲的查士丁尼瘟疫有关，但是他们也没有排除其他可能的流行性病原体。
在进一步讨论这些研究所提供的证据时，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即，历史学家可以怎样使用这些证据？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马克·哈里森又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写作疾病的全球史时，我们该更侧重病原体和疾病的媒介，还是该更侧重病原体和疾病媒介周边的各种力量？他的答案显然是后者，即，疾病的全球性，不仅表现在病原体在全球的移动，疾病成为造成变化的重要动因，但它们并非在真空中运作，将其直接视为一种全球化的力量仍属一种简单化解释模式。这样的分析当然没有错，然而如果我们将“疾疫全球化大流行”的重点从全球化移回到疾疫本身，我们就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讨论的疾病历史，是病原体的历史，是病原体在不同物种之间移动的历史，还是只是人被病原体感染的历史？疾疫的全球史确实不该被简化为病原体全球移动的历史，但它就应该被简化为全世界不同地域的人被感染的历史吗？
如果我们回到证据本身，现有鼠疫杆菌的DNA研究提供的只是病原体本身进化和地理分布的可能图景，而基于这样的图景，历史学家可以做怎样的解读和进一步论述还是一个问题。对此，医学史家莫妮卡·格林（Monica Green）异常乐观，她认为我们能展示出鼠疫传播的全球史。她认为虽然科学方法不一定会产生比之前疾病史更能产生出无懈可击的“真理”，但是最近古DNA的研究重新定义了黑死病（black death），基于这样定义的历史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因为之前基于欧洲文献的黑死病，是一种有限的地理定义，不仅掩盖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疾疫历史，还掩盖了亚洲和非洲的相关历史。在此基础上，她批评过去的医学史，未能回答疾疫兴起和流行的相关问题。而当下需要一种新的健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 of Health），这是种关注主要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史，主要关注的不是人类对疾病的反应，也不是疾病对个人或人群的影响，而是人类最初患病时的问题。她列出了历史中主要的几种传染病，并探索这些疾病历史中的关键连接点（hinge points），包括疾病的起源、地域传播和全球传播、辨识和控制以及疾病的持续传播。在这些论述中，她试图通过一种地理/空间尺度上的改变，重新建立回溯诊断的合法性。
这一困境也反映在马克·哈里森对于疾病全球史的论述中。哈里森强调要写作一种疾病的全球史，我们不得不使用现代西方的疾病范畴，如果不使用这些范畴，我们就无法将疾病传播、传染病的兴起、消失与环境、经济、政治变迁关联起来。在面对现代西方疾病范畴如何在其他地方的文献记载中比定的困境时，他的解决方案是，将疾病理解为当代人对其的看法，如此一来疾病究竟是什么，或许就不再是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个立场背后，其实暗含着一个假设，那就是，他坚持认为健康、疾病和医学全球化的过程开始于欧洲的全球扩张，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欧洲中心化和其他地域的边缘化。
在全球性的疾疫史研究中，且不论这样的叙述模式会强化欧洲之外地域的边缘化，遮蔽其知识传统和身体实践，如果我们将其放到欧洲的全球扩张之前，就会遭遇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欧洲并非那个时代全球联系的主导和动力，比如在13—14世纪的疾疫传播中，蒙古帝国的军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动力，那么我们应该使用“谁”的疾病范畴呢？不难发现，这时候，马克·哈里森又自觉把希望放到了DNA技术和生物科技考古上。于是，一切讨论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回溯诊断”的问题不在于判定疾病生物实体的技术是什么，而在于将现代医学知识中的疾病实体比定到历史记载之中，即使在比定时不再拥有任何实验室中的设备和工具；而当这种叙事成为历史，它就既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的，也是时代错置的（anachronistic）。这种以比定为目的的历史叙事既简化了历史记载中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也简化了疾病生物实体的多样性。本来，前文所引述的那些基因组序列研究，虽以建立谱系树为目的，却还是展示了鼠疫杆菌本身的多样性和进化过程。但如果历史学家只将其用来证明某时某地存在鼠疫的流行一点，似乎就沦为了一种过于简化的使用方式。病原体和疾病的生物性向来为医学史研究者所重视，但仅此还不够，疾疫史家还要有更广的视野，他需关注不同的生物性与患病的物种、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互动所能创造出的历史复杂性。
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
哈佛大学的医学史家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曾指出：“‘疾病’是一个很难捉摸的实体。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不好的生理状态。事实显然更复杂：疾病既是一个生物学的事件，也是一个代际口头建构所反映的医学知识和制度历史，也是公共政策的时机和潜在的合理性，也是社会角色和个体心灵内部自我认同的一个方面，也是文化价值的认可，还是医生——患者互动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我们感知疾病、给它命名和回应它以承认它的存在之前，疾病并不存在。生物性显然经常为社会应对疾病的概念和制度框架塑造多样的选择。”我们应该期待DNA技术和生物考古技术为我们理解社会应对疾病的概念和制度框架塑造，提供更多关于生物性选择的背景知识，而不是只关注它是什么疾病实体，什么时候开始感染人。疾病的历史写作，也不一定要以疾病实体与历史文献中的疾病名称比定为基础，病原体的生物性及其进化的历史、疾病在不同物种之间传播的历史，以及人们认识并应对疾病的历史，可以构成不同时段意义上的历史。如果从存在论转向（the ontological turn）之后的视角看，疾病的历史需被视为在多重世界（many worlds）中展开，而当代新的科学技术，创造的是另一种相遇（encounter），而不是“统一”历史叙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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