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该创造对工作友好的家庭，还是对家庭友好的工作？

【编者按】

长期来看，人类社会还是朝着性别平等的方向演化的。这种变化使人们逐渐认为，传统的男子气概对女性群体以及男性自身都是有害且危险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理查德·V.里夫斯（RichardV.Reeves）长期研究西方社会不平等现象，他在2022年出版的《掉队的男人》一书中，关注的是时下较少被西方公众讨论的男性困境及其根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他提出，改变男孩在学校成绩落后、男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失业以及丈夫或父亲在家庭中不断被边缘化的现状，需要重塑男子气概，使其适应西方社会性别的结构性变化。本文摘自《掉队的男人》（赵英男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科书院·雅理2025年1月版）。澎湃新闻经中科书院授权刊发。

《掉队的男人》书封

社会学家彼得·威尔莫特和迈克尔·杨（因发明了“精英统治”这个词而闻名）在他们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对称家庭》中写道：“到了下个世纪——1970年的先驱者已经站在了队伍的前列——社会将从（1）妻子和丈夫各有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转变为（2）妻子有两份要求很高的工作和丈夫有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再到（3）妻子和丈夫各有两份要求很高的工作。这个对称将会实现。”

嗯，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我认为很多女性会说进入21世纪20年后，我们一直停留在阶段（2）。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制度尚未适应一个没有妻子——这儿指的是没有全职照顾家庭的妻子——的世界。值得强调的是，在杨和威尔莫特的对称乌托邦中，标准的工作周将会被缩短到只有3天，留下4天给家庭与休闲。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至今尚未发生。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的平均工作时长实际上几乎没有下降。三分之二的家庭是父母双职工。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家庭现在是一种劳动力市场制度，而劳动力市场是一种家庭制度。但是目前来说，只有家庭发生了改变。男人、孩子以及女人都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与安排，以适应市场工作几乎毫无变化的要求，适应“标准”工作日和通常的职业路径。我支持增加儿童保育机会，并提供课后俱乐部等措施。但是我的确担心，公共政策的目标似乎常常是创造对工作友好的家庭，而非对家庭友好的工作。克劳迪娅·戈尔丁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男性和女性在经济方面平等的前所未有的时代，但是……我们的工作和养育结构是过往时光的残余，在当时只有男性能够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

母亲们现在最痛苦地陷入了这个陷阱。但我们不应当假定父亲可以接受这种代价。认为自己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太少的父亲是母亲数量的两倍（46%对比23%）。我有关带薪休假的建议是减轻这些紧张的一个方法。但是工作也必须做出改变。更多的弹性工作、兼职工作或居家工作的选择，至少能够减少在挣钱养家和养育子女之间的权衡。疫情期间我们大规模转向远程工作，是实现工作现代化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个机会能否被把握住还有待观察。我希望如此，特别是从父亲的角度出发；三分之二的父亲认为，疫情使得他们与子女的关系更加亲密。令人惊讶的是，根据一项研究，疫情期间弹性工作的机会似乎使得男性比女性更加受益。

除了日常性质的工作要更有弹性，职业阶梯也需要更为现代化。对于许多父母而言，减少投入到有薪工作的时间，不只意味着收入的暂时下降，还会永久性地损害职业前景。这个问题在戈尔丁所说的“贪婪的工作”（greedy jobs）中表现得更为严重。这些工资为投入漫长和不可预测的时间提供了丰厚的经济回报。法律、金融和管理咨询都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你想要升职，就不能休息。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中有一方继续在职业阶梯中最大化收入，而另一方退下来更多地照顾家庭就是合理的。通常，这分别对应着父亲和母亲。这些行业的职业结构不仅刺激了父母之间的明确劳动分工，还在事实上加强了这一分工。因此，这些行业成为收入性别差距最大的行业，就不足为奇了。从事法律和金融工作的女性的收入仅为从事该行业的男性的77%。从密歇根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学位15年后，五分之四的男性每周至少工作45个小时，而女性的工作时间只有男性的一半。近四分之一的女性从事兼职工作，而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2%。

但这种情况绝非必然。存在着依旧支付高薪且不贪婪的职业，包括工程、技术和制药。并非偶然的是，这些行业也是收入性别差距更小的行业。将工作时长考虑在内，女性药剂师的收入是男性药剂师的94%。所以药剂行业做对了什么而法律和金融仍旧错着？主要的不同就是，药剂行业中一个药剂师取代另一个药剂师要容易很多。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介意走进药房取药时遇到的是不是同一位药剂师？可是我们对律师或金融顾问的感受不同。但重要的是别忘记，药剂师过去也是如此，也拥有与此相应的收入性别差距。企业合并和技术进步的结合，使得信息在药剂师轮班时从一个药剂师转移到另一个药剂师成为可能。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药剂行业的兼职工作几乎不存在小时工资惩罚。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收入几乎呈线性增长。这就是戈尔丁会将药剂行业称为“最平等的职业”的原因。

法律、金融和咨询可以遵循药剂行业的路径吗？技术会有所帮助，方式就是极大地降低在面向客户的员工之间传递信息的成本。一些金融公司、咨询机构和律所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措施，比如减少周末工作时间，坚持让员工享受假期津贴，并允许更多的兼职选择，诸如一周工作4天。2016年，亚马逊宣布建设这样的团队，即包括领导在内的所有成员能够每周工作30小时，领取目前工资的75%。在此，以同样薪资比例选择兼职工作很重要———但至关重要的是确保发展和升职的机会不会丧失。在“贪婪的工作”与“妈咪赛道”之间，有一种工作方式——让我们称之为“普通人赛道”——允许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灵活地承担家庭责任，同时又不错失在未来的重要机遇。

但我认为，我们应当现实地看待如何才能改变这些不利于家庭的职业，那就是让有天赋的劳动者离开这些职业。大雇主们发现，特别是在年轻员工中，对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期望正在迅速上升，在许多调查中它仅次于对薪水的期望。行业中女性人才的流失推动了一些补救性措施。但只要男性依旧愿意投入漫长且往往是不可预测的时间，结构性改革的前景就依然黯淡。有很多关于工作场所“文化变革”的必要性的讨论。这无疑非常重要。但是大多数美国男性表示，在他们的工作场所中有一条“未明言的规则”，那就是父亲不应该休完育儿假。

“贪婪的工作”所处的行业不仅需要一种新风气，它们还需要重新设计。我把这些变革描述为推动“父亲友好型”就业。当然，将它们描述为“父母友好型”是更准确的。短期来看，它们实际上对母亲最有帮助。但我选择这个标签是有意为之。一份要求男性长时间工作以获得高额薪水的职业，并不是父亲友好型的，至少不是我认为的父亲身份现在必须得到定义的方式。即使它能够让一个男人承担养家糊口的角色，这也是以其身为人父的角色为代价的。这正如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n Foundation）主席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Slaughter）所警告的，如果我们继续将“抚养问题”界定为“女性问题”，那么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就会很缓慢。

对我们当中有幸成为父亲的人来说，父亲身份是我们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在这里提出，父亲身份现在需要成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角色，一种不同于母亲身份但与之同等重要的角色。亲社会（pro-social）的男子气概不再意味着必须结婚或必须成为养家糊口的主要角色。但它的确要求男性全身心地投入父亲的角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