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是法国公共记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主编皮埃尔·诺拉创造了“记忆之场”这一概念，并动员一百多位作者，穷十余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构成的3部7卷、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著。与以往强调考索遗迹的历史研究不同，与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心性史”亦径庭有别，这部著作旨在从文化-社会史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记忆研究不是要复原或建构历史，也不是回忆过去的历史；而是探究关于过去的现在记忆；记忆在消失，与过去发生勾连的感情只残存于一些‘场所’中。”
《记忆之场》中文选辑版于2020年出版。目前，学者也在尝试全译本的翻译，这是全球首次全译本的计划，共召集60多位译者，拟以15卷的形式出版。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全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以此为契机，2月22日，《记忆之场》中文版主编、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孙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恭忠来到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就《记忆之场》中文全卷本的翻译以及记忆与遗忘的问题等进行了对谈。以下为讲座对谈文字稿，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对谈现场
李恭忠：尊敬的各位读者，今天下午非常高兴，有机会做《记忆之场》的新书发布活动。这套书实际上筹划很长时间了，有将近5年，虽然有点姗姗来迟，但是今年终于能够面世。今天很高兴请到了中译版的主编孙江教授，南京大学著名学者杜骏飞教授，还有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祁林教授，以及这套书背后的编辑团队和出版团队。闲话少说，下面首先播放《记忆之场》法文原版主编皮埃尔·诺拉教授对中文版的寄语视频，这是我们团队的成员宋逸炜博士此前在法国留学时，特意去拜访诺拉录下的。
这只是一段影像，诺拉教授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当年主编这套书，实际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想法，80年代初开始主编这套书，到90年代初才完成，现在又过去了三十多年。实际上早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孙江教授刚刚回到南京大学任教，就有想法，想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在前几年，2015年的时候，南京大学出版社先出了一册《记忆之场》的选译本，只收了其中11篇文章。但原版总共有135篇文章，5600多页，可谓皇皇巨著。选译本看久了就觉得不过瘾、不解渴，所以后来还是决定组织人力把它全部翻译成中文。花了好多年时间，现在终于看到成果了。
为何翻译为“记忆之场”？
李恭忠：这套书的主题和书名叫作“记忆之场”（Lieu de Mémoire），这个书名的翻译特别费心思，不仅翻译成中文很难，从法文翻译成别的欧洲语言，包括翻译成英文都很难，翻译成日文也很难。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这样的翻译背后，有什么样的考虑？先请孙老师破题。
孙江：意大利有句谚语：翻译即背叛。真正的翻译是创造，“记忆之场”四个字看似简单，实际上可以咀嚼的成分非常多。
首先说说“记忆”（Mémoire）。在古汉语里，“记忆”和“忆记”，是同一个意思。中国人与西语的“记忆”的邂逅发生在16世纪末最后几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介绍了古希腊的记忆术。今天虽然大家对“记忆”这一术语并不陌生，但在理解上存在很大的偏颇。亚里士多德说：记忆保存过去，回忆换取过去。记忆指的是物，是保存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装置。但是，学术研究中讨论的记忆通常是回忆，是唤起过去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一行为的话，记忆就定格在过去，和当下的生活、情思没有关系，所以谈记忆其实是在谈回忆。
其次是“场”（Lieu）。“场”的选用是有考量的，它既是“点”，又是“面”。英文有两个单词，一个是place，另一个是space；place是点，space是面。但是，英文学界在翻译法文“记忆之场”时，lieu往往被译成place或site，这些都只是“点”的意思，把法文原有的意思给丢掉了。所以哥伦比亚大学版的简译本就径直取了另外一个词，叫realm，是领域、场域的意思，这弥补了“点”的缺陷。
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也反复考虑过。我觉得中文里的“场”含有三重意思。首先是place，是点。其次是space，有一定范围的面。再次是area，area这个词有心象空间的意思。“记忆之场”这个翻译不是随随便便地选择的。
李恭忠：确实如此，一个“场”字，还有这么复杂的内涵。当然孙老师作为历史学家，主要是从历史的维度来解读的。记忆立足现在，着眼未来。杜老师从传播学的角度，是否对“记忆之场”有不一样的解读？
杜骏飞：孙老师专业研究社会记忆，我业余关注一点媒介记忆问题。刚才问的问题是关于“场”，大概是要讨论记忆的属性是什么。在汉语当中这个“场”字的词义，在我看来，一是对应场所，一是对应物质存在的方式。特别是后者，更引人深思。引力场、磁场，都是物质存在的意思。记忆也是如此，作为场的存在也颇具玄秘。
其实，如果把记忆之场理解为记忆的存在，那么我更愿意用另外一个词，记忆是一种“激发”，任何被记忆的对象都是处在量子态的——例如今天我们这个场合，我大概会在十年后有一点记忆，但是每个人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在不同时刻、不同场景下被唤醒的印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愿意使用“激发”这个词，也就是我们给AI所提的“提示词”——Promp，不同时刻、不同主体的激发才是记忆之场的真谛。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李恭忠：刚才两位教授讲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这套书讲的“记忆之场”的记忆，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事物，实际上它是一个过程，一种行为。所以学界在研究记忆的时候，一般也是把它当作一个动词或者说动名词来理解的，不是呈现一个静态的东西，而是探讨它背后的过程，复杂的机制。
前面我们提到，这套书体量庞大，内容丰富。今天我们在现场分享的是前两卷，后面还有13卷即将出版。孙老师你觉得里面哪些内容能够很好地阐释“记忆之场”这个概念，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江：说到记忆之场，我们也许会望文生义，看到“场”，就觉得是一个实物。这样的理解没有全错，但不全面。翻看这套书会发现，记忆之场的“场”还是象征性的存在。
象征性与人的某种行为、某个事件有关联。今天是2月22日，各位年轻朋友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你们的参与构成了先锋书店这个记忆之场的象征性。翻开《记忆之场》，可以发现7月14日就是一个记忆之场。7月14日是什么日子？是法国大革命爆发、民众在巴士底狱起义的日子，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期变成了记忆之场。
还有，比如市政厅，如果看欧洲的城市，会发现有“三件套”，一个不少：市政厅（政治）、银行（经济）和教堂（宗教）。但是到了东京，你会发现城市中心实际上没有统一的象征性公共配套建筑，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何处是中心。罗兰·巴特当年访问东京后回到法国，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象征帝国》，所谓的象征帝国，是说它的中心是空洞的，可以予取予求，也可以任意给它“充值”。我刚刚从澳门回来，澳门的市中心更有意思，是“圣”和“俗”共存的空间，展示了另一种城市的样貌。
由此引出了记忆之场的第三重属性，也就是在实在性、象征性之外，还有功能性，我称之为再生产性，有点像刚才杜老师说的激发。功能性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特性的话，无论是叫作场，还是称为记忆，都不可再生。
《记忆之场》第一卷和第二卷
从历史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理解“记忆之场”
李恭忠：孙老师分享了《记忆之场》这套书里的一些内容亮点。我们可能会觉得“记忆之场”比较适用于欧洲，特别是法国吧？那么在东方，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可能会有些不一样。那么想问一下杜老师，你觉得记忆之场这个概念或者说术语，如果用在东方，比如中国，它的适用性如何？
杜骏飞：一般来讲，记忆无非是附着在人、物或者事上，都是要寻求一个载体。人的载体就很丰富了，我们常见的人的载体，比如家庭、社群，比如村落、城市。物的载体，主要是跟记忆的媒介和工具有关系，也跟记忆的应用性有关系。事是最复杂的，但如果真的要寻求记忆的深刻性和本质化，应该还是要从事件上去寻找。
附着在事件上的记忆，意味着大家各有不同的建构。例如，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列出过去五年间最重要的五件事，这五件事，每个阶层的体验、看法是不一样的，但也有一些所有人都铭记不忘的事情，那就是我们需要建构的记忆之场。
李恭忠：刚才祁林教授讲到，这套书要读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它涉及一些理论问题。咱们这个活动的公众号推送里，还特意把诺拉教授为中文版撰写的序言放出来了，我读了以后对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诺拉说，法国人讲他们的历史，有好多的人、物、事件，好像一部历史就是一些确定的事实。但真的这样吗？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有一种新的认识，历史究竟是一种确定的事实，还是一种符号性的事实，或者媒介性的事实？这样来看，这套书的研究，确实是有它的深层理论考虑。“过去”如果说是事实的话，这个事实究竟是确凿的、静止的，像铁板一块那样，还是流动的、一去不复返的？我们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诗性的话，“我在长江边，捧起一掬水”。我有时候想，那你捧起的这一掬水，就是长江水吗？所谓“长江水”，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还是一种媒介性的、象征性的事实？这套书里有那么多的篇章，那么多的故事，不同类型的记忆之场，孙老师你觉得它们是不是讲清楚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
孙江：对于在场的各位年轻朋友，我想抛给大家一个问题，提到历史学家，你们脑海里面闪过的第一个名字是谁？对，司马迁。这是中国人的标准答案，不过严格地说，从现代历史学角度来讲，这个答案是有残缺的。
司马迁说过一句名言，历史写作的目的是什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暂且不谈，是历史哲学问题。“通古今之变”是需要咀嚼的，司马迁的脑海里只有过去和现在，没有未来。而今天的历史学概念，还有一个指向，是未来。历史写作是在过去的经验与对未来的期待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这个现代历史概念产生于18世纪末。从18世纪末之后，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力或者执着，驱动着自身的前行。
这套书展示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记忆。在中世纪神圣秩序被打破后，驱动俗世前行的“主义”来自启蒙思想构筑的乌托邦，这是记忆之场得以产生的原动力。
李恭忠：孙老师刚才说的，直指历史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当然也包括在欧洲的古老源头。某种程度上，它对我们既是启发，又是一种束缚。如果不是从史学专业角度，而是，比如说从杜老师你长期从事的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基于当代的体验，你觉得像这样的理论问题，怎么去理解？
杜骏飞：我是做媒介研究的，从传播学的学科视角来看，记忆这件事是挺好理解的。所有的记忆都需要载体，载体是它呈现的方式——无非三种。第一种是媒介物，报纸、电视、朋友圈、小红书等等，什么媒介都可以上载记忆。第二种是人的神经元，是生物学的载体。由于人是主体性的，因此，神经元作为记忆的载体也是矢量的。第三种也许最重要，我认为记忆最重要的载体其实是时间。时间作为记忆的载体是量子的。如果说媒介是今天对过去的记录，那人脑就是每个主体对记忆对象的建立，而时间，将会是对以往所有记忆的不断重建的变易。这是我的理解。
AI时代的记忆之场
李恭忠：杜老师讲得很精辟。时间是很多学科的基础性问题，当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同身受的因素，特别是在当前的时代。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前后，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学者们都在分享使用AI的体验，包括我们杜老师，还比较了好几个AI工具的差别。那么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还要谈论记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杜骏飞：这是一个好问题，大概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是我能回答的。昨天我在上海也有一个讨论会，我讲到了一件事。如今我们进入AI时代，但在相当多的领域里，AI的幻觉率还是挺高的，而其中，DeepSeek R1又几乎是最高的，比它自己的基础版本V3还要高很多倍，这主要是由它的推理泛化所导致的。当我们对AI索取更多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更多的幻觉率。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在AI当中获取事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搜索上寻求知识，而AI跟我们合作生成的新的事实，又会返回到知识数据库，被新的AI应用所调用，周而复始，这种递归化的调用是无止境的，幻觉之间彼此互相放大，将会飞速地填满记忆之池，以至于把真正的事实排挤出去。所以我猜想，在不远的未来，AI所诞生的现实，会成为记忆的不可逆转的扭曲。
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被污染了，记忆之池也就不再有锚定，而且你还没有办法，除非你不使用AI。我也跟AI的专家讨论过，固然，他们在技术上在想办法克服幻觉，但是你要知道，这里面存在一个不能克服的变量，那就是人性。AI的答案来自我们给AI的激发，大多数使用AI的人都是有偏好的，而且许多偏好是不客观，甚至不正常的。这些激发，会使AI有意生产服务于人的欲望的AI事实，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这是不可逆的，大概也会是可悲的。简单来说，人性将会使社会记忆受到污染，而记忆污染会贻害我们自身。
孙江：杜老师讲的是面向未来的AI事件，在印刷文化或者由文字构成的媒介时代实际上也是存在的。不是人性，是人的需求，在影响着我们的智识。比如大家熟悉的唐诗《咏鹅》，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在小区里看到一群孩子在高声朗读“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有种来自AI的幻觉。朗诵的孩子里有几个看到过所朗诵的画面？如果没有看到的话，那他们的知识是怎么得来的？千年以前诗人的真实体验，变成现代人的“幻觉”，并进入日常。有时候我感叹，唐诗宋词固然形塑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但同时也绑架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和想象的空间。
李恭忠：孙老师讲的问题，跟杜老师讲的问题，貌似是不同的传播技术媒介之下的情况，实则却有相同之处，这两者背后都直指人心。现在是AI力量爆发的时代，出版界对此是有危机感的。我们今天在先锋书店——可以称之为当代南京的记忆之场，在这样一个地方，谈论这样一部纸质书，两位教授你们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孙江：我先插一个段子。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里面讲到一个小故事，埃及的主神托特发明了文字，拿去献给埃及的王。王看了以后很感兴趣，但随即将其搁置一边，说文字这个东西确实好，但我的儿子掌握了以后，从此会在心中播下遗忘的种子。
确实，文字、纸质媒体，更不要说AI了，它们会在我们心中播下遗忘的种子。它们让人们追求的本来是精神性的产物外化了，如用文字记录，放在图书馆，存入硬盘。这样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但由于不再用心记住，知识就与本心隔离了。柏拉图说得非常深刻，我们要用精神性的活动抵制媒介技术带来的忘却。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沉淀在纸质书里面的，往往都经过大浪淘沙，千万遍洗涤。比如《记忆之场》这样的书凝聚了众人的智慧、时代的需求。我在校对的时候深有感触，很多篇章非常优美，数万字的篇幅居然没有小标题，没有“首先”“其次”“再次”的八股。古人说义理、考据、辞章，三者是浑然一体的，只有这样的书读起来才能养心益智。
李恭忠：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杜老师可能也有相似的感受，因为杜老师虽然是网络大咖，还在开“杜课”，但是同时也很重视纸质书的出版。他的想法、言论既通过电子媒介，也在纸质书里面呈现。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杜老师能否分享一下？
杜骏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简单说一点想法。我注意到一些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在我的公众号的那些粉丝当中，许多人对我的话是读过的，但他们也是买书最多的人。换句话说，他对自己已知的知识和事实，更愿意把它带回去——用纸的方式。第二个现象是，相当多的惯性读者，即使一本书他不打算读，他也会买。因此，我认为，这也许意味着三件事：
首先，纸质书更加具有物质性，同时，购买行为更像一种物权的宣示，而在网上阅读则缺乏这种物质性。
其次，当我们在跟书对话的时候，往往假设书代表着人和这个世界的一种契约。你可以这么理解，一个学者在写书的时候，他在向这个世界作出承诺，我要写的东西是有价值、是由作者承担责任的，也是等待验证的；而读者买这本书时，也获得了这份信任——这跟平常读网文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最后，纸质书还有一种力量，它代表了一种信仰，说的轻一点叫作信念。由于书的出版更为严肃，读书也更为正式，当你还在买书、还在读书的时候，说明你对这个世界的标尺是有信念的。人们对于来之不易的东西总是格外珍惜，不是吗？
《记忆之场》：历史是如何投射在当下的
李恭忠：杜老师讲得很好，特别是第三点，信念。在信息传播手段空前发达、空前便利的时代，对具有可靠确定性的知识、情感等的追求，尤其显得珍贵。
《记忆之场》这套书收录了135篇文章，每篇文章原版平均四五十页，翻译成中文两三万字。这么大部头的著作，动员了120多位学者，前后花了10年时间，可以说是一代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套书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的，那时候通讯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现在回头来看，那是一个纸媒的黄金年代，也是对于严肃知识非常推崇的年代。现在这套书翻译成中文，走到中国读者面前，这也体现了一种知识的接力。孙老师能不能谈谈，当初有什么因素打动了你，让你眼前一亮，要把这套书引进来？
孙江：对待书籍或历史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被书籍、被历史绑架，其特征是“好古”，像文物收藏家一样；还有一种态度是绑架历史和书籍，根据自己的所需来阐释、改窜。这段时间“哪吒”席卷华夏、波及外邦，一个“恶童”怎么变成相反的化身了呢？其中有我们对历史的再诠释。
在这样两种态度之外，是不是还有第三种态度？这是我关注记忆之场的一个契机。在《记忆之场》中文版序言里面，诺拉不经意说了一句话：如果放在法国历史学，特别是年鉴学派的谱系来看，《记忆之场》继承了年鉴学派的精神。在我看来，《记忆之场》提出了一种对历史的全新诠释，即关注与当下有关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是如何投射在当下的，这是记忆之场的精髓所在。
那么，在这样一种与过去的关联中，当下的“我”处于什么位置呢？现在时兴公共史学，如果说古代的历史学是为帝王和帝国服务的，现代的历史学是为民族和国家服务的，将来或者正在发生的公共史学则是为大众和公共服务的。在此，历史知识不再被精英所垄断，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知识生产活动。在这一情境下，我们可以从《记忆之场》的阅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营构属于自己的记忆之场。如此，阅读完这套书后，可以平静地对自己说：安息吧，我读过。
李恭忠：这套书是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组织翻译的。学衡研究院酝酿于2009年前后，创建于2014年，十几年来记忆研究一直是一项重要工作。那么想问一下孙老师，研究院使用“学衡”这个名称，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孙江：这又涉及对我们自身历史的认识问题。我们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同时又是现代精神的叛逆。我们是在现代文化的光芒下成长起来的，同时对于现代性的实质并不了解。提到中国现代文化，一般脑海里会闪过《新青年》和“五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切记，还有《学衡》，还有东南学派，等等，它们也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经过一百年来的涤荡，固执传统有失偏颇，全盘西化亦不可取，唯有打通古今、融会中西才是“正途”。
一百年前的“学衡派”同人，是浸渍传统文化、沐浴欧风美雨的一群人，属于最前卫的知识分子，他们提出融会中西的文化主张，是经过仔细考量的。今天回看，他们的想法有前瞻性。对于前人的这一精神遗产，我们当然要继承，而且还要发扬光大。比较一下，今天的现代人比一百年前的现代人，心灵脆弱，心量狭小，很容易受到刺激。继承先贤，扩充心量，拓展思维，是很大的课题。
李恭忠：杜老师和孙老师一样，也是在南京这个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学习、成长起来的，经历了过去四十多年古今中西新旧的交汇。你如何看待“学衡”这个文化符号？
杜骏飞：我可以谈一下这个话题，只不过今天这个时间容不得长篇大论。简单来说，我们在南京谈学衡的时候，意识到这是在南大（当年是南高师、东南大学）校史上的一个文化象征。但是如果我们走出这个地方性，会意识到学衡是一个思想史的符号，是一个中国历史的印记，也可以说是时间里的伤痕。
为什么这么说呢？1915年《新青年》是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的，1922年《学衡》在南京二条巷创立，他们的观念是如此不同。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如果学衡的“不激不随”成为中国变革的主义，历史会有所不同；如果学衡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样一种均衡的人文主义观念主导了中国文化，我们也会避免很多偏激——无论是一味昌明国粹，不融化新知，还是一味讲究西化，导致数典忘祖。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在谈学衡的时候，其实可以重新找到自己的压舱石，学衡的观念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说多少遍都不过分。当然，学衡也是一种记忆，它并不是由一段话而彰显的，而是要在更多的新的历史事件出现之后，才能被激发出来。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重新发现学衡，也因此，我们也会重新记忆我们自身。
互联网：是记忆之场同时也是遗忘之场
李恭忠：杜老师讲得很好，“学衡”确实有特别的文化内涵，也切合我们现在的文化处境。学衡研究院这十几年来做的事情，包括推动记忆研究、开展概念史和近代知识体系的研究，都有这方面的考虑。
回到这套书，里面有很多东西中国读者都很熟悉，比如说巴黎的地标埃菲尔铁塔，游客都要打卡，但是书里也写了我们不知道的内容。埃菲尔铁塔现在被认为是法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标志，是一个光荣的东西。不过书中写到，在1888年刚开始建的时候，包括刚建好之后一二十年里，人们的看法却很不一样。批评者认为，冷冰冰的钢筋水泥，机械的线条，跟以往那种巴洛克式建筑、繁复的装饰相比，一点美感都没有。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历经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埃菲尔铁塔才具备了现在这般正面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作“记忆之场”，它不是平面、静止、和风细雨的，背后往往还有一些矛盾、纷争，最后又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或者共同的情感态度。把这个过程重新呈现出来，把这里面的复杂内涵、由来变迁及其机制讲清楚，就是记忆研究的任务。
翻译不是全部，通过引入国外的东西，也可以推动我们自己的记忆研究。孙老师你觉得，这样一种关于记忆之场的研究和书写，对于我们当下的历史学，说得更大一点，对于当下的人文写作，可能有什么样的启发？
孙江：我们现在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在加速度消失，另一个是历史著作的生产基本停留在“刀耕火种”时代，面对加速消失的历史，我们做着很多非生产性的知识活动。在这一双重夹击下，每一个生活在AI时代的人，或许快要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要珍惜自己，要保护自己，珍惜和保护的方法是回到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上来——情感、记忆、生活经验、生命体验，这些应该成为我们型塑现代文化、进行历史写作的原动力。假如舍弃了这些，所谓知识生产不过是能指的游戏，是在无明状态下的活动而已。
李恭忠：孙老师强调，在今天的AI时代，经验、体验、情感对人文写作尤其重要。杜老师你的看法是比较类似，还是不太一样？
杜骏飞：我刚才在想一件事，其实在AI时代之前，我们的记忆有些已经被删除了，尤其是互联网诞生以来。
大家不要认为数字记忆是有版权的，互联网就是有记忆的。其实版权是有的，但不在你我手上。我这十五年在做一件事情，跟今天的话题有关系。我把1994年以来的中国互联网的记忆打捞了一遍，包括有些已经找不到数字化记录的记忆。为此，我正在写一部多卷本的书，书名叫《拿云：中国网络传播编年史》，它就是1994年以来互联网中国的记忆。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是我作为学衡一员所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对记忆之场的一个致敬。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个回答。
李恭忠：你这个回答我也深有同感。有句话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是一个“遗忘之场”。记忆其实像硬币一样，正面是记忆，背面就是遗忘，所以记忆之场同时也是一个遗忘之场。如果从遗忘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孙老师你觉得这套书里还有什么东西给我们以震撼和启发？
孙江：这套书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是，法国人在经历了1789年之后差不多一百年血雨腥风的历史之后，开始不断进行反省，寻求不同意见的共存。你可以有你的观点，我可以有我的看法，我们之间可以找到妥协之处，达成和解。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如果不能实现内部的和解、意见的共存，而处于紧张博弈之中，乃至互相厮杀之中，是不可能成为伟大民族的。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记忆研究实际上是对以往的“强思考”的反动，是一种“弱思考”。“弱思考”叫weak thinking，是意大利学者的发明。弱思考不是不思考，是对强思考的反动。强思考是什么？就是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借用网络语言，只讲立场，不讲事实。回到事实，回到杜老师说的“常识课”的原理上来思考、来争论，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就算不能达成共识，至少可以共存。
杜骏飞：我想接着这个话题说两句。
我想起罗兰·巴特说过的另外一句话，他说“因为有差异，世界才呈现”，我觉得对于记忆来讲也是成立的。通常我们在讲集体记忆的时候，会误以为记忆是一个均值，但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记忆体现在方差上。所有打捞记忆的人应该意识到，最好的记忆来自个人，无数个有差异的个体记忆，才能构成真正的集体记忆。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想记录过去五年中国人的记忆，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每个人从自己的视角重新诠释那段历史。人们在记忆面前是平等的，人无往而不在差异之中，却生而平等，即使他们的记忆有差异，也是平等的。这也是我读书时的一个感受。
孙江：作为一个资深的史学从业者，我对本专业的意义持有半信半疑的态度。原因是什么？过多的历史、过度的记忆，有可能损害真实的生活。所以记忆之场应该记哪些，既需要保存个体的差异性，承认“我和你不一样”，另一方面，也要有所取舍。脑子里、心里装了太多与生无关的东西，能不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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