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外务省2024年发布的统计数据，2023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到3007亿美元，中国连续14年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地位。更具指标意义的是，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格局中占据核心地位，具体表现为：在日方进出口总额中，中国占比分别为出口17.6%、进口22.2%、进出口总额20.0%。从贸易结构来看，半导体制造设备、电子零部件及塑料等原材料构成日本对华出口主力商品。日本国内的半导体材料企业和精密器械制造商坦言“无法承受对华产业链脱钩成本”，这一数据深刻揭示了中日经贸的高度依存关系。
截至2022年10月，中国以31324个日企分支机构数量稳居日本企业海外布局首位。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实施背景下（该法案于2022年5月立法强化技术出口管制），日企的对华技术转移规模仍实现逆势增长。中国日本商会2023年在北京发布的《会员企业景气及营商环境问卷调查》显示：将中国视为“最重要市场”或“三大战略市场”的日企比例达53%，较法案实施前提升4个百分点；更有58%的在华日企明确表示将“扩大”或“维持”投资规模，该数据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这种政策管控与市场选择间的明显背离，反映出日本企业对供应链重构成本的现实考量。
在安全战略层面，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展现出鲜明的单边主义与交易主义特征。再次执政后在乌克兰危机中绕过北约体系，直接与俄罗斯进行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凸显美国为追求战略利益不惜忽视盟友安全诉求的政策倾向。这种战略不确定性若演变为常态，将深刻冲击作为核心盟友的日本。
（二）美日同盟的弹性化改造需求
日本认为，当前亚洲安全架构依托美国“轴辐式”体系，通过日美、韩美等双边同盟构建威慑网络，但与北约体系相比存在三大结构性缺陷：其一，体系中枢稳定性脆弱，白宫政权更迭易导致战略转向，如1971年“尼克松冲击”的政策突变风险始终存在；其二，利益协同机制薄弱，参与国对地区关键议题的战略权重差异显著，易被对手通过经济合作分化、历史矛盾激化等手段实质性削弱联盟凝聚力；其三，多边行动效能低下，缺乏北约式联合司令部及快速反应机制。
基于对美国“轴辐式”安全架构力有不逮的判断，石破政权甫一上台即推动“亚洲版NATO”构想，试图建立日本主导的协同防御体系。但实践遭遇重大挫折：东盟国家明确拒绝“军事集团化”提案，澳大利亚要求维持美澳同盟优先地位，印度则强调“战略自主”原则。
而“亚洲版OSCE”的好处在于制度弹性。相较于北约的协同防御体系，OSCE模式强调信任措施建设、危机预防与多轨道对话，这种“先易后难”的推进策略既能规避强推“亚洲版NATO”直接刺激区域大国的敏感神经，又能通过防灾合作、海上执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积累政治资本。可见该方案融合了公明党长期倡导的“和平中道”路线与自民党传统安全思维，既保留与北约的战略协调空间，又为地区各国的安全对话预留接口。
日本更可以借“亚洲版OSCE”框架实施双向突破：政策层面，在2025年发布的《日美联合声明》中新增“多层次、协同合作，包括美日澳印四边机制（Quad）、美日韩、美日澳以及美日菲等合作”，规避直接军事扩张的民意风险；法律层面，推动国会于2024年7月通过《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修正案，扩大参与国际救灾、反海盗等非战斗行动的法律适用范围，为多边安全机制提供国内法支撑。这一机制实质是通过低敏感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在维持同盟框架的同时渐进拓展日本的战略自主空间。
（三）区域机制主导权争夺
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正面临双重结构性困境：其一，制度效能弱化。2022年东盟地区论坛（ARF）因成员国对“南海行为准则”的法律效力与适用范围存在根本分歧，导致协商进程实质性停滞；其二，共识凝聚失能。传统安全领域的高政治敏感性持续侵蚀东盟“中心地位”的合法性基础。
在此背景下，日本借势填补机制真空，通过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机制化建设实施战略突破：在防灾合作维度，借2023年日本-东盟建立对话关系50周年之机，双方签署《强化灾害管理伙伴关系宣言》，构建包含实时卫星监测系统与联合指挥中心的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该机制技术参数对标欧安组织（OSCE）的危机预警框架，使日方获得东南亚灾害应急网络的实际调度权。
在网络安全领域，依托自2009年启动的年度政策会议机制，日本以“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伙伴”身份主导建成覆盖东盟十国的威胁情报共享平台。该平台通过标准化数据接口将东盟国家纳入日本主导的网络安全生态体系，实质上形成以东京为技术枢纽的区域联防架构。
这种以人道救援、数字治理等低敏感领域切入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在进行渐进式制度替代——通过高频次、高可见度的功能性合作，逐步强化东南亚国家对日本所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的路径依赖。
（四）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避险需求
东南亚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正面临着日益深化的“选边站”困境。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显示，针对“若东盟被迫与战略竞争对手结盟应选择哪国”的设问，50.5%的受访者选择中国（49.5%选择美国），这是该问题自2020年纳入调研以来中国首超美国。数据折射出双重现实：不仅折射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的影响力跃升，更凸显地区国家希望规避大国对抗风险的强烈意愿。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作为区域性安全对话平台，通过预防冲突、危机管控及冲突后重建等合作机制，致力于协调成员国在军控、反恐、能源安全、人口贩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行动，以此弥合分歧并构建互信。日本敏锐捕捉到东南亚国家在安全治理中的战略焦虑，通过“经济基建+战略通道”双轨模式深化区域合作，逐步重塑其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影响力。
在经济合作层面，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以“高质量基建伙伴关系”计划为抓手，重点布局数字基建与绿色转型项目。通过投资5G通信网络、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太阳能发电、氢能源开发等低碳项目，日本在满足东南亚发展需求的同时，将技术标准与产业链深度嵌入区域经济体系。
在战略通道治理领域，日本采取“军事能力民事化”策略规避敏感议题：2024年将菲律宾、印尼等四国列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重点对象，通过无偿提供海岸监视雷达、巡逻艇等非杀伤性装备，协助升级港口监控系统等基础设施。这种将军事技术转化为民事安全公共产品的做法，既契合东南亚国家“低敏感度”合作诉求，又实质强化了日本对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等战略水道的监控能力。
“亚洲版OSCE”的多重挑战
石破政权此番布局。旨在通过功能性多边机制弱化区域主导力量对安全议程的掌控；深层逻辑则在于预防性制度设计，试图以规则网络缓冲美国单边主义引发的战略不确定性。实质上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夹缝中开辟“第三条道路”。
具体而言，选择网络安全与灾害管理作为突破口，既规避了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军事合作限制，又精准对接东南亚国家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迫切需求。技术层面，通过卫星监测系统与网络威胁平台的设备输出，日本成功将技术标准转化为制度权力。
不过，“亚洲版OSCE”构想面临多重挑战。首先，亚洲不仅缺乏类似欧安组织的多边主义传统，更持续承受朝核危机升级、台海对峙等高压态势，其安全挑战的复合性远超欧洲经验。其次，历史问题纠葛难解，日本若不能实质性改善历史问题造成的信任赤字，其倡导的多边机制将难破认同困局。最后，日本试图模仿欧洲构建“规则秩序”本身存在内生矛盾，日本既要依托美国军事存在以维持威慑可信度，又谋求通过多边机制稀释美国单边行动空间。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日本“半主权国家”地位在制度设计层面的投射，除非实现日美同盟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否则任何替代性框架都难逃“制度装饰品”的命运。
（王鹏飞，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暨区域国别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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