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书信集》，[德]瓦尔特·本雅明著，[以]格肖姆·肖勒姆、[德]特奥多·W. 阿多诺编注，金晓宇译，光启书局｜新行思，2024年8月出版，864页，198.00元
《本雅明书信集》自去年8月出版，自然是本雅明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幸运。之前，似有本雅明和阿多诺的通信已经出版，名为“友谊的辩证法”，让国内爱好者窥见了本雅明和阿多诺的学术与私人关系。这本书信集是阿多诺和肖勒姆在战后所编第一部本雅明书信，后来翻译为很多种语言，为人们了解本雅明思想和书信写作艺术的第一个窗口。但是，这个编纂也有其文献上的问题。首先，当时本雅明的许多稿件和私人书信或在通信对象手中，或尚在散佚，所以失收不少。其次是偏见和隐匿，比如阿多诺和本雅明的信就收得不全，本雅明和阿多诺妻子格雷特·阿多诺的信则更少，应该是当时涉及在世人的隐私。也有些著名的“故意不收”，比如本雅明给纳粹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一封短信，为保全他的名节也就不予收入。《本雅明书信全集》（Gesammelte Briefe）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内容作了补充。但即便如此，我怀疑还会有其他信件被发现，比如已经有人研究本雅明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信件残片。本雅明和布洛赫（Ernst Bloch）关系也密切，但两人通信不知为何没出现太多。布洛赫活到战后，应该保留一些信件。因此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大的“书信全集”……
但即便如此，这一《书信集》被翻译出来，对国内的读者而言，也是多了一个了解本雅明的方便法门。虽然我因为研究需要，曾阅读过这些信的大部分，但中文译本不仅使我的研究更加便利，也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对本雅明的印象。聊举数例，分享给读者。
晚年本雅明
第一个细节是他与肖勒姆的一次争论。以前阅读时我有一个刻板印象，即肖勒姆比较偏犹太教，反对布莱希特把本雅明引到了“激进左翼”这个方向。这次重点翻了两人争执的信件，发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其实很有些有趣的地方，尤其是这个“转向”涉及他和肖勒姆的关系。肖勒姆其实相当长时间希望本雅明去耶路撒冷，但是，本雅明的态度很好玩，他在回信中写道，“共产主义行动纠正了自己的政治目标”（426页，翻译有修改）。这个表达极为怪异，这意味着本雅明认同“共产主义行动”，而非“共产主义目标”。但是，当行动本身纠正，乃至成为目标的时候，“共产主义目标”就被“行动”净化了。他还说，他在共产主义阵营里搞事情，其实和实现犹太教的目标是一回事，都是实现“激进政治”，为此，他也不否认自己以前是“无政府主义”（426页）。这些表述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比较语境化，即本雅明同时接受法兰克福社会思想研究所的资助，又希望“吊着”肖勒姆，因为后者提供的确实是“有编制”的正式工作。但是，这个“编制”的条件是要他学希伯来语，皈依到“犹太研究”这个既有政治倾向、又体制化的派性之中。这让本雅明有点为难。从这个角度看，某些研究者就可以给本雅明“定个性”，觉得这个人“人品不行”。
但是，还有一个解释：这确实是本雅明处理这个问题的立场，也是他的一种思想方法：悬置目标，保留手段，这样共产主义手段，即共产主义行动就是目标本身。换句话说，本雅明认为，这一手段本身更好地批判了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看来，这个行动和犹太教反对当时欧洲资产阶级的倾向没有什么区别。当他抱着通过激进行动反抗资本主义的想法而加入共产主义运动时，他也就将这一手段置于最终目标之上，使其暂时悬置。所以，后来他的研究者和后继者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就写了一本书《无目的的手段》，致敬并延续了本雅明的方法。不仅如此，本雅明的激进性在于，他也发现，如果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强调行动对目标的优先性，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也会丧失其先进性，出现某种利用运动所塑造的体制，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可能。所以，他在和布莱希特为代表的左派知识分子合作时，又将“神学”和“唯物主义理论”相结合：“如果我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达一下，我从来没有能够在任何意义上进行研究和思考，除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在神学的意义上，也就是说，符合《摩西五经》每一段关于四十九层意义的塔木德教义。”（523-524页）犹太教的目标——拯救或者信仰，也被他悬置了，他只用犹太教的手段，去研究和分析那些非犹太教的目标。这种双重悬置，意味着本雅明有可能在进行一种“激进”的思想和行动实验，通过悬置一切政治形式或政治目标，保持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超越（也就是所谓“神学”）立场。
阿甘本著《无目的的手段》
对这一点，和他通信的犹太神学家肖勒姆心知肚明。读了许多本雅明的信后，我感觉他其实除了早年几个“青年学生运动”时期的发小之外，一生朋友众多，知己甚少。后期的朋友，阿多诺并不能完全理解他，而且对待他也有点竞争心和私心，布莱希特只是意气相投。只有肖勒姆在学养、倾向和对他的判断上，是最准的（当然，从学问和智慧看，肖勒姆其实也是最高）。肖勒姆的回信讲了两点。首先，本雅明根本的学养就是被哈曼和洪堡激发的德国语言论传统和犹太神学传统的结合（525页），他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神学类比，他不可能被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接受，只会给他带上“党内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帽子。其次，本雅明以为可以通过“辩证法”，用自己的激进神学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核心在思想上“辩证转化”。但是，肖勒姆指出，“辩证喜欢辩证”（dialectica dialecticam amat），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落实到党的制度上的，制度最终引导行动走向一个目标，而思想自然可以对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悬置或调和。一旦思想的辩证法落实到制度对行动的规范，本雅明那些“马克思主义与神学”只能被“辩证”掉，连本雅明自己的肉身都会被“辩证”掉。
肖勒姆
肖勒姆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还是学者，也不是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他意在提醒本雅明，这种利用政治激进化潮流，试验自身理论立场的行为，具有理论勇气，但却是一种不理解政治本身的行为。肖勒姆建议，本雅明若是真的想成为激进的左翼运动分子，就干脆加入共产党，严格用党的规范要求自己。本雅明如果在自己理论立场和党的规范之间，能够找到“辩证”或者调和，或者干脆抛弃自己的“神学”和思想，全面拥抱马克思主义，那他算是完成了自身的“左转”。
这个建议并不荒诞，肖勒姆非常清楚，无论是宗教-神学规范，还是政治规范，在思想过程中可以搞“悬置”“调和”，展示出奇妙而神秘的观念形态，但落实到现实中，最终必须回到一个目标、一种规范中去。本雅明这种与政治“调情”的行为，最终只会以泯灭自己的个性和才华而告终。但是，肖勒姆也清楚，这件事情不见得没有意义。他引用了西班牙犹太人的事例来暗示本雅明，如果他的思想力量足够强，即便是表面上皈依，或者找到了他的“神学”和马克思主义和谐相处的方法，未必不是一条路：“时间能做到的，理性也能做到。”（528页）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因为肖勒姆所说的“西班牙犹太人”不是指别的，就是指他的研究对象：犹太卡巴拉主义诞生时期的一群特殊人群——“马拉诺”。中世纪晚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高举“复兴天主教”的旗号，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进行宗教迫害。部分犹太人为了保存生命和信仰，表面上装着改宗天主教，背地里将犹太教的教义和仪式混到了礼拜和经文中。随后，他们反过来改造了天主教的一些逻辑，让它在内部犹太化了，这群人被称为“马拉诺”，即“伪信者”。肖勒姆暗示，本雅明足够聪明，他是不是能在表面上或者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将其犹太宗教神学化呢？那些“马拉诺”在天主教里融合犹太教靠的是时间，本雅明也许可以靠理性和智慧。
这种表达，是既尊重（而且是从自己学问脉络中加以理解）本雅明的思想倾向，又替他打算，并惋惜他才华的仁者之言。让我对肖勒姆的人品和学问非常佩服。
第二个例子，就是霍夫曼施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我觉得本雅明和他的关系现在国内讨论得不多。霍夫曼施塔尔算是本雅明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比较重要的一个知音，本雅明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实际上经由他才在文化界——而不是学术界——产生影响。霍夫曼施塔尔似乎激发了本雅明做文学批评的激情，并始终希望将他留在德国文化界。本雅明也极为真诚谦虚地给他写信。而且，他似乎隐隐有借霍夫曼施塔尔在文化界的影响力，让自己重回德语文学研究界的企图。明显可以看出，1929年霍夫曼施塔尔去世后，本雅明已经没有任何留在德国的动力了。
霍夫曼施塔尔
还有一个细节，同样展现了本雅明思想极为复杂的一面。他晚年和神学家提姆（Karl Thieme）有一系列通信。提姆是新教家庭出身，却致力于推进新教和天主教联合运动，在纳粹上台后，本来倾向保守的他，坚决反抗纳粹，保护犹太人，最后被迫流亡，他与布伯等犹太神学家都有交往。本雅明晚年除了和社会思想研究所通信，还和提姆通了好几次信，内容涉及他的《译者的任务》，还有布伯对犹太教《圣经》的翻译，他在信中显示出对卡尔·巴特神学的兴趣。这些通信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译者的任务》不仅是个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文本，还与当时西方几大宗教教派——犹太教、新教和天主教——对《圣经》本质问题的探讨密切相关，所以理解《译者的任务》必须结合当时的神学-政治语境。其次，本雅明的思想倾向确实可以进一步讨论，尤其是晚年，他与各种思潮——神学的、技术的和政治的——保持交往，迅速吸收化合，在这个过程中，他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就从书信上看，除了法兰克福学派、肖勒姆、布莱希特，还有几个思想倾向对晚年本雅明影响极大：当时精神病学的异端，代表人物有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法国的极端右翼和左翼，右翼指天主教保守派，左翼包含巴塔耶和卡约瓦（Roger Caillois）；以及提姆这位神学家。有没有可能，本雅明仍然在重复肖勒姆所谓“西班牙犹太人”的手法，处理这些思想资源呢？
提姆
最后，我还是想对本书翻译说几句话。这本书由传奇译者金晓宇先生翻译，豆瓣分数达到了9.9分，说明读者对本雅明的喜爱和对译者的信赖。实际上，本雅明极其不好翻译，多年来虽然版本很多，但要做到真正完善，还是有一段距离。尤其是书信集，又是翻译中的难点，它本来就是私人语言与公共语言的混合，而本雅明文风又处于拘谨和放肆的两端。早年的信件中，他经常用暗语开肖勒姆和其他密友的玩笑，晚年与不同朋友通信的语气也不一样。不仅如此，这些信件的理解也需要一些前备知识和多语言能力。稍微举几个例子，就会发现，金先生的翻译，还是可以推进的。
首先，如果一眼扫过，我们会发现有些名称的翻译可以斟酌。例如：
454页，《巴黎拱廊：辩证法的仙女剧》，这个译法是直译，不符合中文习惯，德语中的Feerie经我查阅似乎是《冰雪奇缘》一类的“童话剧”。
肖勒姆的一部系列文集Judaica，就叫“犹太教”，译者翻译为“犹太文物”。
476页，有个叫“布兰德斯”的人，实际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勃兰兑斯，这个现成的译名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本雅明和我们共同的阅读史。
501页，《浪子回归》，实际上是《浪游者的回归》，flâneur在本雅明研究界是专有名词，译为“浪子”有点怪异。
507页，“布雷顿”其实就是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列东。
只是随意扫过，也不一定我的意见就对。
其次，有些翻译因为译者不熟悉相关研究，可能意思对了，却显不出本雅明的意图。比如本雅明早期的一封信，即他写给维涅肯博士的绝交信（书信39），最后一段译得比较勉强。首先有希腊词“theoria”的一句，被翻译为“您内心的theoria被蒙蔽了”，其实是不准确的。“Theoria”现在译为“理论”，在古希腊语境中，指的是“明智的直观”。这句话不是说维涅肯被蒙蔽，而是指他已经没有洞察真理的智慧，说白了就是他“瞎了眼”，怂恿青年为德国皇帝卖命，导致本雅明好友及其女友自杀。译文中的“思想”一词加了黑体，译者大概知道这个词比较重要，但也翻译得不妥帖。这个词原文是“Idee”，即“观念”或“理念”，参照前面的“theoria”，这里其实包含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哲学背景。这段话的意思因此是：本雅明认为，这对死去的年轻人，即他的好朋友海因勒，以及为他殉情的女友，因为“爱”而直观了真正的理念。现在本雅明成为这一理念的继承者。纵观上下文，译文虽然意思对了，但由于译者不熟悉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会饮篇》的爱欲学说，就没有把意思充分表达出来。我核对了一些句子，相关例子还有一些。但本来翻译就是难事，译者在通顺和清晰方面也已经做得足够好，我们能做的，便是学习译者的成果，略做推进，以期待本雅明用更准确精彩的中文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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