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49年。这是大宋皇祐元年，大辽重熙十八年。
做这个《文明》节目，我经常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当时人觉得最重要的事，和我们回看历史觉得这一年最重要的事儿，经常是两回事。时间不仅在均匀地流逝，时间还在重塑每一件事情的价值。
就拿这一年来说，大宋朝当时人觉得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当然就是应对灾情。上一年，我们说过，黄河大决口、大改道，这是大宋开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大量的河北老百姓流离失所。
所以，皇帝忙着表态：这一年正月十五的灯节，停，很多仪式上的音乐，停。全国救灾呢，搞那些花哨的东西，不合适。朝廷也有很多要做的事儿，比如讨论治理黄河的策略，以及筹措治河经费等等。这是当时人的感受。
但是，你如果到网上去搜公元1049这一年，大家普遍注意的，其实是另一件事。这个事非常非常小，小到只是当事人的一件私事、家务事。
这位当事人是谁啊？范仲淹啊，就是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啊。
这一年的范仲淹已经61岁了，已经基本演完了他一生中所有重要的大戏。这时候他已经主持过对西夏的军事，已经领导过庆历新政，甚至也已经写完了《岳阳楼记》。而我们作为后人还知道，范仲淹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三年了，到了1052年，范仲淹就要去世了。
其实这一年范仲淹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他有严重的肺病，朝廷也算照顾他，说你去南方暖和一点的地方当官吧，顺便也好好养病。这一年，他被调往杭州当知州。
因为范仲淹的祖籍在苏州，苏州到杭州，当时就已经有运河连通了，走起来很方便，所以，范仲淹就顺道回了一趟苏州老家，办了一件事。什么事儿？买田，买了十几顷的田。那他是要置办一点不动产，为自己退休养老做准备了？不是。
范仲淹有一个当时看来很新奇的想法，他说，我要给整个范氏家族搞个基金，存上一笔资产。这笔资产的主人不是我，也不是任何人，而是我苏州范家这个家族。用每年的收益，也就是田租收入，来帮衬家族里的贫寒子弟。比如说，谁家吃不起饭，给他发点口粮；谁家娶媳妇没钱，给他点资助；谁家上学考科举没钱，给他垫付点学费；谁家没钱丧葬，给他点钱入土为安。就派这些用场。搁在现代，这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家族信托基金”。但是当时没有这个词，范仲淹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义庄”。
估计范仲淹本人也没有料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事业中，存留世间最久的一件。
他搞的改革，第二年就失败了；他为宋朝建立的军功，再过70年，连北宋都灭亡了。而唯独他首创的范氏义庄，居然存活了整整900年，到1949年才结束。范仲淹作为创办人，搞的义庄只有十顷的田，也就是1000亩，到了南宋后期，范氏义庄就到了 3000 多亩的规模，到了清代末年，又变成了8000多亩，到民国末年的时候，居然达到了20000多亩。
不仅如此，范仲淹搞的这个义庄，还有示范作用。它开创的这个模式，很快就四处开花，到了清朝的时候，仅仅苏州吴县，就有59个大宗族的义庄。其他地方，比如无锡的华氏义庄，湖北的陈氏义庄，福建的林氏义庄等等，都成为中国古代宗族史上现象级的存在。你说你是一个名门望族，但是你们家族居然都没有一个义庄，那真是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问题来了：为什么此前没有义庄，到了北宋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创新？而且，范仲淹在义庄的制度设计上，有什么独特的窍门吗？以至于它可以延续将近千年之久呢？
宋代出“义庄”？
范仲淹办“义庄”，估计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个一个小动作居然开启了中国古代的一个大传统。
但你不觉得奇怪吗？要知道中华民族当中，农耕传统的人们从来都是聚族而居，一个家族里面个别混得好的人，出点钱搞个基金，来拉扯一下，其他混得没那么好的子孙和亲戚，不是应该的吗？这么一件显而易见的好事，为什么要直到北宋才时机成熟呢？这个创新，为什么到北宋皇祐年间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了呢？ 过去讲义庄，通常都是归功于范仲淹本人的人品伟大：生命的最后阶段，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整个家族，壮哉！
这当然是事实。但你要是了解范仲淹的身世，这事儿又没有这么简单。
范仲淹虽然祖籍苏州，但他其实出生在徐州，而且幼年丧父，母亲改嫁。所以，范仲淹跟着继父姓朱，叫朱说。据说，他看见兄弟们生活比较浪费，就去劝阻。结果兄弟们说，你多管闲事。我们用我们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这才知道自己的身世。那当然是巨大的刺激。他从此离家，去应天书院读书。
范仲淹中了进士之后，跑到苏州去认祖归宗，结果这事也不顺利。苏州范家的人担心他惦记家产。范仲淹再三保证，只要改姓，不图财产，这才被范家接受。这时候范仲淹已经29岁了。你感受一下，这前半生的人情冷暖和其中的尴尬之处。当然，到了1049这一年，范仲淹已经名满天下，肯定是苏州范家全族的骄傲，甚至是依靠了。但是，咱们将心比心地，可能也正是因为有这番波折，范仲淹才更对苏州范家有一份超越常态的责任感。倒要让范家祖先的在天之灵和千秋万代的子孙看看，谁才是范家的顶梁柱？
这是范仲淹个人的原因。
但如果这么解释“义庄”的出现，就太简单化了。任何真正重要的社会创新，都不可能是因为人性的某个优点和缺点，也不可能是因为某个聪明的大脑袋的灵光闪现。道理很简单啊：人性是长期不变的啊，聪明的人也是历来都有的啊。那为什么这个事儿，早不出，晚不出，偏偏现在就出了呢？
一个创新，虽然创新者本人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创新条件的成熟。
回到范氏义庄这个创新。首先一个条件，是从隋唐到宋朝，科举制渐渐完善了，像范仲淹这样苦孩子出身的人，也有机会当官了。那这枚硬币的反面就是：原来的士族社会崩塌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个人牛不牛，不看你是什么博陵崔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这个氏那个氏，都不如你能通得过考试。
原来是只有高门大姓的士族，才会以自己的家族和血缘自豪，现在普通人也可以了。所以你看，原来当皇帝的家族，多多少少都要给自己的祖宗编个故事。汉高祖刘邦说，自己是龙的儿子。唐高祖李渊追认老子李耳为祖先。宋真宗也搞了这么一出嘛，我们以前介绍过，活活给他们老赵家编了一个祖宗，叫赵玄朗。
但是你看，这个风气也就只到宋朝，往后就没了。明朝的朱元璋，就不搞这一套，我老朱家出身贫寒，没有显赫的祖先，那又怎么样？我白手起家，挣下这份家业，那才光荣呢，那才真是光宗耀祖呢。我们在1025年那期节目里也讲过，宋朝编的《百家姓》还要把皇帝和显耀家族的姓编在前面，赵钱孙李嘛。但是后来明朝和清朝就懒得改它，赵钱孙李就赵钱孙李，又怎么样？排在前面能说明啥？你看，家族不再是一个人行走江湖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了。
那好，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在宋朝，中国进入了科举社会。个人决定家族，家族为个人提供支持，平民通过考科举，实现阶层跃迁。那怎么能确保既得利益者可以巩固既得利益？在家族还有资源的时候，怎么想想办法，能让家族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范仲淹的义庄，其实就是这个挑战的解决方案之一。这个挑战出现在宋代，所以解决方案也只能出现在宋代。
义庄在宋代才出现，其实还有一个背景。
中国的农耕社会，从很早开始就聚族而居，家族是很重要的共同体，这可不是宋代才有的现象。那以前的人为什么就不想着给家族置办一些田产，设立一个永续存在的基金呢？
不是宋代之前的人不聪明，而是宋代之前没有这个选项。
宋朝有一个特点，叫“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简单说，就是土地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这么说起来简单，但是我们这代人其实都知道，让一个市场能交易，尤其是土地这么复杂的商品，大家都能放心交易、频繁交易，那得有一个庞大、精密的社会基础设施才行，法律、文化、人才、机构，都得齐备，市场才能繁荣。
你可能会说，那此前的汉朝唐朝，土地就不能买卖了吗？要么怎么朝廷要抑制土地兼并呢？对，此前可以买卖，但是私有产权的保护制度，远远没有宋代健全。我举个汉朝的例子，你感受一下。
中国的古诗词中，经常会出现一个词叫“五陵”，比如李白的《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里“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听起来，这五陵年少，这些小青年就是一帮有钱的败家子、浪荡子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人群呢？其实，五陵是五个汉朝皇帝的陵墓，比如汉高祖的长陵，汉武帝的茂陵等等，一共是五座。那个时候的皇帝，一旦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就要移民在附近建一座城，将来为皇帝守陵。移了些什么人来呢？不是受压迫的穷人，而是富人和豪强。你们不是有钱、有地吗？得嘞，朝廷让你们搬家。钱可以带走，地就留下吧。那你想，这些富人到了新家，也就是五陵，什么心态？手里虽有浮财，但心中没有未来啊。皇帝一句话，他们的财产就被剥夺，就被像牛马一样赶来赶去，没有未来的人，可不就容易纵容子弟成为浪荡青年吗？所以，唐伯虎有一句很有名的诗说：“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任你多大的英雄豪杰，在皇权面前，什么都不是。
在这样的时代，同宗同族的人是会互相关照，但是大家不会想到要设立一个基于土地的信托基金。富人可能还是会置办田产，但那也就是及身享乐而已。一个家族从长远考虑，是不会把土地当成是保值增值的资产的。天知道再过几十年，这些土地还不是我的？
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了：都说宋朝市场经济繁荣，那市场繁荣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和交易的保护制度健全啊。那市场繁荣的结果是什么？是让土地成了靠谱的、可信赖的资产啊。
所以，到了北宋的巅峰时代，宋仁宗时期，范仲淹才会想到：我拿出自己的积蓄，给苏州范家置办一些田产，这不就让范家子孙永远免于冻饿之苦了吗？我们今天看起来如此简单、如此天经地义的一个办法，其实出现得并不容易。中华文明运行到宋代的时候，这个创新的条件才终于成熟了。
好，下一个问题又来了：范仲淹首创的义庄，为什么能够延续那么长时间呢？1049年创立，1949年结束，那是整整的900年啊。这是为什么呢？
义庄可持续吗？
在谈到为什么要设立“义庄”的时候，范仲淹讲过一段很深情的话，他说，我们苏州范家人很多啊，从我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是有远有近，但是从我们祖宗的角度看，那可都是范家子孙。我要是独享富贵，不管宗族里的其他人，将来我怎么有脸到地下去见祖宗？
你看，范仲淹不只是想在活着的时候仗义疏财，他的想法很有超越性，他是要站在祖宗的视角，站在千秋万代的时间尺度上，想着怎么才能关照到整个家族。所以，义庄这个事，起手就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事儿。
范仲淹还真就做到了。范家的义庄整整存在了900年。很多研究义庄的资料都在说，范仲淹很了不起，制度设计怎么怎么棒，所以才有这样的成就。
但是我想说几句有点扫兴的话：这事可能真跟范仲淹的制度设计关系不大。
义庄是一个机构，一个机构要想穿越时光，是有很多大坎要过的。
比如第一个，战争。范氏义庄是1049年建立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北宋灭亡，也就不到70年了。靖康年间，一场大乱，范氏义庄实际上也就毁了。范家族人星散各方，人走了，房子自然也就被新来的人占据了，义庄的田租也没人收，打下来的粮食也没地方存放。
这种国破家亡级别的动乱，怎么可能通过义庄的制度设计来对冲风险呢？
举个现代的例子。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官商通吃的大能人，叫盛宣怀，号称“中国实业之父”，也是当时的中国首富。他1916年去世的时候，就做了精细的制度设计。把1000多万两银子的家产一分为二。一半，给子孙分掉，另一半，成立了一个“愚斋义庄”。你看，这是上承范仲淹开创的义庄传统，外加西方信托基金的法律制度设计。目的很简单，就是想通过这笔资产滚动增值，保证他的盛氏家族基业长青啊。请注意，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有现代化的法律体系了，这种家族信托基金按说应该运行得更好才对。
但是结果呢？1936年。报纸上登了一条新闻，盛氏义庄办事处正式撤销。这是折腾了十几年之后的最后一声叹息了。具体过程很复杂，有家族内部争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么大一笔钱，在那样的乱世，盯着的人太多了。从北洋政府到蒋介石，走过路过的人一人舀一勺，很快就分完了。任你盛宣怀有多精明，制度设计得有多精细，国难变成家难，是抗不过去的。
最后盛宣怀的长子盛恩颐把家产全部败光。据说，抗战胜利之后，他和李鸿章的孙子李厚甫，经常在上海的街头溜达，有一次到了襄阳公园门口，两人都想进去坐坐，结果你看我，我看你，谁都拿不出买门票的钱来。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坎儿了，就是败家子。
其实范仲淹的义庄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遇到得还特别快。范仲淹是1052年去世的，十几年后，1064年，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就上书朝廷，说各房子弟有不守规矩的，但是义庄的管理呢，朝廷也没有明确的规章，所以，义庄实际上已经运转不灵了，所以，请求朝廷，如果将来有不肖子孙不守规矩，朝廷的官员最好能出手管管。
你想，范纯仁是什么人？他就是这一年，1049年中的进士，后来当的官儿比他爹的还大，是真的当到了宰相。但即使是这么能干的人，他也觉得，只靠义庄自己的规矩运行是不行的，必须请求朝廷介入。
这是义庄管理的大难题。即使不是不肖子孙，仅仅是正常的人性表达，一个宗族里的人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果不是官府出面，其实是搞不定的。
我举个例子。大学者钱穆先生，老家在无锡，他们钱家也有一个义庄，叫“怀海义庄”。中国现代两位学术大师，都是靠这个义庄的资助才完成了学业，一位是文科生钱穆，还有一位是理科生，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他们两个人是亲叔侄。
钱穆先生写的《八十忆双亲》，里面就写了一段故事，他的父亲是怎么为了族中的孤儿寡母出头，怎么为了义庄的钱，到县太爷那里去打官司的事儿。
县官说，你们一家人闹成这个样子，不合适。来，我今天来拿个主意吧，如此这般，行不行？能不能不闹了？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大家只好说，长官为我家的事这么操心，我们不闹了。县官说，好吧，那就按我说的办。这官司才了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从钱家住的七房桥到无锡县城打官司，要走几十里路。钱穆先生的父亲比较穷，所以走路去，而且他老人家身体还差，要走一天。那跟他打官司的对手呢？其实都是同族的叔叔伯伯，比较富，有玻璃大舱的船，船里面还有卧室客厅和厨房，走水路，舒服死了。结果，两拨人在路上遇见了，这有钱的亲戚还招呼钱穆的父亲上船一起走，到无锡县城，也招呼他一起住店。但是到了县官那儿，该怎么吵还是怎么吵。
你看，闹到打官司的程度，但其实亲情还在，也能互相照顾，这说明双方都不是什么恶人，都还讲道理，但如果官府不介入，这点矛盾就是不能妥协。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家务事最后还是得麻烦清官。
这还是义庄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的晚清时代。可想而知，在范仲淹的时候，那可是宋代，那可是义庄的草创期，怎么可能就仅凭一些制度设计，就能搞定家族内部矛盾？
既然战争动乱和内部矛盾这两道坎儿这么难过，那你可能会说了，范氏义庄又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我看了很多资料，答案可能很朴实无华：因为范仲淹啊。
北宋灭亡后到南宋初，不到70年，范氏义庄其实已经基本毁掉了，是又过了将近70年，到了1196年，也就是南宋宁宗的庆元二年，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才开始重建义庄。他们已经是范仲淹的五世孙了，隔了好久啊。
那为什么能重建呢？看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范仲淹不仅威名犹在，而且越来越受敬重。朝廷觉得，范仲淹干的事儿嘛，应该提倡，这样，把范氏义庄的赋税给免了吧；地方官觉得，范仲淹可给我们这个地方长脸，公家花钱，在义庄旁边给范仲淹建了一座祠堂，每年春秋天，地方官来主持祭祀，这下政治地位就高了去了；还有，当时的士大夫和理学家们觉得，范仲淹创立义庄，有益于世道人心，纷纷作文纪念、称颂。那你想，有这三股合力，范氏义庄能不蒸蒸日上吗？
其实，后面元、明、清三代，范氏义庄都遇到了各种眼看就过不去的坎儿，都是因为当时官府和民间一致觉得，哎，谁让他们是范仲淹的后代呢？得饶人处且饶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很多困难都是这么挺过来的。
看完了相关史料，我是一声长叹啊：看起来范仲淹留的是十几顷土地和一个义庄，其实，人家范仲淹留给子孙和宗族的，是一个名扬千古的好名声。跟土地和资产相比，还是好名声更能穿越时间，更管用啊。我还跟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很多人都为子孙能不能有出息操碎了心，但是我看范仲淹这段史料发现，与其指望子孙努力，不如自己多努力。
话虽如此说，我在范氏义庄这件事里，还是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做大事的第一性原理
范仲淹创立义庄，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叫《义庄规矩》。他不仅出钱买了田，而且亲手订下了义庄运行的13条规矩。可细了，你去看这13条的文本，马上就能明白一件事：这13条不可能是死规矩，它必须得一边运行一边改。
比如，他规定，义庄出产的粮食，每一房每一口人一个月给一升米。那将来人多了怎么办？地少了怎么办？当年要是歉收了，不够分怎么办？这些规矩肯定是活的嘛，是要改的嘛，不可能这么白纸黑字这么一写，然后就千秋万代遵行。
果然，他儿子范纯仁后来就多次修改这些规矩。比如，是范家的人，但是他搬家了，不住在苏州，那还给福利吗？最后定下来是不能给。还有，范家子弟去赶考，要资助吗？要。每人资助一贯钱。那如果他考不取，反复考，成了考试专业户，就是图义庄的这点资助，怎么办？追加规定，再考就减半。那领了钱，但是找借口不去考呢？追加规定，无故不去，你得把钱退回来。等等等等。你懂的，定出规矩，就是要不断地改，以适应新情况的。这是个永远要持续下去的过程。
既然范仲淹定的规矩都是要改的，那他的制度性贡献到底是什么呢？看来看去，其实最重要的，就一件事：他放弃了这笔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换成是我们在1049年，当时也没有义庄这个做法，如果我是范仲淹，我也确实想为宗族谋点福利，那我可能会怎么做？我可能会拿出一笔钱买田，然后把资产收益的处置权交给一个人，当然最信任的就是亲儿子，说你替我办这个事儿，可一定要把这笔钱用好啊。你将来不在了，你再找一个你信任的人，把这个权力往下交。想要做个对宗族有益的人，这可能是我想象力的极限了。
但是范仲淹没有这么干，他放弃了这笔资源的处置权。这些田既然是义庄了，它的产权就不是我的了，它属于整个苏州范氏家族。我活着，我定规矩，我身后，规矩怎么改，你们子孙们商量着办吧，我就不管了。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熟悉信托基金的法律原则，也许能理解这个设计，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范仲淹制造了一个飘在空中的，既没有明确归属，也没有明确运行原则的权力，这太没着没落了。用一句现代人的话说，那真是——相信后人的智慧啊。事实上，范氏义庄的很多运行规则，是到了南宋的时候，才摸索成熟的。
好，范仲淹放弃了支配权，放弃了对这件事的控制，那他有没有拿到什么？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就是他的道德感召力—— 我出钱，而且我没有任何私欲，没有任何控制欲，交给你们我就走了。这听起来很虚，但是，从此后900年的运行来看，这反而是最重要的。南宋宁宗时期的宰相楼钥就评价他说，范文正这个人啊，他能发达，可是一丁点也没有借助宗族的力量，但是，他们范家全族都受到他得恩惠。这样的人，老天都要保佑的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范仲淹还把这笔资产的处置权死死地控制在自己的嫡系子孙手里，会是什么效果？恐怕就没有这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潇洒和干净喽，道德感召力就要下降喽。
后来的事实证明，范氏义庄之所以能多次度过劫难，绝处逢生，就是因为范仲淹的这种超然的道德形象。比如，明朝初年的时候，朱元璋对苏州的大家族是尽力打压的，对啊，当年我打江南的时候，你们这些家族支持的是张士诚啊，我得报复。所以，和很多江南大族一样，很多范家的人都被强行迁走，很多范氏义庄的土地都被没收，没有没收的征收重税。看起来灭顶之灾就要来了。但是，不要紧，朱家天子迟早会明白范仲淹的这种道德典范的价值的。果然，到了明宣宗时期，朝廷又开始为范家修缮祠堂，到了明世宗，就是嘉靖皇帝的时候，又开始给范氏义庄免税。你看，范仲淹几百年前的那份道德力量，还是能穿透时光，护得范氏义庄周全。
范仲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有意思的范例：怎么做一件有长期价值的大事？
最近我听到一个词，我觉得可以作为对范仲淹这个做法的解释。这个词叫“像农民一样思考”。
先说一个我看到的故事吧。话说，有一个中国人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因为初到国外，语言有障碍，成绩垫底，他就有点想打退堂鼓。他去找教授说要退学的事儿，教授打断他，说，你若想在任何领域有所成就，要学会像农民一样思考，think like a farmer。哎，什么意思？
教授解释说：耕种人生就如同农民种地，你看哪个农民会对着庄稼大吼大叫、责怪它长得慢？不会的，农民不跟庄稼较劲，农民灌溉、施肥、除草，这都是在庄稼的周边使劲儿。你着急成绩不好，这就是跟庄稼较劲，试着换个对象，在成绩周边的那些因素上努努力。一番话说得这位中国学生豁然开朗，决定继续完成学业。
你看，这是不是很符合范仲淹的做法？义庄这件事，是不是能做得成做得久，那不是我要考虑的事儿，我不过是尽可能给这件事提供光热水土，我做完手头能做的事儿，然后坐下来，等他花开。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做事的方式。
这种做事方式，非要总结的话，其实就是在农耕社会经常听见的那八个字：“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现代社会，一大堆理论方法、商业机构，有意无意地在给我们制造一个幻象：什么事都有办法，只要你肯出钱。你就想嘛，如果范仲淹生活在现在，提出想搞个家族基金，是不是一大堆私人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跑出来接单？写PPT告诉范仲淹，我们有专业知识可以保证你这事能干成。付钱吧您呐。
但是，回归常识，我们又都知道，这世上有很多事，是老天爷掌管的事儿，是人力根本控制不了的，比如一个家族在时光里穿行的时候，外部会面对战乱，内部会出败家子。就像一个农民，施肥除草灌溉耕耘干得再好，也不耽误老天爷刮风下雨、水旱灾荒。
那怎么办？不管。把庄稼长不长这个事交给信念，然后专注于去找一个周边的变量。
这就是农民思考事情和猎人思考事情的不同。猎人的全部注意力都在猎物本身，而农民的注意力在工作对象旁边的关键变量上。
就像我做这个《文明》节目，我不能天天拿节目本身的成败折磨自己：会不会火啊？数据好不好啊？做不做得成啊？这些事，交给信念就好，不用天天想。我的任务，是控制它周边的关键变量。
比如，我找到的关键变量，就是每周准时上新。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它作为一个长期主义的工程，信用就在，对用户的承诺就在。剩下的事儿，都可以慢慢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一个“像农民一样思考”的人。
其实，我还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宁波的天一阁。
天一阁是中国最著名的藏书楼，它的创建者，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兵部右侍郎范钦。到他那个时候，中国所有古代的著名的藏书的地方，都没有超过300年的。什么西汉的石渠阁，东汉的兰台和东观，唐代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秘阁，等等，这还都是皇家藏书馆，王朝末年的战乱一来，肯定灰飞烟灭。但是你看范钦的天一阁，到现在已经将近500年了。
那为什么呢？范钦不是天天想藏书楼本身，而是找到了、而且死磕藏书楼周边的一个关键变量。那就是防火。
对，在古代，影响一个藏书楼寿命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火灾。现在去天一阁参观，是看不到藏书的，但是随处能见到各种各样的防火措施，比如楼前的水池、宽敞的隔离带、高大的防火墙，木结构不外露的建筑手段、柱子被漆成黑色，因为黑色在五行中属水、还有随处可见的各种水波纹的装饰，甚至“天一阁”的名字，都来自于《易经》 中的一句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是在求水。
你看，各种技术的、迷信的手段，能用的全用上。没有办法保证天一阁永世长存，但是要像一个农民一样，在这棵庄稼周围灌溉除草，要像农民一样思考。
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余世存先生在《时间之书》里的那句话：“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这是公元1049年，我们在范仲淹身上看到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他的生命还有三年，我们提前和他告别。没有什么可悲伤的，他用自己创造的东西，已经近乎永生了。
我们下一年，1050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南北朝的文学家颜之推，他的名字也许你不是那么熟，的确，历史上颜之推没有什么赫赫功勋，也没当过什么显贵的官，但他给自己子孙，也给中华文明，留下了一部《颜氏家训》。
要知道，生活在南北朝，用颜之推的话说，那就是“生于乱世，长于戎马”，这样的时代，人是特别容易活在当下，但颜之推不一样。就像范仲淹开启了义庄的传统，颜之推开创了家训传统，从本质上说，都是超越自己肉身的局限，站在千秋万代的时间尺度上，关照到子孙后代。
一说家训，今天很多人特别容易觉得有爹味，但是我特别想跟你读这段：
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耻。
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
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
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告诉子孙，用了别人说过的金句，要彰显别人的名字，不可以自己密了去，窃人之美。你看，现代人诉诸法律的版权问题，颜之推眼里，首先是个家教的问题、体面的问题。
致敬颜之推，致敬《颜氏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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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堀敏一著，韩国磐译：《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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